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杨怡爽：北方邦选举对印人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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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杨怡爽：北方邦被比作“暴走野猪”，居然成为印政坛“神兽”？（一）

深度 | 杨怡爽：被称作“造王者”的北方邦，为何从未出过“转轮王“？（二）

 导言

2022年2月10日，印度北方邦议会选举拉开序幕。这场声势浩大的选举将分为七个阶段，持续至3月7日结束，并将在3月10日开始计票。作为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拥有2.4亿人口，占据了印度人民院543个席位中的80个，“得北方邦者得天下”让众党派为争得选票使出浑身解数。舆论甚至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不惜丢掉“政治强人“的面子最终撤回农改法案，其中一项重要理由便是要在此次邦选中保住印人党的主导地位。然而，北方邦全印倒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强悍政治地位严重不匹配，其内部文化、族群、经济结构也异常复杂，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最复杂的单一行政区“。本文作者为使读者更好理解北方邦“政经影响力倒挂”与此次邦选意义，系统性地梳理了该邦内部各地区、各族群充满分歧的经济文化结构，历史地理视角下该邦支离破碎的原因，该邦内部各党派内斗史与此次选举形势及进程。但由于全文篇幅过长，南亚问题研究小组将分三次转载。（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请点击）经过前两部分生动形象又细致详实的背景铺垫后，作者在第三部分梳理了北方邦自建邦以来的内部政治“斗争史”，并对将在本次邦选中“大展身手”的各大政党势力进行介绍分析。最后，作者指出，邦选结果无法反映全印大选风向在印度早已“屡见不鲜”，但北方邦似乎是一个例外——历来在北方邦发生的政治事件几乎都被视作印度政治的“风向标”。诚然，读懂北方邦不一定能读懂整个印度。但北方邦是如此复杂庞大，它告诉我们，在现代印度政治里“向心力”和“离心力”完全可能同时存在。阅读北方邦，或许也能教会我们如何有效阅读印度的内部政治。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源网络

三、野猪的角逐者

介绍完了舞台，现在来说说在选举中大显身手的诸位主要角色，不过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整个北方邦自建邦之后的政治史，“最大、最重要和最复杂的政治战场”的斗争。

从1951年到1967年，北方邦由国大党主导。国大党的统治方式是与地方精英合谋，借助地方精英进行基层治理和选民动员。因此，在这个阶段，北方邦的政治主要是由传统的婆罗门与塔库尔主导的。

然而，在1967年之后，一方面是国大党内斗和对地方控制权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土地改革绿色革命让原来的许多OBC阶层/中间阶层在经济和社会上强大起来，开始向上流动，并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北方邦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进入了新时代。从60年代末到紧急状态前，北方邦是群雄征战的混乱年代，国大党内部的两派、反国大党的政党联盟Samyukta Vidhayak Dal (SVD）在这段时间争夺北方邦的控制权，印人党前身印度人民联盟BJS就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紧急状态后，争夺的双方成了国大党和反对国大党的政党结成的人民党（ Janata Dal），第一代农民/中下种姓出身的政治家代表的各派势力此时开始山头林立，包括贾特族群的政治代表查兰辛格的家族，也有后来成立社会党的亚达夫政治领袖穆拉亚姆家族，但他们还没有能力或意愿组建自己的政党。

1989年是印度现代政治的又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印度进入了“曼达尔”（指代种姓政治）对“曼蒂尔”（寺庙之意，指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代。换而言之，印度进入了基于宗教认同的身份政治VS基于族群认同的身份政治的时代。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创造一个pan-hindu身份将整个印度向心化的力量（“藏红花化”），另一方面是中下层种姓的政党组织起来的离心力（“无声革命”），两种力量都在撕扯印度从大英帝国继承来的联邦制遗产。在1993年的潘查亚特（村庄自治）制度实施了保留制改革之后，农村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落后种姓拥有了基层参政议政权力）。从这个时代之后，种姓政党开始崛起，北方邦逐渐成为了“曼达尔”政党，即大众社会党(BSP)和社会党（SP）两个非传统精英阶层的政党争夺的天下，下层种姓被动员起来集体反对高种姓。但是，由于不管是BSP和SP到了最后都采取了拉拢精英阶层的方式来稳固选举基础，导致在更上层的政治结构中，阶层分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迄今担任要职和高官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人数依然高的不成比例。而“曼蒂尔”印人党在此期间一直在缓慢而坚定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发生在阿约提亚的庙寺之争更是将整个印度都拖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从 2014 年开始，特别是在 2017 年之后，由于BSP式微，北方邦主要的玩家变成了是印度人民党 (BJP) 和社会党 (SP) ，他们双方各自领导一些小的政党，选票就在这两个主要联盟之间瓜分，其他各方都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包括国大党。

大众社会党（The Bahujan Samaj Party ，BSP），由印度著名的达利特人民权运动领袖 Kanshi Ram于1984年成立。这个政党曾经在1995年-2012年之间五次在北方邦执政，其第二代政党领袖玛雅瓦蒂也是印度第一位贱民女性首席部长。2007年的邦选中，BSP曾经凭借30%的得票率拿下206张选票，不过，在那之后，BSP的人气就一路下滑，2012年以25.9%赢下80个席位，而到了2017年，只赢下19个席位，尽管得票率还有22.4%。如果一个政党在得票率上并没有出现跳水式下滑，只是逐步收缩，但赢得席位却在缩水，那就说明这个党在其票仓领域中其实并没有出现致命的竞争对手，是这个政党自身的方向和策略出了问题。如今，这个昔日风光一时的贱民党派，现在已经不被认为是邦选中的一个主要挑战者，尽管玛雅瓦蒂依然以向万国宣战的气势表态声称自己无需与任何政党结盟也能赢下选举。

玛雅瓦蒂，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BSP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正如前文所介绍过的，BSP是一个“不完全”的达利特政党。BSP的名字里的Bahujan，就是大众的意思。BSP的成功和失败都系在对这个词的定义上。它可以是达利特人，可以是部落民，也可以是OBC。早年BSP试图将OBC和达利特人都视作为"大众"，其崛起的基础也是将非亚达夫种姓的OBC与贾塔夫贱民种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的上层种姓对手，并将通过选举获得的政治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给其支持者。凭借这个策略，BSP才一度成为印度最成功的贱民政党。然而，OBC和达利特人之间的战略同盟并不可靠。与许多人想象中的"婆罗门/刹帝利老爷骑在达利特人头上作威作福"画面不同的是，更多的社会冲突往往是发生在OBC和达利特人之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接触到对方，更容易为同一资源发生争夺，而OBC的社会安全感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对达利特人的优势地位。一旦BSP在选举中失利，可供分配的政策资源变得稀缺，其内部的OBC和达利特人之间的原有嫌隙也会被放大，不同达利特人族群之间的分歧也会被放大。因此，BSP在其成立的四十年中不可避免地逐渐从达利特政党滑向了贾塔夫种姓政党。

其次，就像所有的种姓政党一样，如今的BSP依靠的并不是政治理念，而是社会工程学和种姓算术。在核心价值观改变之后，它的成功自然不在于反抗压迫，而在于拉拢以前在选举政治中被排斥的社群对抗其他社群。BSP从1995年至2007年期间的四次执政都没有能完成任期，而2007年BSP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玛雅瓦蒂当了五年首席部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次BSP改变了策略，竭力拉拢婆罗门作为其支持基础。之前BSP的每一次成功，要不就是和亚达夫政党SP合作，要不就是依赖于高种姓政党印人党的支持，但是一旦这两个盟友因为政治分歧或分赃不均翻脸（例如1995年SP和BSP翻脸的“宾馆事件”和2002年BSP与印人党的决裂），BSP就可能丧失执政基础。为此，它必须扩大自己的选举基础，而最好的选择就是杠杆能力最强的最高种姓婆罗门。由此，BSP的话语不再是“大家联合起来反对高种姓的系统性压迫”，而变成了“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塔库尔和亚达夫”。一个贱民政党依靠婆罗门的支持上位，这是莫大的讽刺，也是玛雅瓦蒂的导师、 Kanshi Ram曾竭力反对的事情；但在印度政治里，选票才是最高的真理和原则。直到现在，BSP为北方邦选举的准备依然是拼命试图组建达利特-婆罗门（这种难以想象的）联盟，许诺一旦胜选一定会将照顾婆罗门的尊严、荣耀和生计，并为他们在党和政府中提供适当的代表权，甚至还通过许诺建雕像、建医院等方式营销持斧罗摩——一个杀尽刹帝利的婆罗门形象。为了讨好婆罗门，她甚至还许诺会加快对罗摩神庙的建设，尽管她曾经在老师Kanshi Ram火葬堆前宣称自己是相信佛教的。然而，如今婆罗门已经未必愿意再买BSP的帐。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塔库尔主导政府”的倾向，但是也不得不承认，瑜伽士的印度教至上政策是很合他们胃口的。

再次，BSP在其执政期间并没有实现其“消除贫困和种姓歧视”的承诺。印度的媒体卷轴（Scroll）在邦选前对北方邦各个地区做过民意调研，普通民众的一个普遍印象是，亚达夫的SP执政期间，好处只给了亚达夫种姓；印人党执政期间煽动仇恨和暴力让人反感，但真的有给贱民发放疫情补贴粮或帮忙建房，而玛雅瓦蒂执政期间呢，“什么都没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一个原本打着社会正义旗帜的党派转而变成一个种姓党派之后，就必然不会/不敢再触及最基本的再分配问题，那么经济上的不平等就无法被正视；而基本的治理和福利政策它也需要首先考虑如何不得罪自己的票仓，如此更谈不上公平。

最后，玛雅瓦蒂虽然是Kanshi Ram一手扶持上位的，也曾经是印度贱民政治的偶像之一，但是她个人的专横作风同样造成了BSP影响力的下降。在党内，她任人唯亲，撤换掉地区受到欢迎的负责人，空降亲信取而代之，扶持自己的侄子作为政治继承人，打压不同意见者，BSP内部对她不满的人越来越多。BSP的政治领袖带着自己的票仓和资源投奔其他党派（特别是印人党）的情况这些年十分常见。

社会党（Samajwadi），由亚达夫政治强人穆拉亚姆在1992年成立，政治基础是亚达夫种姓人群和穆斯林的联盟。现任领袖阿基勒什亚达夫（Akhilesh Yadav）是穆拉雅姆的儿子，曾经是印度北方政坛中廉洁、年轻、懂技术政治家的形象代表。2012年，SP以29.2%的得票率拿下224个席位，阿基勒什继玛雅瓦蒂成为了第二个能平安完成任期的首席部长，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北方邦首席部长。不过，在随后的2017年邦选和2019年大选中，SP在印人党面前一败涂地，2017年邦选只得到了47个席位。与BSP不太一样的是，2017年SP的得票率是骤然大跌的，从2012年的29.2%下降到了22%，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说明其基本的支持基础出现了问题。

阿基勒什亚达夫（Akhilesh Yadav），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SP的基础受到动摇的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党内分裂。2012年之后，在争夺已然老迈的穆拉亚姆的政治遗产和未来继承权的斗争中，SP分裂成了两派，穆拉亚姆支持自己的弟弟悉瓦帕尔亚达夫（Shivpal Singh Yadav）而非亲生儿子阿基勒什亚达夫。2017年，阿基勒什亚达夫搞了一场夺门之变，剥夺了父亲全部党内权力，现在穆拉亚姆几乎不出现在公众场合了，而他的弟弟悉瓦帕尔亚达夫也脱离了SP，自己带着一批有生力量在2018年成立了Pragatisheel Samajwadi Party (Lohiya)。这种“叔叔大战侄子”的戏码，在许多被家族政治把控的印度地方政党中都上演过。老政党领袖被剥夺权力，分裂和家族内斗削弱了SP的选举基础，也损害了亚达夫自己在选民中的威信，以至于后来阿基勒什不得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重新聚拢人心，修复自己和SP的公众形象。

其次，SP总被认为是一个OBC和穆斯林的政党。然而，除了亚达夫种姓之外，其他OBC种姓对亚达夫一家独大的局面并不觉得满意，认为这个种姓霸占了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公共职位和社会资源。此外，就像是BSP尽力拉拢婆罗门一样，SP这个OBC政党也大力拉拢塔库尔来加强自己的票仓，宁愿讨好高种姓而无视其他OBC的利益，这也削弱了它的政治原则。结果，Lokniti-CSDS 对 2019 年 Lok Sabha 选举的民意调查后的数据表明，有多达72% 的非 Yadav 种姓和非 Koeri-kurmi 种姓的OBC 投票支持 BJP，其中只有 18% 投票支持SP和BSP组成的大联盟。

而在穆斯林问题上，SP自己则对穆斯林选民过分地有信心，认为只要印人党的威胁存在，则穆斯林无论如何都会为自己投票，因此也长期漠视了穆斯林的发展和经济诉求；但是另一方面，印度教徒也同样认为SP对穆斯林献媚忽视了自己的权益。两面不讨好的SP没有能力调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结果在阿基勒什任期内爆发了Muzaffarnagar事件和Karnar事件，印度教社群和穆斯林社群之间的仇恨与分歧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在2019年的大选中，不但是大量的OBC转投印人党，印度教徒转投印人党，甚至就连穆斯林的选票也流失严重。

再次，像SP这样的地方种姓政党在印人党面前最大的劣势之一，就是拿不出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之对抗。不过，这也并非只是SP或地方种姓政党独有的窘境。印人党在其崛起的这三十年间最大的成功并不只是在大选中压倒式的胜利，而是已经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话语完成了对印度公共讨论空间的审查和对政治话语的系统改造。它所有的企图在理念上挑战它的政治对手，要么只能软弱无力地重申"世俗主义"（然而就连这个词都已经被印人党重新定义了），要么不得不用印人党的政治术语、跟着它的节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国大党的拉胡尔甘地在去年十二月的推特上攻击印人党时，声称"一个印度教徒（Hindu）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而一个印度教特性分子（Hindutvawadi）披着宗教外袍打劫"。像他这样试图将"印度教"和"印度教特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的尝试如今非常多见。然而，当试着将印度教分为"好印度教"和"坏印度教"的时候，本身实际上就在主张印度教自身的正义性和神圣性，那么这样的做法和印人党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种反对党意识形态上的全面溃败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只是在北方邦这种缺乏底层政治逻辑的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罢了。

不过，经历过2017年邦选和2019年大选的惨败之后，阿基勒什亚达夫已经吸取了教训，卷土重来。针对上述每一个问题，SP目前都已经做出了调整，并且这些调整也得到了政治评论家们的好评，以及政治领袖用脚投票的认可。

第一，经过长期的努力协调与谈判，阿基勒什亚达夫已经设法稳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在SP分裂近五年之后，他依靠家族中的长辈居中说和，甚至专程上门拜访叔叔，设法说服了Shivpal Singh Yadav 放下成见。2021年12月16日，阿基勒什发表推特宣称达成和解，SP和他叔叔的政党PSP将结成联盟，共同为这次邦选努力，条件是SP要支持PSPL竞争100个议员席位。这个联盟能维系多久尚不得知，但至少亚达夫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些天几乎每天都能看到Shivpal Singh Yadav 表示他坚定地支持侄子、甚至要求选民为SP投票的新闻。

第二，阿基勒什竭尽全力地洗刷“亚达夫政党只关心亚达夫，不关心其他OBC或达利特人”的叙事。他正在从理念和联盟上改造SP，形成新的OBC政治体系。SP面向所有OBC给出了三项许诺，bhagidhari(代表权),samman(荣誉) 以及haq(应有的权力)，这些承诺包括会对邦的OBC人口进行普查和统计（莫迪政府是拒绝统计OBC人口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有效地进行保留制。这样的做法似乎颇为见效，SP不但再度吸引了其他的OBC的支持，而且一部分达利特人也对SP的变化表示赞赏。在这次选举中，除了PSPL之外，SP还和其他几个小的OBC政党结成了选举联盟，包括RLD（贾特农民政党）、Apna Dal（K）（Kurmi种姓政党）、Suheldev Bharatiya Samaj 党（Rajbhar种姓政党）、Mahan Dal（Maurya-Kushwaha种姓政党）、Janvadi Party (Socialist)（东安遮罗的Noniya、Loniya 和 Loniya Chauhan种姓政党）。SBS原先是印人党的盟友。另外一个相关的政治信号就是：在 1 月 11 日至 13 日，北方邦的 10 名 印人党议员（其中甚至包括瑜伽士内阁的 3 名部长）退出了印人党，转投SP，而这10个MLA中，有9个人原来是从BSP叛逃到印人党的，1个人原来属于国大党。

此外，尽管SP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和国大党结盟，但是依然对国大党表露了一定的善意，没有在国大党的主要竞争选区里排出竞选人。作为回报，国大党也撤掉了和阿基勒什与Shivpal 同一选区的竞选人。

第三，SP在对抗 Hindutva 方面的挑战依然是困难的，但是地方政党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斗不过的话，干脆就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了。在2019年目睹过印人党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印度相当多的地方政党也做出了调整，那就是更加关注地方问题、地方治理和区域认同，而不是试图去找到 BJP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不再直接与印人党争抢，而是努力吃掉国大党和其他地方党派的势力范围来壮大自己。他们的选择有三：一，自己搞起软性印度教特性；二，依靠文化民族主义与之对抗，例如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和玛玛塔领导的草根国大党（TMC）；三，主打地方治理，强调有效善治和没有歧视的社会福利政策。阿基勒什的策略是把一和三结合起来。他完全不介意将亚达夫种姓的种姓神话活用起来，在自己周围塞满了印度教隐喻的光环。比如说，在政治宣传歌曲中将自己比喻为黑天，声称黑天每晚托梦告诉他SP可以胜选、他可以成为首席部长，在选举海报上把自己和盟友RLD的现任领导者 Jayant Chaudhary塑造成罗摩和罗什曼那的模样。

此外，若说SP从过去的失败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还有许多选民并不一定会与任何政党产生长期联系。对于他们来说，切实可见的福利措施、治理改善和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换而言之，他们不再会不经思考地投票给“自己的人”，而是投票给“让我过得更好的人”。政党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纯粹依赖族群动员的社会工程学需要对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有充分了解，一百个选区就得有一百种方案，因此在支离破碎的选区中想要同时动员多个种姓是很困难的。地方政党缺乏印人党那样广泛、深入而且成本低廉的党务工作者/志愿者网络，这项工作就更加困难。与之相比，发展和治理的承诺则是泛用的，而且可能更加受到厌倦了支配种姓之间和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止斗争的社群欢迎。哪怕是从前以极端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臭名昭著的湿婆军，现在治理马哈施特拉邦时主打的招牌也是善治，政治态度比父亲和堂兄温和很多的乌达夫萨克雷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印度最受欢迎、支持率最高的首席部长也是靠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在这次选举的宣传中，阿基勒什亚达夫同样也在大打Vikas（发展）旗号。不过，因为"善治"本身和体制和意识形态没有直接关系，它在团结不同势力和不同政治光谱时候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一次选举中能够产生多大的说服力依然有待观察。

印人党。如果说分析BSP和SP要从“他们为什么会输”开始，那么对印人党的北方邦策略的分析，就要从“他们为什么会赢”开始。从印度人民联盟（BJS）的时代算起的话，印人党在北方邦的经营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它的策略和组织方式也发生过变化。早期的印人党培养当地有威望的族群政治领袖，组建一个包括了婆罗门、塔库尔、非亚达夫OBC（主要包括贾特人种姓和洛迪种姓）的联盟，同时与BSP结成盟友。这个模式还没有摆脱人民党（JD）时代“联合一切反对国大党势力”的做法，其实其内部也存在着多样化的政治理念。这段时期，印人党在北方邦的政治代表人物是出身OBC洛迪种姓、两次担任北方邦首席部长的Kalyan Singh。但是，在阿约提亚庙寺之争为印人党带来了辉煌的新时代之后，印人党已经把北方邦地区当成是印度教的heartland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理念巩固得足够有力，不再需要之前的联合模式。拆巴里亚清真寺的大功臣Kalyan Singh因此两次在和印人党高层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脱离印人党。

然而，在2002年印人党和BSP的联盟破裂之后，印人党目睹了SP、BSP的三次成功经历，这让印人党再次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的所谓“jati-dharma”（亚种姓之法）的重要性。在印度，种姓政党/政治的强大与否，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是息息相关的。种姓和氏族扎根于农村和土地制度，除非切断所有社会联系，否则个人的身份会一直被被绑定在种姓之上。种姓政治的崛起，也和农村实行垂直治理困难、普通人缺少和上层政治的纽带、不得不求助于种姓组织表达政治诉求有关。印人党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工商阶层中快速崛起，正是因为城市中没有农村一样的庇护链，但是在北方邦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地方，不管印人党乐意不乐意，中下种姓主导了政治基调、构成了反对高种姓的主要投票集团已经是既定事实。因此，印人党最好的策略就得从它所擅长的、在城市行之有效的与选民建立直接联系，转换为制造分裂和利用分裂，打烂原来的农村庇护链和基于种姓身份认同而成形的政治版图。

首先，在这片土地上将印度教民族主义推行到极致。2017年当选的瑜伽士（Yogi Aditiyanath），即不是政治家族出身，也不是印人党/RSS的志愿者或党工体系出身，甚至根本没有治理经验。早年他甚至发表过敌对印人党高层的言论，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印人党还极端的不够。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2017年被印人党推选为北方邦的首席部长人选，这是因为当时的印人党察觉到了印度教社群和穆斯林及其他边缘族群之间的分歧和紧张，他们需要利用这种紧张。北方邦的相当多的印度教徒、特别是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原本就很支持印人党，并不需要更多的极端主义口号或暴力事件去巩固这种支持，但是印人党最终想要达成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效果：通过极端化将宗教矛盾放大，让即便是没有那么“核心”的印度教选民也开始担忧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样，尽管他们哪怕没那么喜欢印人党和支持印人党，也不得不选择在选举中支持印人党，因为只有印人党会在这样的冲突中从穆斯林手中“保护”他们。换而言之：让瑜伽士上位，并不是因为他很神棍，能够吸引更多虔诚的选民心甘情愿为他投票，而是因为他很能制造恐慌，可以让缺乏安全感的选民不得不为他投票，这就是印人党的制造焦虑政策。2019年的大选也同样如此，在大选前，北方邦发生了 600 多次社群之间的冲突和骚乱，但最终印人党在北方邦的80个选区中赢下了62个席位。

瑜伽士，图源：“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其次，利用非亚达夫的OBC种姓和非贾塔夫的达利特种姓对SP与BSP的不满。这么多年的种姓政治，并没有给这些边缘族群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在工作和教育方面），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政治代表和认可），而且大部分社会资源和优势都被支配种姓所垄断，他们迫切地需要新的政治代言人。而印人党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一套的，在经济和社会上，他们通过志愿者进行社会服务和提供公共产品，顺带进一步凸显地方政府在基层上的无能；在理念上，婆罗门-巴尼亚政党印人党当然不反对种姓，但反对包括种姓、地域和阶级在内的任何其他身份的重要性超越泛印度教身份，因此他们可以打着反对传统种姓歧视、所有印度教徒是一家人的旗号去呼吁和鼓吹"非歧视性的政策"；在政治上，他们培养这些边缘族群的地方政治干部，煽动边缘族群对于支配种姓的不满。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印人党几乎无需触及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层面，完全不用重视种姓之中的阶级因素，不用讲再分配，不用触动高种姓的核心利益，不用改变组织本身的性质，就能吸引落后种姓对他们的支持。这些手法不仅仅在北方邦使用，实际上在印度全国（特别是北方）也运用得很广泛。结果，在2017年，对SP和BSP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深感失望的其他落后种姓和中层种姓开始转而支持印人党——这样一个传统上的婆罗门-巴尼亚为核心的精英型政党。

印人党在2017年的大获全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在这一年，印人党不仅拿下了312个席位，得票率也超过了40%，这在如此分裂的北方邦几乎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奇迹。在此之前，印人党取得的最好成绩是1993年挟阿约提亚余威达成的33.3%投票率（但是当年并没有胜选，败在了SP和BSP的联盟下），而BSP和SP几乎从来没有超过30%的投票率。

那么，印人党这套政策是否还能继续在北方邦维系下去？

第一，通过极端和恐吓手段，将印人党塑造为安全保卫者的政策依然是非常有效的，但它的问题在于其可拓展的空间不多了。在卷轴（The Scroll）的报道中，有选民是这样说的：“如果只是为了安全，一个人可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会很安全，但会饿死，不是吗？”印人党的策略一直是Vikas和Vedas双球不落，同时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这给予了他们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基盘工商阶层的需求。只是在经济发展遭受阻力时，印人党才会大幅度向印度教民族主义倾斜，但并不会就此放弃经济和发展议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莫迪-沙阿这个印度中央执政核心并不一定非常喜欢瑜伽士。首先，莫迪本人并不乐见地方坐大，这挑战了他的权威，也和印人党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总体目标不符，看印人党任命的首席部长人选就能看出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听话，个人能力、威望和当地联系不能过于突出；其次，瑜伽士将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这条弦拉得太满，丢失了政策回弹和灵活调整的空间。如果瑜伽士在北方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这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从目前来看他对北方邦的治理是失败的。瑜伽士任期内推出了所谓的“一个地区一种产品”（ODOP）政策，试图发展北方邦地区本土产业，也加强了对达利特人的福利与补贴发放，通过政府投资加大对基建的投入，甚至还从中央政府那里得来个“营商环境全国第二”的称号，但经济结构上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收入没有得到质的提高，护牛政策而四处流浪的牛甚至成了农业一大公害；工业萎缩，制造业增加值出现年均4.5%的负增长。2021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中，北方邦成了重灾地，而瑜伽士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冷漠、反应迟缓和政策乏力，也让瑜伽士在各种民意调查中跌出了印度最受欢迎首席部长排名，一度有传言声称印人党中央试图用莫迪的忠实部下Arvind Sharma取代瑜伽士。

第二，吸引非亚达夫OBC和非贾塔夫的手段也依然是有效的，但它同样存在可延续性的问题。在任职期间，瑜伽士三次对自己的邦内阁进行了改组和扩大，继续引进非亚达夫 OBC 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来自最落后种姓 (MBC)的政治代表。2021年9月的扩大中加入了7个新部长，其中三个来自于OBC、两个来自于表列种姓，一个来自于表列部落。而在本次选举的前期准备中，印人党也拉拢了较小的边缘OBC种姓政党作为盟友，包括Apna Dal (S) 和尼沙陀党（Nishad Party，渔民种姓政党）。然而，前面也曾经提到过，今年年初大量当初从BSP转投印人党的政客又转投了SP，其中包括三位部长Dara Singh Chauhan、Swami Prasad Maurya 和 Dharam Singh Saini，他们都在边缘种姓选民中具有影响力和威望；而原来打算和印人党结盟的七个小政党组成的联盟Hissedari Morcha也因为得不到席位分配已经在1月份和印人党决裂。这也说明了短期收买政策本身的脆弱。被拉拢的边缘中下种姓是因为代表权不足而支持印人党的，但是印人党如果真的给予这些种姓代表权、党内职务和行政岗位，迟早会得罪其上层种姓的精英层，引发他们的反对，这是动摇印人党执政基础的问题。然而，如果印人党无法实现其席位和公职分配承诺，那么这些盟友也会感到受到欺骗而放弃和印人党的同盟关系。即便作为边缘种姓代表的政治人物已经加入印人党，这些转投的叛军本来也不是印人党依靠自己的干部和志愿者网络培养起来的，对印人党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有限，随时可能再次叛变。换而言之，这意味着印人党利用种姓对立的策略不管再怎么管用，始终是有限度的。

那么，印人党的希望在哪里呢？或许依然在莫迪身上。

瑜伽士的受欢迎程度会下降，印度教极端主义会被质疑，但是从2021年印人党应对新农法改革风波、新冠疫情和西孟邦选举失利的情况来看，即便遭遇了那么多"失败"，莫迪的威信和受欢迎程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得到了巩固。莫迪本人可能是全球选民规模最大的“衣摆效应”见证者，许多人投票给印人党的候选人，并不是因为那是印人党，而是因为那是莫迪所在的党。在北方邦也是一样的，印人党在这个邦最重要的选举活动，其实可能是12月13日莫迪在瓦拉纳西主持的金庙走廊工程（Kashi Vishwanath Corridor）的竣工剪彩仪式。这是向北方邦和全印度的人说明一件事：这个印度教的Heartland是属于莫迪的。而莫迪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他几乎无需对他最忠诚的选民——印度教中产阶级们给出任何政治和经济承诺，无需政策倾斜，无需留出保留席位，因为他们天然地就会选择他。因此，他可以有更多空间和资源去拉动容易动摇的中间选民，包括讨好农民、OBC和达利特人。只要莫迪将自己和北方邦绑定在一起，那么北方邦的印人党将永远有胜算。

除此之外，在发动选民的"技术手段"方面，印人党依然是无人能敌的，包括大量使用RSS为其提供的志愿者深入每个投票站点进行宣传和动员，通过大数据手段采集选民数据，随时根据动向调整宣传方向。2021年印人党之所以在西孟加拉邦落败，除了对手TMC作为地头蛇更不讲道理和更不吝采用灰色手段之外，雇佣了选举策略大师基绍尔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现在BSP和SP都没有这样出色的策略师辅助。这也就是为什么1 月 23 日至 1 月 25 日举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印度人民党依然可能在 403 名成员的议会中赢得超过 249-269 个席位，而SP在如此地费尽全力"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之后，只能赢得 113-133 个席位。

除了BSP、SP和印人党之外，北方邦还有一些较小的参与者。贾特农民的代表政党是Rashtriya Lok Dal(RLD)，创建者是查兰辛格的儿子Chaudhary Ajit Singh。Ajit Singh在2021年由于新冠去世，使得农民对RLD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同情，加上新农法使得北方邦西部农民加强了团结，RLD也得以部分地修复贾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由于之前的暴力冲突产生的裂痕，预计它会得到比以往更大的支持力度。由于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北方邦核心问题之一，尽管这个党派并不大，但确实可能会给印人党带来相当的挑战。RLD目前也是SP最主要的盟友。

老牌玩家国大党本次只打算竞选28个席位，由于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种姓政治上，国大党都已经无力与印人党或SP抗衡，这一次国大党的政治目的只剩下两个：第一，试图取回祖传选区Amethi；第二，依靠"女性政治"作为抓手，为Priyanka Gandhi的新选举策略进行实验。28个席位中，有10个席位的竞选人是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人认为在2014年之后北方邦政治趋势碎片化的程度减少了（因为获胜所需的得票率在上升），但是这个邦小政党的数目却在一直上升。这也说明了许多边缘族群/种姓正在改变策略。过往，他们可能会依附某个大的政党，但是现在的做法则是自己结成政党，然后坐等大政党前来收买或要求结盟，相对而言，这能提高边缘族群的要价能力。这和印人党惊人的得票率放在一起，反映了在北方邦同样也存在前面所说过的"两种力量”的撕扯：一方面是印人党试图一统天下，一方面是社会的进一步碎片化。

四、一邦的命运，一国的命运

由于北方邦幅员辽阔、选民众多，而选举委员会的器材（主要是电子投票器EVM）和人员有限，本次选举将会分为七个阶段进行，大体上从东到西推进。第一阶段投票日为2月10日，主要是上河间地和中河间地，决出58个席位；第二阶段投票日为2月14日，主要是洛希尔坎德地区，决出55个席位；第三阶段投票日为2月20日，包括了本德尔坎德和下河间地部分地区，决出59个席位；第四阶段投票日为2月23日，包括奥德、下河间地和本德尔坎德部分地区，决出60个席位；第四阶段投票日为2月27日，决出60个席位；第六阶段投票日为从3月3日，包括东安遮罗北部，决出57个席位；最后一个阶段投票日为3月7日，决出54个席位。

在第一阶段，印人党就会遭到SP和RLD联盟的强力狙击。在这个阶段，如果SP-RLD的联盟没有能够获得预想中的成绩，那么印人党很可能会再一次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不过，假如印人党并没有棋开得胜，它也依然还有调整的空间，因为西部是对印人党来说政治阻力最大的地区，继续向东，它的支持率会越来越高。严守中立的选举委员会未必是故意服务印人党做出这样的安排，但至少这个选举阶段的划分对于印人党来说实际上是有利的。尽管之前的民意调查中印人党依然占据优势，但SP同样有机会。为了公平起见，选举委员会已经全面禁止了对出口民调的实施和结果发布。因此，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正因为如此，在这次邦选前，评论者们大都态度谨慎，避免做出武断的结论。

那么，这场选举的结果能够说明什么呢？或许未必在于它的最终结果。

如今的印度选民在地方邦选投票和全国大选投票中表露出不同倾向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例如在邦选中选民选择地方政党，全国大选时依然支持印人党。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选民认为地方政府对地方治理负有第一责任，因此对印人党在治理、经济和发展方面未能兑现许诺的失望，会通过地方选举表达出来。然而，在全国层面，选民依然普遍相信莫迪和印人党的大国愿景和安全承诺，会将莫迪与无能、腐败的地方官员在心理上做出切割，并不认为莫迪本人需要对发展失败和经济萧条负责——这其实也是为何莫迪-沙阿更喜爱在地方不是那么突出、人望不是那么深厚的首席部长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在切割责任时不会过分地得罪地方势力。因此，对印人党在地方上的选举失败，并不宜过分放大，因为它们几乎不能成为全国大选的风向标。

不过，北方邦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地位实在太过特殊。历来，在北方邦发生的政治事件也被视作为印度政治的风向标：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在1975年对英迪拉甘地做出滥用政府机构进行竞选、选举结果无效的裁决，是引发"印度民主之耻"紧急状态的导火索；1992年阿约提亚拆除清真寺事件，标志着印人党在政治上的崛起；国大党在2019年丢掉尼赫鲁家族家传选区北方邦的Amethi，意味着这个老党派的颓势无可挽回；2019年北方邦各个地方政党结成的大联盟在全国大选里在印人党面前一触即溃，也意味着印度北方地方政党的传统政治模式无法再延续下去。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对这个邦政治风向的变化掉以轻心。

客观来讲，北方邦称不上是印度的缩影，也代表不了整个印度的政治状况；北方邦如此，并不能代表其他邦会如此；懂得北方邦，绝不等于就算搞懂了整个印度。然而，它对于所有关心印度政治走向的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研究对象：印人党如何调整政策，如何在其内部决定权力的均衡？它所给出的印度教身份，是否能够被阶层或种姓叙事所超越？地方政党如何应对印人党的挑战，进行理念和治理技术上的革新？种姓会被如何整合，种姓组织和政党将会如何发展？选民是如何在其多重目标中做出取舍，传统的恩庇政治和票仓动员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有效？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能从北方邦选举中得到解答，至少是部分的解答。

最重要的是——北方邦是如此复杂、如此巨大，它告诉我们在现代印度政治里，向心力和离心力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增长，同时强大，最终将这个邦、这个国家引导向一个在独立之时它的建国之父们可能从未料及的方向。阅读北方邦，或许也能教会我们如何有效阅读印度的内部政治，这是一个在国内的公共讨论已经长期被偏见、误解、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缺乏严肃性的武断结论所统治的领域。但是现在，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细致的研究和更多深入的思考。何妨就从北方邦开始呢？

2月10日-3月10日，让北方邦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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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年2月25日文章

原标题为《【时评（连载）】暴走的野猪之邦——你所需要知道的关于北方邦选举的一切（下篇）》

作者杨怡爽，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期编辑：王娇杨 陈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