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又反美」是摇滚乐迷的思想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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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怡
编辑：贰十良
2003年美伊战争时期，当时的美国媒体对反战言论的打压达到了最高潮。
旗下拥有1200家电台，以品位低下，手段恶劣闻名的音乐工业巨头Clear Channel在开战前夕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不光资助了许多主战的示威活动，还对许多发表反战言论的音乐人进行了打压。
当时美国乡村乐队狄克西三人组主唱之一Natalie Maines在伦敦演唱会上说：我们为布什和我们同样出身于德州而感到羞耻。
她们随之遭到了报复，Clear Channel勒令旗下的1200家电台，禁播她们的歌曲，焚烧她们的CD。
鼓励战争，打压和平人士，Clear Channel这么做的原因不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的高层也与小布什家族的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资本巨头和政客们的联合封锁下，甚至连远在欧洲的英国BBC也禁止艺人们把反战言论带上节目。
然而就在2003年的3月，伦敦举行了一场名为“One Big No”的演唱会，表演者包括Coldplay、保罗·维尔、Faithless、Ian McCulloch (Echo and the Bunnymen的主唱)和Ronan Keating和小野洋子发表他们的抗议。
而在另一边，被誉为“美国音叉”的抗议民谣先驱：彼得·西格（已过世）和音速青年在曼哈顿进行了一场以反战为目标的演出。
皮特·西格
音速青年
刚刚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埃维斯·卡斯特罗，在好几个颁奖典礼上演唱了他的名曲：
《（Whats So FunnyBout）Peace,Love and Understanding》
而这些仅仅是开始，美伊战争打响后，更多的摇滚音乐人加入进了这场运动。
2004年9月，绿日乐队的《美国白痴》打出了极具伤害性的一击，在这张高度政治性的专辑中，他们痛骂布什政府，极尽讽刺美国的两届总统。
之所以说它极具伤害，是因为它的扩散速度实在太快了。
仅在首周就卖出了26万7千张，直接成为美国公告牌专辑榜冠军，并连续保持了3周，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全球约13个音乐榜单上占据榜首。
坐拥庞大媒体资源的巨头根本拿这张专辑毫无办法，可能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CD就已经卖爆了。
在那个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在媒体巨头的封锁下成为畅销专辑，简直是一场奇迹。
而沉寂许久的滚石乐队也下场了，他们在新专辑中批判美国新保守主义。
90年代知名乐队Pearl Jam则用单曲《World wide Suicide》控诉布什总统漠视美国十兵的牺牲。
最凶猛的当属尼尔-杨老爷子，他的专辑《Living with War》整张中都是在批判总统，控诉政府的内容。
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那首《Let's impeach the President》（让我们弹劾总统）。
Let‘s impeach the President for lying
让我们弹劾总统，因为他不断说谎
And misleading our country into war
误导我们进入战争
Abusing all the power，That we gave him
滥用我们赋予他的权力
And shipping all our money out the door
并且把我们的钱都浪掷在国外
以上的事件都只是美伊战争中反战运动极小的一部分音乐人。
在过去，如果仔细去观察这帮搞摇滚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点：没有战争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这群散漫无度的人，天知道他们今天又醉死在哪个酒吧？可一旦战争爆发时，这群人就会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抱着吉他从社会的角落里、大街小巷里、四面八方涌到街上。
即使是在舆论被资本巨头所控制的21世纪，这些人依然无所畏惧。
造成这些的原因有很多，但始终离不开最本质的一点：摇滚这种音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反战的。
对此，被它骂了60年的美国一定深有体会。
这件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久到1961年，19岁的Jimi Hendrix在美国军队混日子时说起。
当时的他刚刚做好退伍滚回老家玩音乐的决定，当时他还不是后世称颂的“吉他之神”，当时的他，可能怎么也没想到，美国为了寻求军事绝对统治力在越南挑起的反越共战争，会持续近十年，并使得上百万平民死亡。
同年，列侬和保罗在巴黎度假，两人坐在镜子前，剪了个引无数后人模仿的“披头士拖把头”。
那时的披头士乐队，正在筹划在美国大干一场。果然不久后，北美洲大陆上随处飘荡着他们的情歌作品，然而亚洲大陆的南部却在纷飞的炮火中遍布疮痍。
战争从来不遥远。但摇滚乐，自它诞生起就已经是反对战争的尖锐武器。战争诉诸铁与血，摇滚诉诸爱与和平。
摇滚乐暴雨将至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摇滚乐只是青少年单纯地反抗陈规的话，那六十年代则是是一个漩涡，把社会危机同理想主义搅和在一起，成为如今摇滚精神的原乡。
六十年代，国际局势在经历了短暂的和平后走向局部冲突和冷战危机。
1961年，一面长达数百公里、布满铁丝和报警器的柏林墙横亘在德国境内，标志着铁幕政权的建立。
与此同时，世界诸国也通过两种颜色来区分政治敌友：美国开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导弹，苏联不甘示弱，在古巴也部署了导弹。
美国与苏联在核按钮旁边徘徊对峙。一时间，世界局势剑拔弩张，一场热核危机迫在眉睫。
而二战后出生的最早一波婴儿潮逐渐长成青年，他们不同于父辈的顽固保守，对“山姆大叔”的号召也不再感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与革命，思考人权与平等。
山姆大叔，美国经典征兵广告中的形象
鲍勃·迪伦就是最早拿起吉他的艺术家之一。
青年时期，他听着伍迪·格斯里这些老民谣音乐家的反资本主义、争取工人权力的歌曲，关心着广袤土地上的劳动者和社会运动。
面对美国在古巴的导弹危机，他用了一首《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回应。
这首歌描述的是现状：“满屋的男人，手中的斧头正在淌血；无数议论纷纷的人，舌头折损难言...白人溜着黑色的狗，年轻女孩的尸体熊熊燃烧。”
同时也在预言未来：“一场暴雨即将倾盆。”
这是一场给世界带来动荡的暴雨，也是一场让音乐充分介入现实的暴雨。
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
哪怕黑人民权运动已经上升到了流血冲突，美国仍极力转移矛盾，对越南实施了“滚雷行动”。
美军源源不断地登陆西贡，并全面向北越进攻，在空中进行轮番轰炸。美国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中，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士兵送上不归路。
死亡耗尽了士兵的热血，战争的惨烈也激起各地人们对无辜平民的同情，人们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在政府的扩张野心面前，人的血肉只不过是一粒尘土，无意义且非正义的战争，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永不得安宁的内心。
在越南水田里举着枪的美国大兵，能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样的歌：“你不相信战争，也不知道自己拿的什么枪，但你仍然不信，我们在毁灭的前夕。”
这是来自Barry McGuire的《Eve Of Destruction》（毁灭前夕），歌曲中描写了民权运动、中东动荡以及越南战争，因为歌词辛辣，态度消极，还被美国政府禁播了。
但官方强硬的态度仍然不能阻止民谣歌手们创作反映战争残酷，呼吁和平的歌曲。这些音乐像一粒粒小石子，把本就翻腾的湖面搅得更不加安宁。
当时，创作反战歌曲的主要还是民谣歌手，如琼·贝茨和彼得·西格:一是因为民谣有记叙现实的传统；二是因为摇滚和民谣的界限尚不明晰。
琼·贝茨
但就在这一年，搞民谣的鲍勃·迪伦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开始拿起电吉他，变成了一块梗在社会议题和琴弦中的滚石。
在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用急躁的电吉他取代了温婉的口琴，台下的听众错愕，旋即嘘声不断，鲍勃·迪伦彻底背叛了民谣，甚至给民谣和摇滚竖起了界碑。
事实上，他走在了历史的前端。等到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轰动时，世界已然变成了摇滚乐的天下，反战，也变成了每个摇滚乐迷的思想钢印。
战争是顽疾，音乐做解药
随着战事激烈，社会动荡，反抗运动越来越激烈。
琼·贝兹频繁地活跃在反战运动中，甚至还因为封堵美军就职中心的入口而两次被捕；
地下丝绒乐队举起反主流文化的大旗，地下音乐市场里，安迪·沃霍尔设计的大香蕉在霓虹灯下不断闪动着；皮特·西格则用一首《陷在齐腰深的泥浆里》（ Waist Deep In The Big Muddy）暗讽战争的荒诞，指挥官的愚蠢......
旧金山作为嬉皮士们的“耶路撒冷”，举办了“爱之夏”音乐节，用充满鲜花和性欲的嬉皮士精神，拥抱理想主义，反对钢铁洪流。
一切运动的高潮在1968年。
这一年的序幕由“布拉格之春”拉开：捷克进行了一场政治巨变。改变世界的不止战争，还有音乐。
这场社会主义体制变革运动的动能很大程度上来自地下文化。活跃在小酒馆里的歌手，把作品印在传单上的诗人，成为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盗火者。其中，摇滚的力量不容忽视。一支受到地下丝绒影响，名为“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乐队成为了捷克地下文化的先锋，他们翻唱地下丝绒的作品，和秘密警察打游击，后来更是直接影响了“丝绒革命”，成为了一支唱垮政权的摇滚乐队。
越南战争又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当年三月，美军在越南美莱村进行屠杀，杀害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婴儿，更有轮奸和肢解尸体等暴行。但这场战事被五角大厦隐瞒，甚至还被报告成一场“卓越的胜利。”
四月，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死在了种族狂热分子的刀下；
五月，法国爆发了长达七周的“五月革命”，抗议群体从左翼和学生逐渐扩大到工人和群众，除了反战，他们还要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此时，强节奏的摇滚乐不仅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出口，也是传播力极强的个性载体。
于是，对暴虐的战事、激烈的社会矛盾忍无可忍的音乐家们走向纽约熙攘的街道，举起反战标语，振臂高呼，一时间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封面。
关心社会现实与政治动态是当时艺术的主流。
“当你感到世界在你四周爆裂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去唱一首爱情歌曲呢？”唱小情小爱成名的Marvin Gaye（马文·盖伊）也开始唱起了反战的布鲁斯。在他的专辑《What's Going On》里，写满了对战争的控诉。
曾经在美军部队里端枪的Jimi Hendrix把电吉他当作机关枪，用一首Machine Gun表达对战争的抗议，并高呼：“当爱的力量胜于对权力的爱，世界将归于和平。”
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发起了“为和平而卧床”运动，以Give Peace a Chance为口号，同名歌曲迅速成为了反战的圣歌。1969年，在反越战示威运动中，近五十万人聚集在白宫门口由彼得·西格领唱，齐唱此歌。
因为这首歌的反响过于热烈，尼克松下令不让约翰·列侬入境，披头士由此错过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七十年代末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似乎是在给波涛汹涌的六十年代做个总结：人们需要和平与音乐，哪怕只有三天。
压轴出场的Jimi Hendrix用电吉他演奏了美国国歌。在他富于变化的弹奏里，我们能听到吉他模仿出的机枪声，轰炸声和阵阵尖叫，这分明是对美军暴行的抗议。
1975年，越战终于画下句号，战争给南越留下一片贫瘠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及地雷区。
但此战平，彼战又起，对这些与时代共振的摇滚歌手们来说，反战精神没有句点。
面对暴力和战争，一代又一代的摇滚歌手们没有停止创作：
在爱尔兰，有小红莓和U2为爱尔兰和英国的战事发声，小红莓那首知名的《Zombie》正是为了纪念在1993年伦敦爆炸案死去的孩子；
反战是一种对自身的关切
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如今，一场战争影响的不止是战区的人民，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其实与你我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甚至每一次暗流涌动，都关乎所有人。
反战不仅是政治家们的筹谋，也是普通人面对暴力时最基本的共情。
反战也不是简单地“选边站”，不意味着你反对施暴，就要支持受害者端起枪继续血拼和送命，而应该呼吁所有人都放下武器，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必要的争端和流血事件。
反战更不是差别化的反战，我们反对一切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不正义战争，更呼吁媒体关注不曾被光照耀过的角落里。
摇滚乐迷们自然难以在国家层面上达到政治制衡，但音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传播途径:它是柔和又激烈的黏着剂。它可能是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经典曲目《Imagine》，用理想主义式的呼告传递和平与爱的精神；它也可能是好战者的眼中钉，用激进的方式刺痛每一个沉默的人，每一颗麻木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