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土壤里已没有生存空间

1968年美国大选以理查德·成功当选结束，理查德·尼克松一眼就看中了基辛格的才能，认为基辛格并非等闲之辈，这也是尼克松同样作为一个权谋家的敏锐之处，基辛格成功地当上了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的代表作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另外还有《白宫岁月》、《动乱年代》（这两部是基辛格回忆录，写的是基辛格在美国政府任职时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巜大外交》、《论中国》等。

基辛格70年代曾制定了“联中抗苏”政策，到了已经95岁高龄的他向特朗普提出了“联俄抗中”的建议。但“联俄”困难重重，这是由于美俄之间太多的历史恩怨，这包括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痛苦转型，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北约东扩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的全面制裁，双方信任度创历史新低。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对普京的妖魔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尽管如此，美国决策界仍然难以割舍“联俄抗中”的构想。毕竟，美国在大三角中同时与中俄对抗，不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时期。打一拉一，各个击破，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庞大的反美板块，才属上策。

在美国现实派看来，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造成俄罗斯向中国靠拢的根本原因。为此，基辛格和已故的布热津斯基都主张对俄罗斯网开一面，避免更为激进的政策，以防止中俄进一步接近。美国学界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米尔斯海默更认为希拉里等自由干涉派在乌克兰危机中挑衅俄罗斯在先；西方应该从长计议，力争俄罗斯反水，共同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要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那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从而为美国的“联俄制华”战略提供契机。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美国日益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亲俄” “通俄”是美国政坛的一大忌。

美国的现实派要复制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的业绩，难度极大。

后冷战时期现实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阳痿”，非一日之寒。老布什（1989-1993）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面对突然降临的后苏联时代，布什试图维系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但民主党新秀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乘机攻击老布什姑息“暴君”，一举击败以冷战功臣自居的布什。

此后24年，“克林顿主义”（人权外交），新保守主义（小布什），“自由干涉主义”（奥巴马加希拉里）轮流坐庄各八年，都以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均用非友即敌的观念透视世界，无法容忍任何“灰色地带”。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战略，在美国已被视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在没有外力制衡的世界上，美国基本抛弃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以上帝选民的姿态，从山巅之城踏上了在世界范围内改天换地的不归之路。

秉信现实主义的基辛格对此忧心仲仲，在9·11前三个月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哀叹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意义和实质性的外交而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号施令。

然而基辛格的警世之作没有回天之力。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致使大中东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并一度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冷战后相对安定的欧洲也战火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挟持亚洲国家联手制华。

上述种种，不仅搅乱了国际秩序，耗费了西方的宝贵资源，也使一大批被忽悠和忽视的群体揭竿而起，冲击西方建制派苦心经营的世界秩序。使西方建制派人士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突然“终结”痛不欲生。

尽管如此，建制派不仅欠缺反思，还把西方内外的种种乱象归咎于中俄。只有少数现实派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干涉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但在排山倒海的反俄喧嚣中，这些逆耳忠言大都自生自灭了。

其实，即便那些致力于联俄制中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俄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存有诸多盲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每一个互动都是针对西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难以弥合，中俄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想象也无法理解在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并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中俄两国，已经超越了西方修昔底德的陷阱的恶性循环。

双边关系正常化30年来，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都在探索、适应和协调一种正常却又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问题很少被政治化，互信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此种种，不是西方某个说客或短期行为就可令中俄反目成仇的。

与此同时，双方对结盟都十分慎重，都希望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都乐见对方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美方要重拾冷战期间零和式的大三角机制各个击破中俄，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