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红军从苦难走向辉煌（三）

     ​远征，红军从苦难走向辉煌（三）

三、此时国内的社会状态：各省地方军阀势力

（一）地盘是这些军阀的命根子

自北洋政府以来，历史形成的内地各省军阀割据，造就了各省以枪杆子作为实力支撑的地方实力派。

熟悉民国政治军事史的人都知道，在大革命以后，民国政治中曾出现过的冯系、晋系、桂系，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刘湘，乃至西北诸马，包括此时的陈济裳、何健，都曾是拥有以一定战斗力军队作为其支柱的晋、川、桂、甘、青及粤、湘等省政的实际支配者。当然，也包括在“国仇家恨”面前改弦“易帜”的东北少帅张学良。

其中，阎百川自辛亥革命实际主持晋政长达38年（1911~1949），李白新桂系在三桂的统治超过23年（1926~1949）。张学良虽然在“九一八”中丢掉了东三省，但在易帜后，随着他在中原大战中正确及时的站队，蒋曾将北方冀晋鲁热察绥六省和平津两市交由其全权“打理”。

如此，地盘就是这些人的命根子，军队就是保护命根子的不二法宝。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地盘，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小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这些地方军阀与南京政权的关系，多少还是略有些区别的。如刘湘、何健、马步芳同蒋就要亲密一些，新桂系则是其死对头，曾经撰写过“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的阎锡山则要艺术得多一点。而曾经最为强大的冯玉祥则在中原大战后军队尽失。在抗战初期，蒋曾专门为其组建过第三战区，但在“泰山读书”之后的这位“基督将军”，却对原西北军旧部根本指挥不动。

尽管如此，一旦蒋触及这些人的地盘时，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交情、更谈不上丝毫转圜。这也就是阎在抗战初期不惜“联共”，建立“牺盟会”以自保的根本原因。也同样是此时的陈济裳同红军谈成“休战借道协议”。随后，白崇禧将曾布置在桂北以石塘圩为核心构成的“全（全州）灌（灌阳）兴（兴安）”防线上一度虚掩上的湘江大门重新打开的根本缘由，也在这里。

尽管在大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洋政府在南方诸省的统治势力早已成为“过街老鼠”，蒋介石最终以武力为后盾，消灭了北洋势力并随后陆续平定了冯阎桂湘等新兴军阀力量对自己发起的历次挑战。然而，一旦其核心利益面临挑战时，这些地方势力也将不可避免地选择“在同归于尽中去求生存”（P456）

也正因为如此，才发生过此前先后发生了彼此间撕破脸皮的蒋桂战争、粤桂之战、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甚至随后的六一事变。这些都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实力之争，即使在蒋介石占居绝对政治军事优势之后，类似的明争暗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觅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充满枪林弹雨军阀混乱的道路。少部分满身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发出了的”（P283）【第十章《瞩目大西南》】。

（二）此时大西南的川滇黔三省地方势力

此时，蒋“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中的这个“内”，指的不仅是中共，同时也包括粤桂川滇黔晋鲁等省的这些地方势力。

伴随“剿共”战争推进到大西南，黔川滇三省地方军阀，自然也就成为蒋此时必将清除的头等大事。

黔军王家烈，同蒋接触最早但实力最弱并且朝三暮四，其主要影响仅存于黔北地区。更加之缺乏基本的政治敏感与警觉性，也就成为最早被蒋拿掉的对象，先是省主席后是第25军军长。薛岳由此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地盘（1937年5月），但因此时已接近抗日军兴，薛的贵州省主席做得为期甚短。

川军刘湘，以一贯奉行“拥蒋”政策并借蒋之力打败其年幼的叔父刘文辉，最终统一全川。但随着张国焘鄂豫皖红军主力西进入川，并在川北通南巴地区建立川陕红色根据地，刘湘也同样面临“剿共”这一新形态。然而，在“六路围攻”被粉碎后，致其此时态势甚窘。在蒋决意统一川政后，“刘瞎子”以假扮的“笨拙迟钝”（P307），使蒋最终只得以“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名义，在刘记四川军政中插进了第一只脚。而川军的最终解体却主要发生在“七七事变”爆发，刘抱病出征因胃病突然病逝于汉口之后。在此期间，川军主力陆续编成五个集团军相续出川，分赴全国各地抗战。潘文华、邓锡侯、王陵基、王瓒绪和牺牲在河南抗敌前线的李家钰，以及其他独立部队，最终陆续在解放战争中完全解体。

而“跑江湖”出身的彞胞龙云（纳吉鸟梯），在经历12年长期积累后夺得云南军政大权，虽军力仅13个团，但基于内部异常的团结，终得以坚持到抗战胜利。不久，随着杜聿明兵临省政府的“五华山事件”爆发，被迫迁徒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第十章《瞩目大西南》，主题是介绍黔川滇三省地方军阀同蒋在中央军“追剿”朱毛红军过程中不断的斗法】。

（三）这些地方军阀在红军长征途中与蒋中央的“斗智斗勇”

当红军长征开始时，基本上没费多少功夫就顺利通过了陈济裳的防区。尽管在延寿之战中被击尾，从中也让蒋基本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企图。而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也算是有惊无险，因何健为避免长沙再次有恙，为确保万无一失而将布防重心放在黄泥河地区，主力配置偏北，从而他“估算的决战地点，比后来的实际地点偏北了一百多里”（P227），大有临战时有意避战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蒋本人哀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P248）的缘由。

形成这种状态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些地方军阀同蒋中央政权离心离德。根本原因不外乎蒋介石在这些“剿共”战争的同时，秉承削平这些地方势力“一石二鸟”甚至“一石三鸟”一举除三害的既定政策所致。从随后的贵州王家烈失去省主席之职、抗战中对川军的分割使用、直到抗战胜利初就要剥夺龙云省权的“五华山事件”，这条线索都始终贯穿其间。

这些事实上的“山头”，光靠赤裸裸的武力是难以铲除的。

自己有了私心，就没有道理责怪他人“自私”；自己打着算计他人的小算盘，更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别人不“顾全大局”。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第七章《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