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嫁妆暴力”有多可怕？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嫁妆如何成为

印度人不能承受之重？

据《印度快报》3月27日报道，在印度北方邦高塔姆佛纳加尔地区，一名23岁的男子伙同父母将新婚妻子用电线勒死，而原因竟是不满妻子陪嫁的汽车是一辆铃木斯威夫特，而他想要的是一辆丰田福图纳SUV。

一家三口被捕（图源：印度快报）

无独有偶。

去年，印度也出了一起和嫁妆有关的惨案。一家三姐妹，带着两个幼儿，以及腹中两胎儿，跳井自杀。

“一案七命”，震惊世人。

01

三姐妹之死

“我们不想死，但死亡总比被虐待好。我们的婆家是我们死亡的原因。”

在聊天软件上给亲人留下这条信息后，米纳三姐妹——卡鲁·米纳、卡姆莱什·米纳、玛姆塔·米纳——失踪了。

几天后，三人被发现死在印度郊外的一口井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死者不止她们仨，还有卡鲁的两个孩子，一个只有4岁，一个尚在襁褓。另外，卡姆莱什和玛姆塔还都怀有身孕。

左起：玛姆塔、卡鲁、卡姆莱什，以及卡鲁4岁的儿子。

印度有句俗语：一家若有三个女儿，全部家产都败光。

按当地传统，女方父母不仅要在婚礼时送出高额嫁妆，婚后还得一直给女婿家“送礼物”。不然，女孩到了婆家，很可能遭受来自丈夫和公婆的虐待。

米纳三姐妹便是如此。

在嫁给来自同一个家庭的三兄弟后，她们一直备受折磨。

噩耗传来时，三姐妹的父亲老米纳悲痛又自责。他说，女婿们一直逼他的女儿从娘家要更多的钱，但他拿不出来。

“实际上，我们已经给了男方很多嫁妆，包括床、电视、冰箱等，你可以在他们的家里看到。”

老米纳是一名农民，收入微薄，且有6个女儿。他坦言：“我能给她们的确实很有限。”

三姐妹的父亲老米纳站在女儿们被发现死亡的井旁。

尽管米纳三姐妹觉得“像生活在地狱一般”，她们娘家人也早知道男方家庭的暴力行为，但没有人将离婚作为一种选择。

在印度，离婚如今仍被普遍视为禁忌。

“一旦女儿们结婚，我们认为她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以维护家庭的尊严。”老米纳说，“如果我们让她们再婚，情况将变得更糟，我们会丢脸的。”

最终，走投无路的三姐妹带着孩子集体自杀。

目前，警方以“滥要嫁妆”“虐待配偶”的罪名逮捕了三姐妹的丈夫、婆婆等男方亲属。

米纳三姐妹之死，再次将“嫁妆暴力”推到聚光灯下。

这是印度社会的痼疾。2020年，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记录了近7000起与嫁妆有关的杀人案，平均每天约有19名女性被杀。

这个数字是从警方提交的报告统计得来，实际数量或许还要高得多。

02

自杀背后的谋杀

梅拉就是一个没有被官方数据统计在内的“嫁妆暴力”受害者。

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丈夫指责她带的嫁妆不够多，然后毫不犹豫向她身上泼了一桶汽油，放火烧她。

如果杀了她，丈夫就能再娶一个老婆，再拿一份嫁妆……

万幸的是，她被人及时送到医院，保住了命，但脸和上半身的皮肤都已烧得不成样子。

丈夫在她耳边悄声威胁道：给你两个选择——说真话，说是我烧的你，那你这辈子别再想见到孩子；说假话，告诉大家是你自己不小心烧伤的。

最终，梅拉选择了撒谎。

类似的谋杀案不在少数。

丈夫强迫妻子穿上易燃的尼龙纱丽，往其身上浇上汽油或石蜡油，然后点火。一旦妻子死了，丈夫便宣称是其做饭时不小心着了火，躲避法律制裁。

梅拉被烧伤后，身体上留下许多疤痕。

而比谋杀更隐晦、更常见的手段，是“软刀子”逼人自杀。

情感折磨、扣留钱财、家庭暴力、赶出家门……为了谋求更多嫁妆，一些男方家庭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去年轰动印度的“维斯玛雅案”。

维斯玛雅是个家境不错的漂亮姑娘。2020年，23岁的她通过相亲，认识了与自己十分投契的库马尔，不久后开心地嫁给了对方。

维斯玛雅（右）在婚礼上。

然而短短一年后，她就在浴室上吊自杀了。

“她是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维斯玛雅的亲属说，库马尔一直因为嫁妆的事找茬儿，甚至对女方施暴。

婚前，库马尔一家便通过介绍人告诉女方家，他们很期待嫁妆。维斯玛雅家也想风光嫁女，因此没有异议。

按计划，他们准备的嫁妆包括1.5英亩土地、800克黄金，以及一辆价值100万卢比（约合8.6万元人民币）的汽车。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置办嫁妆的计划。

他们手头没那么多现金，本打算卖不动产筹钱，但疫情下找不到买家。最后，维斯玛雅带着640克黄金和一辆价格低于预期的汽车嫁了过去。

婚后前几个月，男方家还没露出獠牙。但当女方家迟迟无法拿出更多嫁妆时，家暴就开始了。

维斯玛雅曾给娘家同龄亲属发信息：“他一生气就打我，还一直辱骂我父亲。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就想走出房间，但他拦住我，拉着我的头发，扇了我一巴掌。我摔倒在地，他把脚放在我的脸上。”

面对“嫁妆暴力”，不是没有女性试图报警，可最终因此被定罪的人并不多。印媒称，只有32%的相关罪行受到惩罚。

“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她的婚姻生活似乎走到了尽头而不得不自杀，我觉得印度政府是失败的。”印度活动家卡维塔·斯里瓦斯塔瓦说。

03

不只影响贫穷女性

印度的“嫁妆暴力”几乎发生在所有社会阶层中。

2007年，时任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部长阿琼·辛格和家人被告上法庭，遭孙媳妇一家指控过度索取嫁妆。结婚时，女方家已经花了12.5万美元；结婚后，男方家又提出要豪华轿车和首都房产，不给就家暴。

阿琼·辛格。

2013年，印度前世界小姐冠军尤塔·穆赫报警，指控丈夫因嫁妆问题，长期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虐待。

尤塔·穆赫。

“嫁妆暴力”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不言而喻。

曾研究印度嫁妆制度的法学学者赵彩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世纪以来，印度人堕女胎、溺杀女婴现象与此有关。而活下来的印度女孩，自小便有愁嫁的焦虑，在原生家庭地位低；婚后又遭遇丈夫家庭各种暴力，直至被害。

那么，高额嫁妆对男性就是百分百有利的吗？

也不是。

由于负担不起嫁妆，印度一些贫困家庭开始铤而走险，给女儿“抢”个新郎回家。

维诺德就是受害者。他参加朋友的婚礼时，有人找他攀谈，还主动提出婚宴后可以捎他一程。结果对方把他带回了自己家，还拿枪指着他的头，逼他换上新郎礼服。

“那人殴打我，威胁我说，如果不娶他妹妹就是死路一条。”

维诺德哭着求他们放了自己，一旁的女方亲戚却无动于衷，还说：“我们是在给你办婚礼，又不是送你上绞刑架。”

之后，维诺德的家人也接到恐吓电话，要求他们家必须接受新娘。他们立刻报了警，但一个多月过去也没得到任何回复。后来，连警察都开始“和稀泥”，劝他既然已经结了婚，就好好跟妻子过日子。

这导致在印度一些地区，适龄未婚男子一度不敢在晚上单独外出。

赵彩凤认为，高额嫁妆导致男子同样成为婚姻市场的“商品”，被待价而沽，且婚配资源在不同种姓、阶层的男子间分配不均衡。

“受嫁妆导控的结合，就像天价彩礼婚姻一样，使人很难有能力享受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伴侣式婚姻幸福。另外，男子都有生女孩的几率，生了女儿之后，也可能会沦于嫁妆压力的循环之下。”

04

法律管不了？

其实早在1961年，印度便颁布了《嫁妆禁止法》，并在1984年和1986年对该法进行了两次修订。该法规定，凡是接受和索取嫁妆的行为皆属犯罪。

但60多年过去了，高额嫁妆以及因此导致的暴力犯罪依旧广泛存在。

据不完全统计，在印度，女方嫁妆费用约为男方彩礼费用的7倍，约为女方家庭6年的收入总和。

何以至此？

作为受害者亲属，维斯玛雅的哥哥说：“在当地，嫁妆必须相当可观，因为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它。社会地位很重要。”

还有一些低种姓家庭，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争抢着让女儿与高种姓家庭结亲。在这种风气下，高种姓男子成了“紧俏货”，开始坐地起价，不断抬高对嫁妆数额的要求。

“印度现代嫁妆引发的暴力等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原因错综复杂。”

据赵彩凤介绍，目前印度本土和西方学界对此主要有两大派观点：一是文化论，归咎于印度本土根源；二是殖民论，归咎于英国殖民，因为印度的传统嫁妆曾有历史相对合理性。

在她看来，该现象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印度特定的宗教文化与种姓制度、西方殖民导致社会结构等变化、资本全球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等，都是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

至于法律为何迟迟不起作用，赵彩凤表示，世界上被动进入法律现代化的文明，大都经历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冲突磨合的过程。

“印度法系有其强大的宗教法特质，该特质可能对法律文化格外起到了加固作用。这一方面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使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或族群文化特色；但另一面，可能如法学家梅因所说，法律与宗教如果在历史上没有及时松绑，会导致后来的‘不幸’，阻滞社会生活和民众见解的前进。”

“应该看到，尽管‘嫁妆暴力’事件仍频繁发生，但印度的法律现代化改革已在缓慢起作用。”赵彩凤说，一些研究表明，印度种姓文化在淡化，嫁妆制度在渐趋衰落。

但目前，嫁妆仍是印度人不能承受之重。

在这样的嫁妆制度下，没有“赢家”，只有擦不尽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