大陆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理论依据

1991年我顺利完成在联邦德国的博士学业，获得鲁尔大学经济学博士。获取这一经济学博士学位，正常在德国需要4-6年时间，我的两位德国导师之所以能允许我如此迅速毕业，主要是因为我的博士研究，为德国经济学届主导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破解了一个模型难题。

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尤其是新古典主义和海耶克的弗赖堡学派（包括撒切尔和里根等经济学应用），信奉自由充分竞争市场经济有内在的，对充分就业即包括商品劳工和货币/投资三大市场均衡点的回归活力能力，没有政府干预的充分自由竞争市场是完美无缺的。即便是凯恩斯及其信徒们，也对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政治正确，不敢质疑；只是强调市场会出现短期不均衡状态，因商品需求不足会导致供给过剩和失业，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刺激扩充需求，帮助（加速）市场回归长期均衡水平和充分就业。德国经济学主流强调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认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可能并不完美，会导致失业和弱势群体需要社会救助，但这明显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提出并倡导的，充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完美无缺和政治正确，以及在美国及其主要势力范围的经济社会治理思想和实践。所以我的博士导师希望我能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模型，结合凯恩斯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逻辑推导论证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和失业是否是经济运行的动态常态，充分自由竞争市场是否会有，向充分就业三大市场均衡状态的长期回归内生动力。

本人最后完成的博士课题研究，完全用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分析，依托新古典主义的经典模型工具，论证了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和失业是充分竞争自由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动态，盎格鲁撒克逊的源于英国西方经济学主流依然信奉至今的，市场经济对三大市场均衡状态回归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存在。鉴于我博士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和（在英美经济理论学界的）政治不正确，我博士导师们推荐了我一家名不见经传，但足以帮助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出版社，用德文发表了我的研究结果；我的博士论文如同一本高等数学专著，当时就不可能被英美经济学界接触和研读理解，估计直到当下也依然对英美理论学界是个未知数。美国经济学家们当年对滞涨现象的意外和难以分析理解，其实依托我的博士研究结果很容易解释：如果供给过剩失业高企是市场经济运行常态动态，依托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刺激需求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同时的通货膨胀。

当年作为一个年轻学子，本人其实并未理解我模型分析背后的经济运行和治理的实际含义，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跨国企业实操和管理实践，尤其是在第一线参与目睹了，中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东南亚经济发展和治理企业事项后，就完全理解自己博士研究结果背后的市场经济运行现实和具体。英国人创立的西方国民经济学理论，从首创之日起就只依托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模型分析论证，两个开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交织影响被仅限于对贸易互利的考量展示。

以英国为例，假定GDP即经济活动总量为100，其产出作为收入在劳工和资本间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大头原则由资本获得；如果是一个封闭经济体，资本收入部分不可能被全部用于再投资，总有一部分会被束之高阁放在账户上未用，由此必然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总量低于100，供给过剩伴生失业。英国工业革命的实际情况是，资本收入被大量投资于海外殖民地，如北美棉花种植场非洲的矿产和印度的茶叶种植，依托殖民地输血完成工业革命。这一经济发展和增长现实，尤其是资本对殖民地包括当下发展中国家和主要能源资源原材料输出国的投资收益甚至货币定价权的奴役，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隐晦，即被政治正确地无视。

我当年博士研究定性需求不足即缺口的抽象逻辑分析，如果定量地衡量，究竟在不同的经济体分别有多大呢？在为“经济治理的独立自主”一文所做的分析中，我对比了阿根廷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现状，依托2022年现有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定量地发现，阿根廷经济活动总量（GDP）的32%形成了国内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国经济活动总量（GDP）的63-73%（国内外统计数据不同）形成了国内家庭可支配收入，而美国这一数字在2022年则高达98%。（来源：https://germansinocircle.com/zh-hans/argentine-development/）如果阿根廷居民可支配国民收入，只是其国民总产出的32%，其国内需求应该低于该比例，其每年经济总量的近70%作为收入流向了其它国家。美国经济总量的98%能形成国内居民有效收入，主要依托无疑是美元对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和其金融投资业，对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的碾压般优势强势，尤其是其海外投资收益以及对海外资金的为我所用，是关键。

所以大陆金融强国建设主要的战略目标，无疑就应该有三：首先是将未能转化成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部分的，30-40%的经济活动总产出GDP最小化；其次是尽最大可能吸纳海外其它经济体的资金（储蓄和资本）为我所用，尤其当需要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性低迷阶段；最后就是把发达国家潜在的金融制约制裁风险最大化，把自己的潜在风险尽可能对冲掉予以最小化。

其实大陆金融强国建设，在美元霸权和军事强权大背景下，有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和学习榜样，即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因为二战原罪和战败国地位，尽管是制造业和经济强国，但依然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侏儒，可是其2022年国民产出GDP近80%转化成了了家庭可支配收入。这一数字背后所依托的固然有欧元保护伞，但是其金融系统的设计尤其是对资本收入居民储蓄的有效保护利用，即肥水不流外人田，非常值得北京金融系统决策者们学习借鉴。同样是欧元区国家，希腊这一数字就仅为32%，而欧盟国家平均则高达74%。（来源：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Households_-_statistics_on_income,_saving_and_investment#Gross_household_adjusted_disposable_income）

孟凡辰博士2024年3月4日于联邦德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