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长期糜烂积弱的最大责任人，恰恰就是各级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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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长期糜烂积弱的最大责任人恰恰就是各级体育局。

中国足协本来就是体育总局直管的下属部门，足协烂成这个样子，总局领导却能始终置身事外，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体育总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也就是政府机关，但因为其全部职能其实就是个奥运争金而已，所以事实上它应该是个事业单位才对。然而，国家赋予了这个单位全面管理国内所有体育事务的权力，人民群众只要举办比赛就一定要得到该机构的批准，否则就违法了。

中国足球原来也主要是体育系统办的，依托系统内的体校-体工队-国家队这套专业体制，外加部队（八一）公安（前卫）铁路（火车头）等几个行业体协的队伍。上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这个职业化的背景就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惨败，当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提出了“奥运争光计划”，把重点放在以乒/羽/体操/跳水/射击/举重为代表的所谓“小巧难女少”项目，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争取尽可能多的金牌数。相比之下足球项目太占资源，不论资金还是人员都需要极大的投入，而且还很难出成绩，就算拿了冠军，金牌也只有一块，典型的投入大产出少，性价比极低，所以国家体委不想办足球了，把足球扔向社会，自己找饭吃，国家从此一分钱不出彻底甩包袱。

正常情况下，被政府体育系统抛弃了的中国足球就应该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人家不养你了，当然就只能自己操心自己了。但现实是体育总局的职能是全面管理社会上的所有体育事务，中国足球也概不例外，这也就是总局内部跟足协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所谓“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所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体育总局对足球事业一分钱不出，但中国足球所有的事还都必须它决定，联赛大小事务它说了算，联赛收入大头上缴总局，球员被各级体育局无偿征调（为备战市运会/省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

这种情况造成中国足球参与各方在行为逻辑上存在巨大的悖论：对于足球业界（球员/教练和俱乐部）而言，必须全力专注于以联赛为代表的市场，，不然饭都没得吃，根本活不下去；对于各级体育局而言，联赛死活跟他们没任何关系，反而各级运动会才是必须应付的政治任务。为准备运动会，联赛赛程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各级体育局常年从俱乐部随意抽调球员，然后关起门来长期集训，为此牺牲俱乐部和球员利益也在所不惜。

出钱却没话语权的资方也没了长期经营足球的动力，俱乐部建设敷衍了事，青训能省就省能骗就骗，足球成了政治钻营和金融游戏的工具，职业联赛充斥着短期行为和投机炒作。

同样，饭碗朝不保夕的球员也没了拼搏上进的心思，联赛在要么半死不活要么泡沫盛行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个人职业生涯始终处于体育局官僚和俱乐部资方的双重摆布下，自己命运不能做主，自身利益无从维护，在这种恶劣的行业环境下，也只能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蝇营狗苟了，全行业彻底江湖化流氓化。

所以，取消体育总局的管理职能就是拯救中国足球的关键所在，而且不光是足球，对其他项目的管理也都必须取消。具体地说就是取消体育总局，只保留“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这个牌子，不再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而改成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使之专注于从事“小巧难女少”这些群众参与度低、市场价值小的传统优势项目，也就是专注于争夺奥运会金牌，而不再插手社会体育事务。总之，只保留原体育总局奥运争金的功能，取消其管理体育的职能，使之只办（“小巧难女少”项目）不管（群众体育和职业体育）。

本来体育运动就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既不关乎国计民生，也不涉及国家安全，根本没必要专门成立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相反应该放手发动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交厂矿/人民团体在内的社会力量来搞体育，就像当时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军队/警察/大学/工厂/矿山/铁路/港口/集体农庄等等各行各业不同部门为基础成立诸如中央陆军/斯巴达克/迪纳摩/火车头/鱼雷/海燕/石油工人/拖拉机/矿工/冶金工人/棉农/红星/游击队等等群众性体育俱乐部那样，从而把仅仅体育局一家搞体育转变为全社会都来搞体育，使中国体育不再只有“小巧难女少”这些奥运金牌项目，使包括足球篮球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广阔市场价值的项目也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而不只是现在这样仅仅是个奥运金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