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西方红色国度里的青年是如何玩摇滚的？

其实我是来推荐歌曲的。

说起红色摇滚，有人可能马上就联想到张楚翻唱的摇滚版《社会主义好》。

但今天要说的，并非是将红色歌曲赋予摇滚乐外衣的东西，而是那些在曾经的红色国度里滋生出的摇滚音乐。

冠上“曾经”，是因为那些精神文明建设异常发达的国度，后来都没了红色。

换个方式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摇滚乐？就好比有人问，难道你们就不想了解一下朝鲜当下的年轻人状态和摇滚音乐模样吗？

我们倒是想了解，不过在整个地球村里，它一直都是关上门不和任何人来往的态度，所以也没法知道它家年轻人和摇滚乐究竟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们只有绕个弯，挂上倒档穿越到六十年前，打开地图往左，因为在那时，地球村有三分之一还是红色的，不像现在只剩下了中朝古老越；

也因为在那时，摇滚乐刚刚到了自己最鼎盛的时候——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年轻人的腐朽精神产物，同样直接或间接地“毒害”了社会主义国度的年轻人。

有人可能马上想到了捷克斯诺伐克的“宇宙塑胶人”乐队和他们那首经典的《百分之百》（他们什么都怕，那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以及这个乐队被当局逮捕后，一连串社会蝴蝶效应让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

但今天我们主要聊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国度——前南斯拉夫和前东德。

曾经的欧洲东南位置，有一个叫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除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省，南斯拉夫包含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和北马其顿六个国家。虽然是一个终身制总统的一党专政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开门拥抱了西方世界的南斯拉夫在现代音乐文化上，和欧美国家的现代音乐时间线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1960年的南斯拉夫首都城市-贝尔格莱德

1940年代，克罗地亚流行歌手罗比克（Robić）的唱片已经销往欧美地区；到1950年代，猫王、  查克·贝瑞（Chuck Berry）等音乐家的音乐让年轻人纷纷拿上电吉他开始组建乐队，促使了南斯拉夫第一批摇滚乐队的诞生，比较有名的代表是贝尔格莱德（现在塞尔维亚首都）的吉他手迈尔·纳隆（Mile Najlon）和他的 Septet M 乐队。

这时候大家玩的都还是比较美式 Rockabilly 的东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Rock Music。

改变来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英国流行巨星Cliff Richard和他的伴奏乐队The Shadows（阴影乐队，披头士出现之前的顶流乐队），直接刺激了南斯拉夫的乐队数量急剧增加： 克罗地亚出现了 Uragani 、Crveni Koralji 、Bijele Strijele（南斯拉夫第一个发行专辑的摇滚乐队）；首都城市贝尔格莱德最为集中，Siluete、Zlatni Dečaci、Crni Biseri、Samonikli、Džentlmeni 等乐队也开始崭露头角，此时的南斯拉夫都有自己的摇滚音乐节了。

Bijele Strijele乐队 / 图源：CMC TV

说实话，这些乐队名字大多都是斯拉夫语，虽然读起来十分拗口，但音乐却很自然。只是，后来真正的 Rock Music 来了：披头士、滚石、 The Animals、The Who 们掀起的英伦旋风，不仅入侵了美国，也入侵了南斯拉夫，让大家听音乐的口味也变了，导致这一票乐队因为“英伦入侵”要么就换了风格转了型，要么就散了伙。

摇滚乐能在南斯拉夫百花齐放，也许和当时的领导人铁托在文化上手腕不那么铁的缘故有关，虽然也有明确的审查制度，但很多大骂社会现状、表达厌世情绪的歌词歌曲被当局认为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温和批评——要知道，当时大多数的摇滚乐队，都签约了国有唱片公司（社会主义国家怎能允许私人开唱片公司），由国家统一发唱片。

当然，国有企业办事如果有效率才是奇了个怪，乐队们通常可能签约了一两年，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唱片发行出来。

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都是欧洲，这可比同一时期的中欧地区好太多了。

南斯拉夫的摇滚乐在1970年代已经有了各种分支：硬摇滚、布鲁斯摇滚、前卫摇滚、爵士摇滚、实验摇滚、艺术摇滚、华丽摇滚、交响摇滚、New Wave、Cold Wave、合成器摇滚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乐队包括：Time（前卫爵士）、Leb i Sol（马其顿民谣摇滚）、Yu Grupa（巴尔干民谣摇滚）、Galija（前卫摇滚）、Bijelo Dugme（啥风格都有点）等——这些都大受老百姓喜爱，后来甚至还出现了体育馆摇滚这种开创性音乐（专门为想去大型现场蹦迪的老百姓创作的歌曲）。

超级前卫的 Bijelo Dugme 乐队 / 图源：Spirit of Metal

这些乐队直接影响了整个地区后来的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也算是通过摇滚乐开启了巴尔干半岛的思想解放。

虽然创作和表达环境相对自由，空间也比较宽广，但直接触碰政治题材依然是不可以的，除非你想掉脑袋。为了躲避和顺利通过文化审查的年轻人们，只好用怪异的手法和怪异的态度来做音乐，结果大家却稀里糊涂打开了前卫与迷幻的大门。

这也是南斯拉夫当时摇滚乐队数量多，但大多数都干前卫与迷幻的原因所在，而上述提到的乐队音乐也足够优秀，就音色的“酸”味儿，比现在好多自诩“酸”的队高出不止两层楼。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音乐绝不是复制粘贴，也不是拿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旋律填上社会主义的歌词，习惯了欧美世界摇滚乐味道的乐迷，南斯拉夫的摇滚乐绝对可以打开你感官的另一扇大门。

但有的小伙子在听完雷蒙斯和性手枪后，却想硬碰硬。

于是而在另一个领域，表达态度更加激进的朋克乐队，1970年代的在南斯拉夫大批诞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75年在克罗地亚显露江湖的 Paraf 乐队——只是，国家对搞朋克还是有要求的：你可以说你青春期的叛逆，可以说你的个人主义，可以说你无聊透顶，但是有些东西，你不可以说。

南斯拉夫第一个朋克乐队 Paraf / 图源：Last.fm

在散文集《记住乌托邦：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南斯拉夫的社会状态被描述成“压抑的容忍”。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有的人在违规的边缘试探，有的人则在边缘等待违规的人到来。

文化来自民生，民能聊生是因为整体经济还过得去。这一切，更重要的还是源于那时候南斯拉夫整体经济实力还不错。

事情的转折从1980年开始，铁托的去世、经济的下滑、失业率的攀升、物价的飙涨，让这个曾经的经济文化强国忽然严肃了起来。

铁托去世后，老大哥来接替了这一切，同时也带来了老大哥在家中的一贯作风。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玩乐队和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被逮捕，街头涂鸦和像之前的自由表达不再被允许，南斯拉夫的摇滚乐，就这么在1981年给耽住了。

再后来，南斯拉夫的六个国家开始了告别社会主义的独立战争，再然后，这个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就彻底不存在了。新的乐队也在出现，但势头不再有之前那么勇。但这个国家从1940到1980这一段有清晰的历史和深刻的记忆，没有断层的文化幸运的分散保留在了那六个国家中继续延续着。

上文提到前南斯拉夫的摇滚乐状况比同样是欧洲其他地区要好很多，对比对象是位于中欧的东德。就在英伦旋风满世界刮的时候， 东德领导人——当时已70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却感到了不安。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1990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德国——1961年，一道墙将德国分成了东西两半。在同一片天空下，当西德年轻人已经组建了 Kraftwerk、Neu! 这样的队伍时，东德年轻人还在对着马恩列斯敬礼表忠心。只是，白天唱着红色赞歌的东德青年，晚上都在偷偷听着隔壁的电台音乐节目，和交易毒品似的私下传递摇滚乐唱片。

把同一片天空分成两个不同世界的柏林墙 / 图源：Thierry Noir

年轻人喜欢听摇滚乐，让东德领导人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的有很重大的关联——热爱西方音乐会导致热爱西方政治制度，并且会腐蚀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表示：摇滚乐是美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国家的敌人。

实际上，对音乐的多疑，一半有必要一半没必要。没必要是摇滚乐不仅没和当局政权站在一起，反而经常大骂政府；有必要是，摇滚乐歌唱的自由与反抗，已经实实在在的刺激了美国英国的社会变革，并且还正在全球范围里刺激着社会变革，这在严密控制人们表达与思想自由的东德，是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的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于是他们开始创造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来有意引导年轻人的喜好。比如由国家统一设计和组织的集体舞蹈，比如通过官媒报刊丑化摇滚青年。不仅如此，东德当时还实施了社会主义音乐配给制：严格规定了公共场合一年能播多少首西方音乐。

然而，传播学有一条真理是：如果你想让一个东西受到大众的关注，那就禁掉它！所以，当统治者越想禁止摇滚乐，反而促进更多的东德青年们喜欢上了摇滚乐。于是，苦恼的东德当局重拳出击，雷霆出击派出了斯塔西（Stasi，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全称国家安全部），用尽一切办法来禁止人们听摇滚乐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

比如逮捕听西方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比如逮捕那些不按规定着装的年轻人。

《斯塔西秘密档案》：监视拍照那些偷听西方流行音乐的年轻人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69年，西德RIAS电台DJ随口说了句：要是我们在柏林墙这边搞一场滚石乐队的演唱会，让东德兄弟们也能听到，那该多棒啊！

结果这个残忍的玩笑被以讹传讹，有鼻子有眼的说滚石乐队会在10月7号在柏林墙边开演唱会，而且演出地点是墙边一栋19层楼高的楼顶，这栋楼比柏林墙高出80米，滚石乐队的摇滚声音会直接飘过柏林墙！

很多东德年轻人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听到摇滚演唱会了，于是在那一天结伴前往柏林墙。只是，他们没等来滚石乐队，却等来了斯塔西的大批秘密警察的镇压。 东德年轻人一边抗争一边唱着“围墙必倒塌”（Die Mauer Muss Weg），最后多人被逮捕，有人甚至被判刑两年。

这一年同样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德国摇滚之父”之称的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组建了他的第一个乐队 Free Orbit，直接影响了柏林墙另一边的东德青年；另一个是，前卫摇滚乐队 Puhdys 成立，并且成为了东德第一批获得 “Auftrittserlaubnis”（表演许可证）的乐队。

1969年的Puhdys / 图源：WDR

表演许可证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东西： 在Olaf Leitner的《民主德国的摇滚乐：一篇墓志铭》书中提到，当时所有公开演出的音乐人，不管是职业还是业余的，必须要有表演许可证，而获得许可证的方式是——为国家文化官员委员会进行一场让领导们满意的成功表演。

不过，拿到演出许可证还需要付出各种代价，首先是玩乐队的经费。 在我们的理解中，玩摇滚都是自己花钱，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东德乐队的经费由国家提供，通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ie Deutsche Jugend, 类比中国共青团）这个国家认可的官方青年组织提供文化基金。

于是：录制唱片需要多少费用，需要做好预算申请和过审；专辑歌曲数量、歌曲名字、歌词，需要过审；计划在哪里演出、演出场次多少，需要过审；最后，如果想发唱片，需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然后统一交由国有唱片公司发行。

时间来到1970年，摇滚乐已成为了东德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压不住势的当局索性就借势将摇滚乐进行实用化，最显著的两个政策就是：一，可以搞摇滚乐，但是歌词必须使用德语；二，放宽公共场合音乐播放比例，调整到6:4（6成是歌颂社会主义的红歌，4成是其他歌曲）。

口子稍微松了一点，摇滚乐勉强有了能够存活的空间。于是东德陆陆续续出现了10来个乐队，其中的代表有玩艺术摇滚的 City 乐队和深受年轻人喜欢的 Klaus Renft Combo 乐队等等——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的作品影响。

1973年，为了对抗西方世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以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搞了一个“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此前已经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古巴、朝鲜等国办过，73年这届是第十届，在东德举办。

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人如其名（东德全称为民主德国），当局对思想和文化的管控稍微松了一点， 这种“松”让青年人产生了错觉，以为真的会变得民主起来。在这种氛围下，年轻人有的穿上了嬉皮士服装，有的染了头发，有的则竖起了朋克头。Klaus Renft Combo 乐队也率先站出来，歌词开始更加大胆和直白。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世界青年联欢节办完后，政府又收紧了政策，然后一个一个秋后算账：首先，先把跳得最高的 Klaus Renft Combo 乐队封杀了，另一个也跳得高的歌手 Wolf Biermann 直接被开除了国籍；然后，染头发的，梳鸡冠头的，挨个在档案上记过，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社会发展。

秘密警察斯塔西们也没闲着，因为要抓的人太多，于是他们首先发动举报运动，鼓励民众检举揭发身边玩摇滚组乐队的年轻人，然后集中力量逐一击破各地的摇滚演出，其中被搞得最惨的当属那会儿刚刚兴起的朋克音乐聚会。斯塔西同时也以“演出许可证”为由，逮捕了不知多少“无证玩乐队”的年轻人，要么把他们拉去强制服兵役，要么就是拉到边远地区隔离起来。

柏林斯塔西博物馆展品：被逮捕的朋克青年

在《斯塔西秘密档案》中，时任斯塔西官员的尤尔根·布雷斯基（Jurgen Breski）说：他们想要人们遵守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想尽办法打击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东西。忽然之间，东德的乐队就只有乐队名字，没有乐手了。

但是用这样铁腕的方式进行打压，人们就不听摇滚了？结果东德当局在1970年末进行调查，竟然发现84%的年轻人每人每天有2-4小时都在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听摇滚乐，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了自己一天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现状的挫折感与日俱增，润掉的人也在逐年增加。

到了80年代，

西德的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已经从和朋友玩乐队跳脱到了自己玩，为了表示对东德铁腕打压的不满，也为了想用音乐反映东德年轻人的状态，于是他写了一首叫做《开往潘科的特别列车》（Special Train to Pankow），歌词是这样的：

喂，埃里希，你真的是个阴着脸的淘气？

你为什么不让我唱工农大众的生活？

亲爱的，我知道你也散漫得彻底，

我知道内心深处你也是个摇滚明星。

你也喜欢偷偷穿上你的皮夹克，

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听西方电台。

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 图源：DW

埃里希是当时东德执政党的总书记，习惯了自我审查的人一下就看出了这歌其中的端倪，揪出林登贝格让他解释，他说：我在歌里说总书记穿上皮夹克，这是无产阶级的光荣服饰，是普通人的象征。

年轻人们非常喜欢这首歌，也知道他真正在说什么。只是敏感的当局可不管他的解释，直接把林登贝格进行了在东德的全面封杀下架处理。

“潘科”是当时的一个区，很多政府官员都住在这个区域，因此老百姓也把政府官员叫做“潘科”。受到这首歌的影响，1982年，一个叫做“潘科”（Pankow）的乐队成立了。

这个乐队很有意思，一方面拥有着演出许可证和国家批准的搞乐队经费，一方面又极度不配合当局要求的正能量，而是在歌里大量描述社会现状的苦闷和压抑，以及东德青年的艰难生活和对当局不满等等负能量内容。

Pankow / 图源：MOZ

结果可想而知，几年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将他们封杀掉了。

你看现在一些被封杀的音乐人，要么从此销声匿迹，要么就是发布“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错误”的检讨书——当然，更多人还是选择直接不去踩雷，就说说自己心里的情爱小九九，说说歌舞升平的宏大叙事就好了，反正都是为了搞音乐而搞音乐，既然不敢有什么真实的表达，那还是安全第一为上策。

但潘科乐队没这么做，成员们选择了集体写辩白信给总书记埃里希，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也没有终结自己被封杀的命运，但这种给总书记写信申辩的举动，已经体现出了摇滚人的抗争精神和勇气。

不过，也有“动不得”的乐队，比如1983年成立的朋克乐队 Feeling B。动不得的原因是，主唱 Aljoscha Rompe 的爹是东德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自己又是拿着瑞士护照生活在东德的人，于是 Feeling B 不管怎么搞，他们都是当时罕见的“拥有政治安全”的乐队。

Feeling B 乐队的成员里，键盘手叫做 Christian Lorenz，吉他手叫做 Paul Landers。

Feeling B 乐队，你能认出 Christian 和 Paul 吗？

说他俩是因为，后来 Feeling B 乐队解散，这俩哥们和另外三个无比厌世的东德失意年轻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叫做 Rammstein 的乐队——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德国战车。

早年组队不久的战车乐队 / 图源：Thoght

Olaf Leitner的《民主德国的摇滚乐：一篇墓志铭》还讲到一个事，就是1969年柏林墙边没有实现的摇滚演唱会，在1987年真的实现了。

那年6月6日到6月8日，西德在柏林墙边不远处的国会大厦前办了一场叫做“为柏林而唱”的演唱会，演出主要阵容包含了大卫•鲍伊（David Bowie）、 Genesis 乐队和 Eurythmics 乐队。

这场维持了三天摇滚演唱会，有四分之一的喇叭是朝向了墙另一边的东柏林，挑衅意味十足。西边来了八万多名观众，东边也来了上千名摇滚爱好者，挤在墙边聆听这场只能听见不能看见的演唱会。

在柏林墙边的大卫·鲍伊 / 图源：B.Z.Berlin

忙碌的东德警察再次出动，提着棍棒驱赶、殴打、逮捕在墙边听歌的年轻人，但这次年轻人更加整齐高喊：必须拆了柏林墙！更加不巧的是，这个混乱的场面，上了西德的电视台和广播播报。

一向看重秩序和稳定的东德当局这下慌了，民心都快不在了，再这样做只会起到更加猛烈的反效果。于是， 自由德国青年团提议：与其让西柏林搞这种幺蛾子，不如我们自己也办演出，邀请西方音乐人来满足东德年轻人。同年9月，他们先是找来了鲍勃·迪伦，搞了一场民谣演出，结果大多数年轻人不是特别买账。

1988年3月7日，东德找来了英国当时的流行乐队 Depeche Mode 搞了个小型室内演出；然后6月1日又找来英国歌手 Joe Cocker 搞了个演唱会。

图源：80s80s

结果两个礼拜后，西德又搞了一次“为柏林而唱”的演唱会，还是头一年的地方，还是把四分之一的喇叭对准东德方向，只是这次的主要阵容更猛：Pink Floyd 和 Michael Jackson。

图源：Alamy

东德年轻人又一窝蜂跑到柏林墙边挤着听对面的演唱会。这时候，当局没再派警察去镇压年轻人，而是特别积极地举办了一次与之对抗的正儿八经“不糊弄人”的演出：他们邀请来 Bryan Adams（加拿大摇滚歌星）、Big Country（英国新浪潮乐队）、Marillion（英国前卫摇滚乐团）和本国人气乐队 City、Feeling B 一起演出，希望这样可以不再让年轻人去柏林墙听那边的歌。

东德当局本想拿音乐取悦年轻人，拉拢年轻人，也给自己做一个安全阀（像极了苏联变成前苏联之前那场金属演唱会），结果音乐反而加强了年轻人对自由表述，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就是当时美国的著名摇滚歌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东德的演唱会。 之所以让这个共产主义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来东德，一方面是因为史普林斯汀是当时享誉世界的摇滚巨星，另一方面他的歌有很多都是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他是站在工人阶级这边的。

1988年7月19号，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在东柏林开场，官方准备了16万张门票，但是全部售罄后还是有很多没买到票的人想来看现场，最后政府索性开放了场地——传说中，这场演出聚集了近四十万观众，东德能来的人，几乎都来了。

你们感受一下当时的盛况 / 图源：Alamy

这场演唱会，斯普林斯汀将《恶地》（Badlands）作为开场曲，歌词是这样的：

谈论着梦想，试着实现它

你在夜里惊醒，感到如此真实的恐惧

你耗费生命，等待一个不会来临的时刻

别浪费时间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恶地

让破碎的心站起来

那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只能努力往前推进，直到被了解为止

这些恶地才会才会开始对我们好一点

拥有理念，深植于心的人们啊

活着并不是一件罪恶之事

我想要找一个地方

我想对着这些恶地的脸吐一口口水

《恶地》本来唱的是美国，但是现场的人却深深的感受到，这也是唱的极权统治下，掐死人们梦想的东德。

斯普林斯汀后来唱的歌，每一首描写的故事，都可以从大洋彼岸的新泽西，转换为东柏林的现实，而最震撼的场面是：当他唱起《生在美国》这首歌时，台下数万观众挥舞着自己自制的美国国旗，和他一起高唱《生在美国》。

图源：Alamy

只是，斯塔西们却没有察觉到人们心中的汹涌。在《斯塔西档案》中的一份解密文件可以看到当时在史普林斯汀演唱会两小时后的记录：

晚间9时30，摇滚演唱会毫无意外地继续进行。群众的气氛绝佳。国家安全毫发无伤。一共有800人在演唱会期间晕倒，其中有110人是因为饮酒过量导致。

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结束后第二年，柏林墙真的就倒塌了。

​

然后，东德在1990年3月举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选举，并在10月3日与西德统一，成为了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德国。

从此，地球上再也没有了东德。

虽说都是在摇滚狂欢后谢幕，但就像一场金属演出不可能把苏联唱解体，柏林墙也不可能是斯普林斯汀的演唱会给唱垮的。 

只能说，音乐也好，摇滚乐也罢，任何音乐形式都应该是表达私人情感，而不应该一来就要背负上宏大意义的出发点。只是，音乐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改变空气的重要因子之一；只是，那些敢于直面社会现状和人性表达的摇滚乐，更加直接的让年轻人坚信他们所坚信的——早就不想活在围墙阴影下的人们，他们坚信终有能找到自己声音的那一天，能等到打破虚妄腐烂体制的那一天，能走到追求真正思想自由的那一天。

我很喜欢的一幅来自Bansky的作品

“妈妈，我要上街去了” / “孩子，妈妈等你回家”

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只不过恰好给了大家支撑自己的力量，给了大家一股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虽然它会遭到封杀，遭到下架，遭到噤声与逮捕，但是，

机关枪、棍棒、牢狱之中的铁栏杆、现实的水泥墙，远方的铁丝网，这些可以挡住人的肉身，但是挡不住音乐。

摇滚乐只是音乐的一小部分，音乐也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而文化这个东西，也是对于当下时代最好的记录，记录了当下人们物质与精神的模样，记录了一个国家的沉淀与灵魂的模样。

到最后，你可能会问我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摇滚乐？

乐评人颜俊曾经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中国的年轻人还没有搞懂什么是摇滚乐，还没有学会进入疯狂分类的误区，我们就开始用精神，而不是形式来判断摇滚乐。

乐评人李皖也曾说：翻看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发现里面都是空的，摇滚时代没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而已。

我觉得两位前辈老师说得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