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西方概念体系？（一）

我在《东方学刊》2022年冬季刊发了一篇小文章，其实是两年前一个系列视频内容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供观友们拍砖

正文有点长，分四次发吧，这是第一部分

内容摘要：建设中国话语要求系统解构西方话语。西方话语主要由四类概念所支撑：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如自由、法治等；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如极权、威权等；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如民主、文明等；四是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如国家、阶级等。对这四类概念，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对策来加以破解。中国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可能继续低调沉默，讲好中国故事、建设中国知识体系，都要自系统颠覆西方概念体系始。

关键词：西方话语；核心概念；中国话语；中国知识体系

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突出，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2016 年美国大选标志着多元主义话语破产，源于 1980 年代的“文化战争”到今天已经酿成社会文化撕裂的苦酒；美国三权分立和两党制如今孵化出尖锐的“党争”情形；【1】新冠病毒更是以数百万人的生命损失显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治理无能。【2】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乐观的理由。从国际看，西方世界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仍在进行之中，攻击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诸种思潮，如极右思想、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保护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都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思潮上升不仅会加大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世界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而且在话语层面上，它们仍然会对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形成挑战。从国内看，中国国内主张自由宪政、三权分立和所谓“普世价值”的思潮虽然因西方自由主义的受挫而丧失了一部分力量和迷惑性，特别是在青年人中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环，但是并未全线退潮。在拜登当选之后，自由主义的阵线调整巩固并有回潮之势。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对世界思潮演变势头保持高度敏感，同时也对我们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建构和国际传播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在彻底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之后，历史要求我们正视和彻底解决“挨骂”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解决国内价值观问题，牢牢建立起全国人民对党的理论和道路的认同；通过科学、客观而高明的话语战略，赢得全球价值观竞争，树立起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及基于科学精神，打扫屋子，清除披着社会科学外衣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起能够科学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和人类政治经验的政治学新知识体系。

这样一种新知识体系一定是基于强大的核心概念体系构建起来的，而新的核心概念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求系统解构西方核心概念。概念是思想的支点。哲学家们喜欢以繁琐的语言抽象地讨论历史上出现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些哲学观念出现时绝不仅仅是抽象的，而是针对活生生的经济利益、政治立场和思想斗争的。如果不关注那些在历史语境中凝练出的概念，人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思想的历史。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强调在思想史研究中要聚焦于“观念的单元”，【3】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将这种“单位”具体到“概念”之上，将概念的研究作为研究和理解历史的一种形式。【4】社会科学同样离不开概念，任何理论体系都始于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就是对概念化的现实的解释，因而在形式上必然表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民主化理论就表现为“竞争性选举”与“经济发展”“稳定”“人权”“法治”等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又是日常会话的基础，人们日常谈论社会问题时，不可能摆脱国家、民主、自由、法治之类的基本概念。理论本身往往过于复杂，很难被大众理解并运用在日常会话中。只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版本可以渗入日常生活，而这些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论表达，就更离不开概念。因此，概念对意识形态理论和日常话语都是关键的要素。

要解构西方意识形态概念体系，首先要区分不同的概念类别，然后有针对性地应对。概念有很多类型，但西方意识形态常用的概念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西方话语核心概念，二是西方话语炮制的攻击性概念，三是被西方话语偷换和扭曲后为西所用的概念。这三类概念通常搭配使用，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观念混乱。此外还有一类，即西方话语力图掩盖的概念，西方不愿意使用哪些概念和喜欢使用哪些概念是同样重要的，被刻意回避的概念本身就是重要的信号。

一、西方话语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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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是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它的每一个核心概念背后都有着明确的阶级属性和利益指向。但是在西方长期宣传之下，这些概念往往被“中性化”，戴上了“普世”“进步”和“文明”的面具。一些受其影响的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不知不觉地就假定它们是正确的、公正的。这些概念主要有：自由、法治、宪政、程序正义、公民社会、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多元主义，等等。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其他概念均从自由推演而来。围绕着自由概念，法治、人权、宪政等形成了一个概念体系，支撑起了西方价值观的底层逻辑。

西方人为何如此重视自由？有多重原因。

首先，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自由。现代自由概念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而在古希腊、古罗马，都没有个人意识。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人的价值就在于是共同体的一员，是部落的一员。【5】罗马政治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6】到了基督教时代，教会对人的思想、行为都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人紧紧依附于教会，不信教的人在欧洲没有生存权利。即便是推翻罗马教会之后的近代，比如在美国建国之前，新英格兰等殖民地，异教徒或不信教者还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处死。美国建国之后各教派也争当国教。【7】到 20 世纪上半叶，欧洲天主教和各新教教会还在试图控制国家。德国和北欧曾指定路德宗为国教，荷兰、苏格兰和瑞士的几个州也曾给予加尔文宗国教地位。【8】所以，西方历史上，极其缺乏个人意识，极其缺乏自由。相比起来，中国过去两千多年虽然也有地方宗法的约束，但是社会总体上要比西方自由得多，如章太炎所说，“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9】。

其次，中世纪的日耳曼蛮族带来了野蛮自由。例如，自由主义者尊崇的普通法传统就源自不识字的蛮族的习俗。在 9 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有些人懂拉丁语，法官可以查阅罗马法汇编，但是 9 世纪之后的蛮族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法兰克，国王、贵族多不识字，几乎已经不存在立法。法国最后的一项法规产生于 884 年，德国自虔诚者路易死去、帝国分裂后就没有法规产生了。【10】所以除了意大利外，在欧洲各地，习惯法都成了唯一有活力的法律源泉。打官司要靠口头咨询当事法官，签订契约要靠一套仪式和手势。在这种蛮族文明和法律制度下，保留了蛮族的很多原始习惯，也是西方自由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再次，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产生了作为贵族特权的自由。封建制的特点就是权力分层，对贵族来讲，是十分自由的。这种所谓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特权。封建制度下产生了很多与自由相关的制度，如代议制就是典型的贵族特权政体。今天很多人认为议会制是民主制度的形式，实际恰恰相反，章太炎早就看到：“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11】再如选举制、任期制、轮值制等也部分源于封建制度。

最后，资本主义要求基于财产权的自由。现代自由的本义就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的自由。斯金纳在考察自由概念演变时也指出了这一转变，他发现自由的概念在近代早期指的是一种地位，到 18 世纪发生了变化，开始被定义为仅仅是不被干涉的自由。【12】因而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允不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财产的问题。

在欧洲一千多年的神权封建贵族政治中，既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家，也不存在个人。13 世纪之后，新兴的商业阶级兴起，追求发财致富，但是受到了天主教财富观的限制。于是，这个新兴阶级首先就要打倒教会，从教权统治下解放“个人”。同时他们也推翻天主教的财富观，为不择手段获取财富辩护。贪婪需要将自己打扮成一种道德，于是制造了自由主义的哲学。但是这还不够，做生意和发财除了需要自由，也需要法律、和平与武装，而这些东西需要强大的权力来提供。所以新兴资产阶级也是在打倒教会的过程中，与国王结盟，建构起了集权的国家。

因而，资产阶级的个人和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而且自产生起就是同盟。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编造出的反对国家干预市场、限制公权力、强调小政府和分权与放权的这套历史叙事，其实都是完全违背当时历史事实的虚假史观。资本家崛起过程中何曾限制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是靠国家力量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剥夺之后才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靠国家的力量把人强行塞进工厂受剥削，然后建立起劳资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国际上，靠炮舰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占领殖民地后，开始编造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神话。

然而，国家一旦强大和集权，必然会对资本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本性就是要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主权从定义上就是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力。国家和资本的“蜜月期”结束之际，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商人擅长的私人领域中的法律应用到整个国家，让市场的规则成为人间的规则。一旦市场的规则和资本的法律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就不再满足于和国家的结盟，而是要俘获、主导国家，限制国家权力，使国家只作为市场自由的“守夜人”和“打手”，只是仲裁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政策和制度的产生，只有在其全部维护功利原则时，才是合法的。”【13】自由，也就是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优先性，成了现代的“政治正确”，论证这种个人优先性也成为自由主义哲学的宗旨。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14】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说：“几乎所有近代关于道德行为的著作都以假设选择与追求他自己的活动方向的个人开头。似乎需要解释的不是这样的个人的存在，而是他们怎么会有对他们同类的他人的义务和那些义务的性质为何。”【15】

自由国家都建立了代议制，原因就是代议制是最适合将经济权力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的制度，是让各种类型的财产权按比例享有政治发言权的制度。“这种统治样式在 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早期英国等地的议会制政府达到高峰，曾经是共同体的东西被认为是个人的联合。这是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16】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把王权架空，让议会来统治国家。美国革命就是成立一个服务于商人和地产、债券投机者的合股公司。法国大革命干脆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让资产阶级的民法典来统治。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让自由来代替专制，用财产权的自由替换了贵族的特权自由，用法律的统治掩盖了古老的权力的统治。

我们要将自由的本质讲清楚，并广泛传播，让世人认识到，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自由言论、自由行动，都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目的是让毒药更容易下咽。

在澄清了自由的概念之后，我们很容易继续指出法治概念的本质。自由概念直接导向了法治概念。一旦自由概念获得了霸权地位，也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社会整体的代表，而是财产权的代言人，政府不再是规则的提供者，而仅仅是市场规则的守护者。资本家或拥有财产权的阶级最乐意看到市场规则决定一切，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市场规则被称为法，与所谓的公权力对立起来，政府对市场和财产的干预被扣上了不道德的标签。由此法治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法治的程序正义成了至高无上的正义原则。例如，美国独立司法权的功能就是为联邦生成统一的商法和民法。【17】商法和民法本身只是处理私人事务，特别是财产关系的工具，但是当它们以“契约自由”“程序正义”等抽象而普遍的面貌出现时，就使人们只看到所谓过程的公正，不大关注结果的正义了。经过 18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断建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或政治多元主义被描述成了一种可以依据法治和程序原则展开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以获取国家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表面上是透明、开放的，但实际上只有成功的“个人”才有赢的可能。这套游戏规则不必讲公平、正义，甚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干脆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符合程序，人们不能因为结果而抱怨，只能怪自己是失败者。在这种概念话语的误导之下，法治概念掩盖了资本通过代议制、律师和司法权实施统治的事实。

法治概念又引向了宪政概念。法治本身也会出问题，比如，它会失控（列宁曾说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利用议会夺权 )【18】，它会遇到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美国联邦和州权、不同资本集团之间都会有冲突），它会遇到技术性危机（如美国 2000 年和 2020 年大选的选票争议），它也会遇到因社会弊病而导致的政治分裂（如特朗普这种所谓民粹总统当选后导致的政治极化）。所以法治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机制，令真正的权威——资本的意志来出面裁决争议，于是就有了所谓宪政。宪政就是将一份宪法文件供奉神坛，通过“祭司”（最高法院）的解释权来实施政治操纵，令少数统治者的力量足以压倒多数的人民。

这些概念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一旦被破解，西方价值体系就会轰然崩塌。但是这些概念也最为坚固，它们的内核被大量的理论、历史、新闻和文艺作品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令人几乎无法窥探其实质。数百年来的话语建构，也使普通人对这些概念产生了习惯性认同，使人们看到这些概念时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正面联想。因而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辨析批判也最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