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眼联盟”在苏联的特工、线人和间谍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它们后来都脱离英国独立，但是在狡猾的英国人要求下，它们和英国之间保留着一些情报合作的机制，比如秘密地点、沟通渠道和特殊领域的合作制度，这些合作不仅存在于信号情报和电子情报，更多的在于人员方面的直接情报合作。

在“五眼联盟”当中，美国依靠它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空间情报能力，而其他4个国家在英国的带领下，专注于通过遍布全球的情报站点建成情报网络，然后运营着无数个有秘密渠道的人工情报。这5个国家之间各取所长相互合作，形成了全球实力最强的情报联盟。

那些曾经从中情局退休的美国情报人员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提到自己曾不止一次被派往英国、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秘密情报点工作，有些情报点就混迹在普通居民区，以至于当地人对他们毫无觉察，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培养线人、代理人和间谍，以及和他们建立联系。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想给一个国家派遣情报人员，各国官方最常使用的方法，是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把情报人员光明正大地派到对方国家的使馆里上班，然后找机会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比如现在蜗居在俄罗斯的美国前中情局特工斯诺登，曾经就作为外交人员被派往瑞士上班，负责网络监听。“五眼联盟”国家的外交官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苏联活动，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万一被苏联情报机构识破并逮捕，可以利用外交人员享有的特权摆脱审讯、监禁或者秘密处决。当然一旦身份暴露的下场一定是被驱逐出境，这个人对苏联的全球情报工作也就彻底结束，因为一旦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对方会特别留意这个人的任何海外行踪。

在冷战期间，这种最常用的方法效率却非常低，因为那时候克格勃严密监视和跟踪“五眼联盟”国家的每一名外交官，几乎是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监视他们的行动，所以一个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的情报人员，包括他的任务、职位、下属、上级等信息，苏联人几乎都摸得一清二楚，导致的结果是这些情报人员几乎无法开展情报工作，想获得有用信息难于登天，生活和工作都充满了挫败感。

相比较而言，各国驻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反而收获更多。海军武官当然也被克格勃严密监视，但是由于身份原因他可以在满足对方特定要求的情况下正常旅行，可以访问一些苏联海军基地并和苏联军官们交流，甚至在没有受到苏联限制的情况下拍照，只要性格开朗、心思缜密而且不嫌麻烦，总是能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曾经有一位西方国家的海军武官，在苏联某个重要的船坞附近闲逛，意外捡到了一块从卡车上掉落的钛焊片，这个焊片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当时苏联制造的“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承压船壳就是用钛制造的，钛这种材料不但轻而且非常坚固，再加上潜艇采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液态金属核反应堆，所以当时苏联的核潜艇在水下航行速度非常快。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技术部门拿到这个钛焊片以后，就可以分析苏联核潜艇制造工艺方面的信息。

（五眼联盟的海军军官在开会中）

但是以上这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官方渠道能够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更好的方法是寻找真正的苏联间谍，也就是找到背叛苏联的本地人，直接向西方国家提供价值信息。然而冷战期间苏联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几乎滴水不漏，克格勃制定了严格高压的管控措施，即使有些人痛恨组织真心想给西方国家提供情报，他也找不到机会这么做。

即使情况如此艰难，“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还是在想办法说服苏联公民成为自己的间谍，比起主动出击去说服和腐蚀苏联公民从事间谍活动外，在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或节日舞会上发现目标的概率更大，那些有意向的背叛者在这些场合会有一些主动的暗示。不过从历史数据来看，这种被动方式也不足以满足需求，而能满足需求的是他们找到的情报“代理人”。

如果把一个背叛苏联提供一手情报的人当做“间谍”的话，那么“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就是这位间谍的最上层老板，而在老板和间谍中间层层传递信息的人就是情报“代理人”，通过多层次的复杂代理人结构设计和严格的训练，就可以在确保情报通道安全的情况下，获得想要的重要情报。

“五眼联盟”最终招募的代理人主要是其它国家的公民，既不是自己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和苏联保持中立或友好的国家公民，他们进出苏联不会受到克格勃的特别关照，但是有正当理由频繁往返苏联，比如那些和苏联国防机构有生意往来的人，那些前往苏联参加各种会议和博览会的商人、科学家或学者，都是理想的代理人。

（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大楼）

作为一个情报代理人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被克格勃逮住那基本上凶多吉少，最基础的待遇是长期关押和折磨，这时候“五眼联盟”不会承认他的身份，也不可能营救他，当克格勃发现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后有可能将他秘密处决从此人间蒸发。那么情报代理人为什么要从事这项高风险的工作呢？因为高风险意味着高收入，一次成功的情报传递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

“五眼联盟”能做的是最大程度确保安全。首先他们要挑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他不来自“五眼联盟”国家甚至跟“五眼联盟”友好的国家，其次在某个领域要拥有非常可信的资历比如科学家身份，凭借该身份他能够在苏联开展合法正规的活动，第三是对他进行严格、精密的训练，练到他自己不会犯错也能应付克格勃调查的程度。

冷战期间“五眼联盟”最理想的代理人，是来自华约组织内部的非苏联籍公民，他因为工作或生意经常要前往苏联海军活动频繁的关键地区，同时他在西方国家或苏联以外的华约组织成员国有亲戚，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报代理人，他可以在正常的工作和探亲访友过程中顺便做这项副业，这个连他家人都无法觉察。

冷战期间“五眼联盟”次一级的理想代理人，是一个来自东德、捷克或匈牙利的公民，他们在苏联有亲戚所以需要随时过去探亲访友，而他的亲戚或亲戚中有一些对苏联政权不满或对生活现状不满而愿意冒险赚这份钱的人，那么这个人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情报代理人。

那么这些代理人能不能深入到苏联潜艇研究所和制造车间内部呢？事实证明这样的概率非常低，冷战期间苏联的直接叛逃者数量本来就少，来自潜艇设计和研发制造机构的就更少了，能在这些机构担任重要职位的官员叛逃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五眼联盟”自己也承认，苏联在保护国家重要机密方面做得非常到位。

（一座俄罗斯造船厂）

也就是说，通过代理人、间谍和叛逃者，“五眼联盟”获得的信息都是间接的、外围的和碎片化的，通过这些信息不足以准确地获得苏联潜艇研发的完整技术，因此他们还需要依赖其他途径来补充情报，补充方法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截获当时苏联的无线电通信，从中破解有价值的信息，结合线人和间谍的情报作出最终的分析和预测。

美国借助“五眼联盟”的综合组织协调，通过情报代理人、线人和间谍人员，结合卫星、通信技术的拦截破解，借助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情报监控点，以及长期在水下对苏联潜艇的追踪监视，最终获得了相当完善的情报，他们对当时的每一艘苏联潜艇建立了完整详实的数据库，从而在冷战期间的潜艇竞赛中取得了优势。

因为有了优势，美国及其盟友曾经计划在1985年对苏联发动一场海上战争，战争目标是在不升级为核战争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这个计划因为后来苏联明显的衰败而没有实施，但是这项计划影响了“五眼联盟”国家海军作战体系、军备采购和舰队部署，美国海军也因此在80年代也走向了巅峰状态，一定程度上压迫着苏联走向了解体。

【本书参考资料】[英] 安东尼·韦尔斯.五眼联盟.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