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做比较并得出孰优孰劣的人，最终只能证明自己眼光狭隘

今天这个日子，原打算写个长篇评论文章的——关于“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之间各类争执的一点个人浅见，但是这两天太忙，遂无奈作罢，只能看以后是否有空去撰写了。

不过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点，不稍微写点什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临时用手机撰写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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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生常谈的“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之间孰优孰劣这个话题，几乎任何时候都能看到有人为这个起争执。

有的人非得证明“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或者非要争一下“前三十年”的路线对，还有的人坚持只有“后四十年”的路线对，诸如此类的“口水争论”数不胜数，每天都在吵，让人不厌其烦。

这个话题上，我、阿心还有阿卡，我们三个人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即这个争论本身就在逻辑上不应该存在。

或者说，无论任何时候出现像那样规模与力度的积极意义变革，都没有必要非得跟过去的任何一个阶段强行做以比较。

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时根据自身情况与外部环境做出调整，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像有一句老话说得那样，“计划没有变化快”。

若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完全如一开始那样按部就班，就能做好，那只怕我们人类社会现在就已经进入“大同”了。

套用阿心经常说的一句话，“吃到第六个馒头吃饱了，不止是因为第六个馒头，还因为前面五个馒头”。

我们应当肯定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意义与正面价值，也应当合理批判每个历史阶段的问题与谬误。

这绝非“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态度，我想说的是——即使做出批判，也应该遵照与考虑到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

若是强行以古人的标准衡量今人，那么人人都是“大逆不道”。

若是只用今人的标准来评判古人，则会让各自的祖宗都显得“蠢”。

国家与民族的前进是这样，人类文明的发展亦是如此，都是累积性的。

“前三十年”也好，“后四十年”也罢，他们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是每一代人中搏杀出的最勇敢也最有智慧的那一批精英，所共同定下的决策与共同实施的产物。

如果一定要比较这两个历史阶段，应当发现的是：互相认同大于互相矛盾；互相成就大于互相针对；互相努力大于互相拆解。

“前三十年”给了“后四十年”以底气，“后四十年”保护并延续了“前三十年”的成果。

最后，如果还是不能理解这两个之间强烈的“递进关系”与“因果逻辑”，那么我个人给大家推荐一段历史，请大家去了解：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共同商议国事。

在同年的12月26日，即毛泽东自己81岁生日的那天，他与周恩来两个人一起，在当天深夜敲定了一份意义重要、影响重大的决策。

这个决策，史称“长沙决策”。这份决策的具体内容，笔者这里不做赘述，想了解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查一查具体内容，便可知晓。

注意，这份决策的推出，距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还有整整四年。

看完这部分历史内容，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递进关系”与“因果逻辑”是什么含义了。

“改革开放”，是那一代决策层的共识，是“前三十年”之后施政方向的必然选择，什么时候转变当时的政策方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更不要说，开启“后四十年”的那一代决策层里，有许多人都是在“前三十年”里也一样身处决策层的。

任何拿这两个历史阶段来做比较，并得出孰优孰劣的人，最终只能证明自己眼光狭隘，缺乏长远视角下的思辨能力。

每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里，都充满着无数的必然性与征兆。

过去如此，以后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