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京东｜“边界”的诞生：制图技术如何塑造国家主权的领土化（下）

勘界的“技术”

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近代外交的一次重要转型。此前的边境谈判是为领土归属的问题找到一种政治解决方案，接下来的勘界工作则是一套边界建构的技术流程。前者是军队与外交官的职责，后者则交给了知识机构与技术人员。正如诺尔曼（Daniel

Nordman）所指出的：“相较于边境（frontières），边界（limites）才是自然地理的，也是象征的、图像的。”它在现实中通过对土地的测量而获得，但在政治上仰赖主权原则，在此过程中，排他性的边界取代了防御性的边境，继而缔造了平等的国家间关系，使之从多中心（polycentrique）、异质性的司法与权利清单转向匀质化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é）空间结构，这是1648年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特征。逐渐从历史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主权国家观念，更加依赖自然地理与地形学的客观描述，了解土地的面积、山脉的轮廓、河流的走向也需要成熟的地形勘测与制图技术。所以在17世纪后期，传统外交官员与掌握技术的工程人员共同完成了领土划分后的勘界任务，这实际包含着两项并行不悖、密切配合的工作：

第一，由外交官员、地方行政人员等担任的划界专员（commissaires），负责条约中领土性条款的落实，具体表现为边界线上“界碑”（bornes）的树立及管理。

如前文所述，相较于不确定的frontières（边境），limites（边界）与bornes（界碑）的优势在于可以准确、固定标示某个具体的地方和地点，也更容易在地理科学的意义上描绘某片土地的范围和轮廓。由此引申，délimination指的就是“划分”“划界”的具体工作，这也是1885年《中法新约》之后众多勘界条约及补充条款的常用词汇。在《比利牛斯条约》中，对“划界”的具体说明出现在第110条：

以上所说的专员有权划定边界（limites），低地国家地区原属两位国王但存在争议的诸多地方应依据条约划归各自，包括特权领地、土地和其他，防止以后产生争议给臣属居民造成不安。为防双方在现有条款的解释上产生分歧，对划界专员之间的不确定情况实行仲裁，仲裁的决定应由两方共同实施，不得推迟或者贻误。

实际上，1656年李奥纳在马德里谈判时就提出，为了避免争议或重新陷入武装冲突，和谈之后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工作来确立界碑，应派遣两国的专员们来负责勘定地界。《比利牛斯条约》第42条也指出：

为了实现以上的划分，须由双方的专员代表共同确定比利牛斯山脉的走向方位，其内容信息作为两个王国应该的分界以及边界线（limites）。两国约定条约签署后一个月之内派遣相关调查专员，并在另一个月内达成共识。如果无法取得一致同意，将及时同双方的全权代表沟通汇报，后两者本着避免武装冲突的原则进行磋商。

1660年3月以后，由新任图卢兹大主教马卡、奥朗日主教塞隆尼（Hyacinthe
Serroni）与来自西班牙的瓦伦格尼亚（Miguel Salvá i Vallgornena）、费雷（Josep Romeu i
Ferrer）担任双方的调查专员。22日，四人在塞雷（Ceret）举行了第一次调查委员会会议。不过，双方在条约第42条的解释上产生分歧。法国人认为，作为古代高卢与西班牙边界的比利牛斯山，指的是古代的“自然边界”；西班牙人则坚持比利牛斯山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已经长期作为高卢和西班牙的边界”，应更多参考当下状况。5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定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方案：西班牙获得塞尔达尼亚，但保留法国对卡洛尔（Carol）山谷33个村庄的主权。这种派遣划界专员的做法很快得到沿袭，同一年，法国国王就委派审查官库尔丁（Honoré
Courtin）、阿图瓦总督塔隆（Claude
Talon）为专员，根据《比利牛斯条约》的精神，赴阿拉斯（Arras）地区落实北方边境的界线问题。

第二，由工程、测绘人员所形成的技术支持机制，在勘界的同时测绘边界线数据，并以制图的形式确定、保存，以备国土及外交部门的使用或公开出版。

通常在条约缔结以后，新地图的绘制会作为一种后续确认形式，或是对文字条款的补充说明，或是向公众读者传达有关国土疆域及行政区划的最新信息，这些在18、19世纪的法国都已是惯例性的做法。如在1701年，纪尧姆·桑松出版了一幅最新的《法兰西地图》（图4），其副标题就是“构成其王国的不同政区以及通过1648年明斯特、1659年费桑岛、1679年尼姆格、1697年雷斯威克的和平条约所征服并入的部分”。根据1718年《巴黎条约》第2条，法国获得了萨尔路易斯（Saarlouis）及周边五个村镇，同年的一份手绘地图就详细记录了这次东北边境线的变动（图5）。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官方和民间更是接连推出众多反映维也纳条约体系与领土安排的地图产品。在这些说明最新条约内容的地图上，作者们习惯用虚实线以及不同的颜色将新并入或脱离的领土标示出来，与此同时，线条的粗细程度表明了外部国界与内部省界的差别。

图4  1701 年《法兰西地图》的题铭与比利牛斯山部分

注：题铭框中的文字列数了相关的各个条约及其时间。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馆藏编号GE C-9963。

图5 1718 年《萨尔路易斯地图》

注：根据
1718 年《巴黎条约》第 2 条，法国的边境线向前推进了约 2
公里，即图中双虚线所包括的萨尔路易斯市和博马莱（Beaumarais）、恩斯多夫（Ensdorf）、福罗劳顿（Fraulautern）、里斯多夫（Lisdorf）、罗登（Roden）五个村庄。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馆藏编号
GE D-14499。

不过，条约地图中的边界线条一般还停留在政治设计的层面，而具体、现实的国界线依然需要在实践中完成。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例，1659年后，比利牛斯山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边界”：第一种是历史遗留之界，杂糅了各种过往的条约与地方性、封建性的权利清单和协议安排；第二种是由行政专员划定、地理工程师测绘制图的政治分界；第三种则是科学队伍也探知不到的、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分野。尽管《比利牛斯条约》做出了政治安排，但当地居民因传统惯习、资源争夺、往来贸易和移民、盗贼活动等引发的冲突却越来越多，仅伊拉蒂（Iraty）森林一处在1717—1785年间就发生过59起冲突。

在不断应对、解决此类问题的过程中，双边委员会（commission
bipartite）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一种惯例机制。1768年，因为一系列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由格兰普雷男爵（le baron de
Grandpré）和卡里略元帅（Antonio Ricardos
Carrillo）组成了特别委员会。除了这两位专员，该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是一批专业的制图师。法方领衔的是国王地理工程师蒙特森（Louis-Charles
Dupain de Montesson）和两名助手，西方是军队工程师巴达兰（Leandro Badarán）、德尔皮诺（Joaquín del
Pino）、戴居永（Juan Daiguillon）和阿贝兰（Juan
Abellán）。他们绘制了《圣让－皮耶德波尔和阿尔迪德周边地区图》（Carte des environs de Saint-Jean-Pied
de Port et du pays des Aldudes,
1770），但由于西班牙前期强硬主张对这一山区的全部主权，谈判不欢而散，双方也并未在这幅勘界图上签字。尽管如此，专业制图师的参与逐渐形成了勘界工作中的另一种惯例，即由科学团队实地测绘地形地貌图，待双方认可后授权签署。这类测绘不同于早前偏好描绘行军道路和山口的军事测绘，而是强调对整体空间的全面精准再现，其典型体现是1784—1792年“奥尔纳诺—卡罗”联合测绘委员会（la
commission topographique franco-espagnole Ornano-Caro）的运作。

1784年，由巴约讷前总督奥尔纳诺伯爵（comte
d’Ornano）和西班牙元帅卡罗（Ventura Caro）组成了新的双边委员会。双方在次年8月签署了《埃利松多条约》（Traité de
Elizondo），明确了伊斯佩古尔山（Col d’Ispéguy）到阿诺斯特古山（Col
d’Arnostéguy）段的分界。与此同时，十六名地理工程师分成四个小队，同步绘制这一地区的地形图。王室要求“按1∶14700的比例，绘制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地形图，要精确勾勒毕达索阿河口到鲁西永东端的分界线”（图6）。联合测绘工作于1786年4月正式启动。由于前期工作的难点是三角测量，建立地图绘制的基础网格，在一段段地进行测量和制图后，委员会发现进度非常缓慢。其后，工程人员尝试改进方法，提出每段只测实际边界八公里，中间的八公里采用理论边界，这样虚实间隔的方式可以在保证测绘精度的同时，大大减少工作量。虽然西班牙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也为此后的勘界工作树立了方法上的标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测绘委员会的工作在革命期间数度搁置。1792年，法西边境战火重燃，剩下的勘测工作大多由法国单方面完成。作为其成果之一，在1788年的1∶14700比例的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毕达索阿河口至奥阿尔松·伊拜亚河口（Oiartzun

Ibaia）之间山区的详细地形，这不仅是匀质平面上的一段几何学空间，也是包含着众多山丘、河道、谷地、草场、森林、城市、村庄、道路等细节的边境画卷。

图6 1788 年《比利牛斯山西麓边界几何地形图》的局部    

注：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馆藏编号 GE SH 18 PF 56 P 24。

这种“双边委员会+联合测绘制图”的模式也影响了海外殖民地的谈判与划界工作。1776年，为落实《雷斯威克条约》（Traité
de
Ryswick）将圣多明各岛一分为二的条款，法国和西班牙于2月29日在阿塔莱拉（Atalaya）签署了新协议，决定从3月开始，由双方的行政专员和测量人员（arpenteurs-géomètres）共同负责边界的测量及划分，并绘制了大量用于勘界的地图（如图7）。在五个月的测绘工作后，又由公证人员进一步核实确认。1777年6月3日，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了《阿兰胡埃斯条约》（Traité
d’Aranjuez），正式将圣多明各岛分割为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部分，其中第2条翔实记述了1776年的勘界成果。

图7  1776 年法西两国在圣多明各岛联合划界的地图（第 2 幅）

注：图中的红线一侧为西班牙地界，黄色一侧为法国地界，联合委员会共绘制了 9 幅地图，分别由双方的负责专员和测绘工程师签字确认。地图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编号 GESH 18 PF 147 P 1-9。

罗杰·迪翁（Roger

Dion）认为，比利牛斯山既是军事史意义上的天然屏障（barrière），也是近代法国民族意识中的第一道边界（limite）。尽管实际的勘界与制图工作曲折而漫长，但1659年的法西谈判与《比利牛斯条约》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边疆”之上塑造了国家的“边界”。它既不局限于历史权利，又不是纯粹的地理分隔，而是一种技术、图形、线性的领土划分机制，这在传统欧洲创造了全新的主权分配原则及其工作流程。首先，由国家首脑确定和平的框架。此时，军事、历史、本土地图等都可能被纳入决策考量。其次，专业的职能部门负责领土性条款的拟订及签署，历史地图通常作为前期参考，而谈判过程中，外交人员更倾向直观描绘地形走向的地图。最后，条约规定的主权边界需要“会同勘定”，其执行交由政府专员、地方行政与测绘制图人员共同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

作为非常关键的一步，最后的勘界与制图工程让理念上的“分割”（partage）、边界（limites）变成了实地的“勘定”（démarcation）、“界碑”（bornes）。专业性的技术团队本着科学主义的原则，将神秘、未知、模糊的比利牛斯山还原为清晰、明确、视觉化的比利牛斯山，既弥补了传统地图“多两端、少中段”的缺陷，又应用了最新的工艺、知识及方法。在树立界碑、明确管辖权范围的同时，制图技术也产生了系统性的政治效能。作为近代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基于地理科学的原则，忠实、精确、完整地再现边界地区的地形地貌，而且同已有的国内测绘成果及标准接轨，实现外部勘界与内部区划的协调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近代国家的政治统一趋势是同步的——或如沃班所说，形成一种空间上的“统一秩序”。一方面，政府机构逐渐主导了边境地图的绘制；另一方面，传统地图的差异与壁垒被打破，工程化与科学化构成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1788年的那幅比利牛斯山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经纬数据，其标准是由皇家科学院及巴黎天文台制定，作为政府专门成立的学术知识机构，它在全国推进着科学的土地测量与制图计划。

领土国家的“表象”

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看来，制图就是新航路开辟以来全球空间革命的例证：“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16、17世纪欧洲国家先后出现的土地测量、划境勘界与地图绘制等举措，都呼应着一种空间上自成一体、国家之间有着精确疆界、中央集权与普遍理性化的政治秩序，其外在表象便是一种领土化了的“主权”与“国家”的结合。这最早诞生于法国，但在几个世纪内迅速成为“唯一正常的政治单元的表现形式”。在此过程中，一系列新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促成了国家在领土空间中的暴力垄断，同时赋予它用以维持日常统治与治理的知识生产机制。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下，外部的边界轮廓可以借助数理规则与工程测绘，内部的行政区划也能够经由理性统计来规划与管理，继而建立起基于土地、人口与财富的产业和经济体系，以供养王国的税收系统与公共服务，这就构成了沃班所说的“领土整治”（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的主要内容，也是后世国土规划与空间治理的制度雏形。在领土整合的过程中，地图构成了权力与空间关系的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生产与传播不仅有助于形成空间上的统一意识，营造了“祖国”想象与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而且在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催生了新型的政治文化。

（一）国家之间：对称平等的“主权”

在划界问题上，地图呈现了一种理性主义与几何美学，在由线条、数据、符号与色彩所组合而成的视觉化图面上，国家间关系呈现出扁平、匀质、对等性的格局。1659年，版画商雅克·拉格涅出版了一幅《毕达索阿河及支流与周边法兰西、西班牙与纳瓦尔王国城市图》（Plan
de la rivière de Bidasso dans laquelle est
l’isle）。此图将费桑岛放大，描绘了岛的平面轮廓：法国和西班牙各从河流一边修造一座桥。河心岛上，双方各自修建了两侧长排房屋。沿着房屋向岛的东端前进，各有一门，由此进入一个南北端各有入口的院子，院子中央搭建了用于谈判的场地。图下配有文字：“坐落于河中心的岛将法兰西和西班牙一分为二，两国的大臣在此进行和平会谈。”在另一幅由加斯帕尔·布塔茨所绘制的地图中，队列、建筑、桥梁、行宫、会谈大堂等，都是按照岛的中轴线完全对称的（图8）。这条中轴线一直延续到会谈大厅中的谈判桌上，双方以此为界，面对面坐下，平等商讨主权国家的权利义务。这些图像呈现出一种对称、和谐的几何主义，这是一段时间内以边境和谈为主题的众多地图、版画、草图、封面、素描等作品的普遍特征。

图8 1659 年《毕达索阿河会谈岛的地图》

注：拉格涅和布塔茨的地图可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部，编号GEDD-2987（1664）、GE D-1854。

对于这种空间与政治上的特殊安排，马扎然主教曾强调：“连大厅中的装饰与家具都是各自承担自己的那一半。”在1659年7月13日谈判人员第一次“会晤”（entrevue）时，马扎然的队伍前面有300人的步兵卫队，中间是随从和仆人，后面是20辆四轮马车；西班牙人的步兵卫队有200人，中间是步行的随从和仆人，然后是16辆四轮马车。在谈判大厅里，双方各有60位外交人员。在1660年6月的签约仪式上，两位国王从南北方向同步进入河心岛，然后分别由各自修建的门进入会场，法国王太后负责迎接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并向其介绍法国方面的人员，德·阿罗负责迎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介绍西班牙方面的人员。会场中间仍是一张桌子，底下是有分界线的地毯。仪式开始后，两位国王一同走向桌子，站在各自领土的一边，单膝下跪。一边是马扎然作为法兰西大主教呈给路易十四《圣经》和十字架，另一边是东西印度大主教（Patriarche
des
Indes）呈给菲利普四世，两位国王用各自的语言同时宣誓遵守和平条约的条款。大厅外，毕达索阿河沿岸的法西两国部队同时鸣枪三发。仪式过后，两位国王离场，谈判大臣保持面对面的姿势，一边致谢道别，一边同时后退至进来的那扇门。这一场景后来融入绘画、挂毯和版画作品中（图9），在宣传路易十四外交成就的同时，也进一步传播了平等主义的国际关系意识。

图9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会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

注：此图是
1663—1676 年勒布朗（Charles Le Brun）为路易十四创作的《国王演义》（L’Histoire du
roi)）系列挂毯画之一，图中可以看到路易十四和菲利普四世脚下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毯，其交接的中轴线正好对应了整个岛上建筑的中轴线。此画现藏于法国国立家具馆（Mobilier
national de France），编号 GMTT-95-003。

（二）疆界之内：理性匀质的“领土”

14世纪以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教廷的世俗化与世俗政体的神圣化趋于同步，结果就导致出现了帝国、王国、邦国、领地、城市以及教皇国等不同类型的空间单元。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确立以领土型单位为政治社会组织的基础原则。1576年，让·布丹（Jean
Bodin）发展了绝对、最高、永久的“主权”概念。在此基础上，“主权国家”被赋予了统筹世俗与宗教、财产与权利、领地与空间的特性，开始进入欧洲民族的意识当中。1648年，《明斯特条约》的第62条（也见《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8条第1款）提出了“可自由行使的领土权利”这一理念，在空间上确定了基督教世界中帝国、王国、领地与城市之间的管辖权原则，即“主权在领土上保持”。第85条规定，法国国王获得所有领土（territoires），包括域内的教区、封地、河流、森林以及所有典仪、权利、管辖权、庇护权、势力范围等属于领土主权权利（souverain
droit du territoire）之物。按照埃尔登（Stuart
Elden）的分析，“司法管辖权，甚至于主权，都是在领土上保持的”，传统基于权利与所属关系的领主型国家开始向基于空间与主权的领土型国家转变。

实际上，早在威斯特伐利亚谈判期间，territoire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外交公函和备忘录中。1647年4月15日，朗格维尔（Longueville）在给路易十四的备忘录中说：

我们需要一份有关低地国家占领区的资料，这样就方便在起草条款的时候判断这些地方是否应该属于国王，以及是否要包括它所有的属地（dépendances）和附地（annexes）。不过，我们恐怕不能接受那些已经在我们手上或有驻军的要塞继续保留它所管辖的领土（territoire），像卡塞尔（Cassel）山地是拉莫特奥布瓦（La
Mothe-aux-Bois）的属地，一旦敌人占有了它，我们就不可能再保住属于它的领土（territoire）。

在1694年《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中，dépendance表示一种隶属关系，既可以指从属的土地，也可以指财物、遗产等，而territoire指的是领主权或管辖权所延展的土地空间。前者指向一种非直接管辖的从属权利，后者则更强调对土地空间的直接控制。从上述语境也可以看出，territoire最初指的是一座城市或要塞所直接管辖的土地，而16世纪以后，大规模的行政国家继承了这种边界与领地管辖的传统，亦即福柯所说的国土空间“城市化”，这在近代早期又通常以武装占有和权力垄断的方式来实现，正如路易十四在4月22日关于朗格维尔的备忘录中所写的，要搞清楚“领土”（territoire）一词的要义，控制一个地区就应该占有全部土地，包括所有的市镇和村庄在内，都应该重新效忠于国王。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催生了“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话，1659年法西谈判的主要贡献则是将这种模式付诸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确保一种由主权、边界与领土所构成的新型结构长久稳定，除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贯彻，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微观、基础与操作层面的技术机制，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行政上的双边委员会制度。1851年，搁置许久的“奥尔纳诺－卡罗”工程重启后，法西两国立刻成立了新的双边划界委员会，并且通过1856年、1862年和1868年的《巴约讷条约》（Traité
de
Bayonne），重新安排了两国的边界及具体立碑的计划。其中，1868年补充文件的第18条规定：由法西两国成立一个国际工程师委员会，制定关于界河水域的使用规则，并测绘相关地图。委员会仍然由两名法国人、两名西班牙人组成。

其次是行政与技术人员的合作参与机制。外交谈判之后，由行政官员负责条款落实，工程人员进行勘测制图，这在17世纪后的法国已经逐渐流行，1814年的《巴黎条约》则进一步将这种做法推广到欧洲和世界。其第3条规定：“为防止侵犯私有财产，本着最自由的原则保护边境居民的权益，法国邻国须派专员同法国方面的专员一道，负责各自边界的划定。一旦专员们履行完其职责，要绘制地图，由双方签署后张贴声明各自的边界。”此时，制图作为一种领土测算与视觉再现的技术，参与并影响了国境线的形塑与国土空间的治理。从军事地图、历史地图到科学测绘地图的发展也表明了一种领土空间的匀质化倾向，线性、精确、闭合的边界，塑造了主权垄断的绝对空间，其外部是平等的、对称的主权国家，内部则是同质化、等级制的区划格局。

（三）介入世界：全球秩序的“镜像”

领土主权时代的国家间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关系，约翰·赫尔兹（John

Herz）认为它包括皇帝与教皇、教皇与国王、国王与皇帝之间的三角关系。1659年的法西谈判实际上宣告了在此之外还有另一组重要关系——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动与交往。这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划界、国土空间的布局上，还表露于一系列双边或多边性的谈判、外交活动以及条约文本当中，这些作为近代国际法构成的有效部分不仅在领土国家兴起的同时规范了新兴的国际关系，还在空间上促成了“基于主权分割领土”的边界建设机制，尤其随着地理大发现、海外事业与殖民活动的兴起，这些新型的划界、立碑与勘测制图实践不仅影响了新世界空间的分配，而且波及欧亚大陆上的传统帝国。源于欧洲的主权意识、空间观念、科学知识与制图技术也很快融入了全球政治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地图既是地缘政治变迁的指示器，也是国际格局转向的推进器。

如在1689年，中俄两国在尼布楚的边境谈判中就各自使用了两幅绘有东北亚地形的地图。尽管存在争议，双方代表也采用类似法国和西班牙谈判中的做法，以山脉、河流的自然分野为界线，并在条约订立后勘界立碑。用在场的法国耶稣会士的话来说，就是永久确立两大帝国之间的“边界线”（les
bornes des deux
Empires）。与此同时，谈判场所的搭建、会场的局部、器物的摆设、签约的仪式等方面，也都同法西谈判相似，采用中轴线对称的原理，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平等主权。1749年，英国和法国也围绕北美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地区的殖民地问题展开了多次谈判，由于双方谈判备忘录中的地图版本不同，直接导致了谈判的中断，最终英法仍采取了战争这一强硬方式。对此，1753年一位英国制图学家评价道：

法兰西国王始终拥有十至十二个地理学家供内阁差遣，他们长期设法搞坏或设计他们的地图损害英国而利于他们民族。乌特勒支和约之后巴黎产出的所有地图就是例证，德利尔先生作为国王的首席地理学家开始在美洲大陆上缩减英国人的领土，将新斯科舍省（加拿大东南）缩小成一个半岛，差不多离开大陆了。难道这不是一个打击英国势力的漂亮手段吗？

而到了18、19世纪，大国争霸日益加剧，使得地理测绘与制图工作成为战争与外交的必要辅助。为了配合国家的地缘利益与战略目标，耶稣会、东印度公司、皇家科学院、航海探险队、地理学会等一系列官方与民间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观测、搜集、传递与出版新地图的连环行动，在促成了新型知识生产的同时，自然也搅动了从旧欧洲到新世界的秩序格局。反映到制图领域，欧洲大国自17世纪起就在技术、出版、商业与外交等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而作为承载地理信息、空间数据与战略情报的重要媒介，新地图的测绘以及相关资讯、参数的传递过程不仅仅是全球化意义上的知识旅行，也是一次次双向、多边、复杂博弈的政治过程。1685年后，路易十四先后多次派遣法国耶稣会士访华，试图用皇家科学院的最新技术绘制新的中国地图，然而，他们先是遭到俄国人的围追堵截，后又在北京受到葡萄牙人的残酷迫害，这两国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与信息往来。1718年，《皇舆全览图》绘制完成，法国人设法将铜版偷运回巴黎，但很快又陷入与荷兰、德意志等地出版商们的版权纷争中。 

与此同时，在大众旅行、商业出版与公共阅读的潮流影响下，地图集及其制作成为地缘政治时代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象征的符号之一，被广泛融入新兴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运动当中，其中一条重要线索便是依托地图所展开的公共舆论与外交宣传。作为版画和图像的作品，地图在冲突期间不仅是“战争的剧场”，被用于再现战事状况，还通常会被视为民族精神与爱国意识的“图腾”，向民众普及一种视觉化的“祖国”形象。其一方面向读者传达必要的关于地理、战争与国家疆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标志、徽章与象征物的使用及说明来强化领土与主权的意识，尤其在19世纪殖民主义与瓜分狂潮当中，地图成为宣示主权边界、协商殖民地问题的重要工具。

结语

从模糊的“战区”到稳定的“防线”，再到精确、可测量的“界线”，“边界”机制的诞生是17—18世纪欧洲外交中的一次革命。它缔造了主权者之间的平行/排他型结构，同时将异质、等级化、交错与多中心的关系型政体引向一种基于几何平面的领土型国家，因而在1694年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中，limites的解释已由“一块土地（terre）的边界”变成了“一块领土（territoire）的边界”。而在这种新型领土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近代地图既是彰显也是其助力。当且仅当测量精确、绘制完整的边界地图出现之时，“不可分割的主权”（undivided

sovereignty）理念才得以确立，不同于传统教会、帝国的“等级制主权”，外交活动中的地图使用与制图活动促成了新的“划界型主权”（compartmentalized

sovereignty）的诞生。由于后者更加强调谈判过程中的国土知识，其既需要调查、评估基础上的算术统计，也仰赖于测绘学与地图学所提供的空间几何知识，故而地图与制图对应着近代领土型国家及其成长的关键节点。

近代国家的政治转型实际伴随着空间、权力与知识的相互构建，形成了军事、历史、科学共同作用的地图及表象技术，在此过程中，“主权分割领土”的边界机制同“科学再现空间”的制图机制相结合，使得传统帝国和封建之下的异质、碎片状态让位于普遍匀质化的理性空间。基于此，法理意义上的“国家”就被呈现于表象空间的地图之上，进而成为寄托民族想象与政治认同的一种图示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