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穷困，没有一首原创歌曲，却无数次拒绝「名利双收」的机会

　　多年后赵已然接受采访时，慢悠悠点上一根烟，激动的跟记者说：“我他妈的是个天生的戏子，在舞台上的一切都不用人教。”

　　这句话没有任何吹牛逼和扯谎的成分，后来人们评价他的时候，有人说赵已然吉他不行，有人说赵已然唱功欠佳，但绝对没有一个人说赵已然不会表演。

　　表演是他最大的拿手好戏，在三里屯的河酒吧，或是五道口的开心乐园、愚公移山、麻雀瓦舍…在任何一个毫不起眼的舞台上，这个蓬头垢面的奇怪老头拿起了琴，平日没个正形的脸上霎时凝结了一层数九严霜，歌声一起，情绪流水般肆泄。苦难以一种悄然的形式，住在他的歌声里。

　　台上人动情，台下人唏嘘。

《再回首》

　　于是，这个“一生没有一首原唱作品的”摇滚歌者赵已然，凭借“鲜明的性格和乱七八糟的经历本身”，给翻唱的歌曲赋予了反哺意义，从而让歌曲多了故事性，久而久之成了“风格”，他“赵老大”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亮。

　　「没一首原创歌曲却被称作传奇」，这是赵已然常常受到嘘声的最大原因。赵已然是个“没活明白”的人，身上有太多矛盾，时代和个人性格的问题在他身上作祟，把他弄得伤痕累累。

　　记者采访他，他一开始便煞有介事地说：我回顾这人生的50年，能想到的词语，只有美好一个，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些苦难也是美好的。

　　然后在采访的结尾，他不禁眺向远方忍泪。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人们最着急掩饰的，反而是最不堪的秘密。

　　走上摇滚之路

　　生在解放运动盛行的60年代，生在饥荒遍布的宁夏小县城，自由、反叛、生机勃勃，这些词语刻在赵已然的性格里野蛮生长着，因此给他一支麦克风，他就能表达，能嘶吼着灵魂唱歌。

　　赵已然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登台表演歌舞，11岁时精通拉二胡，很快就随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各地巡回演出。

　　时代的弊端也附着在这一代人身上：特别理想主义，特别向往自由。

　　类似于西方的嬉皮士，自由，放荡，无政府主义，音乐作为玩乐的形式，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

　　1977年，国家高考恢复，随后第三年，赵已然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选择与音乐不相干的理科之原因，无人得知，大概是想再物资匮乏的年代留一条后路。如他所想，毕业之后被分到了银川化肥厂的教育科上班，有了份稳定的工作。

　　可赵已然没法忍受踏实枯燥的社畜生活，早在上学期间，他就自学打鼓，开始在学校内外演出、赚外快，跟着朋友走穴；毕业后更是屁股挨不着办公椅，跑出去和本地的一帮大师们在银川组了个乐队办舞会、办吉他班。

　　化肥厂的工作很快就没干了，赵已然又回到大学时的走穴生活，赚着一笔一笔的小钱，活一天是一天，期待着出头之日。

　　东方红剧院在新华街上，剧院门口还有个茶馆，被称为好几代流氓的总部。东方红剧院对面是银川剧院，是宁夏秦腔剧团的舞台，也是赵已然的家。

　　到了晚上，赵已然会和郝建宁等一大帮子人组成乐队伴舞。但大家都不愿意让他打鼓，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把人家的鼓皮打烂，不好买也不好配。

　　每当赵已然披头散发穿着拖鞋奇形怪状的在街上走着，流氓们就会高喊：鼓王，干撒起那？

　　赵已然露出无赖的笑容，说他才不是鼓王，他弟弟才是，他是文人颜峻。

　　赵已然有个弟弟叫赵牧阳，比赵已然小四岁，也擅长打鼓。87年的时候被音乐人常宽从西安带到了北京，一年后加入了东方歌舞团。

　　1989年，赵已然呆在银川的音乐之路毫无进展，他打算去北京碰碰运气，彼时，在北京的赵牧阳已经是北京摇滚圈的名人，人称“西北鼓王”。

　　赵牧阳那时和常宽等人组了支乐队，叫“宝贝兄弟”，一伙儿总在东方歌舞团排练，旁边就是拨着吉他热场的崔健。赵牧阳看到哥哥赵已然来了，开玩笑说：哥你拿把琴跟我们一块儿玩嘛！

　　赵已然爱玩爱热闹，提着把吉他就上了，没想到后来越玩越嗨，还成了“宝贝兄弟”的吉他手，这算是赵已然第一次在乐队里找到了个稳当的定位。

　　但赵已然多叛逆，多理想化啊。十月份的时候，赵已然看青艺小剧场演出：蔚华加入的“呼吸”是马禾打鼓，常宽的“宝贝兄弟”是牧阳打鼓，还有老五哥、刘君利的“白天使”，以及“眼镜蛇”等六七个乐队。

　　赵已然说：我操，这还了得？

　　于是，赵已然把吉他撂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正儿八经地做一个鼓手。

　　当时他已经26岁了。

　　“我知道如果不是小时候就开始学的话，想达到一个高度特别难。鼓呢，我拿上就会打，但我想赶上别人的水平。”

　　赵已然做事风驰电掣，没几天就组了个乐队叫“红色部队”，陈劲担吉他主唱，他打鼓。

　　这支乐队籍籍无名，两首歌有点水花，一是魔岩挑乐队拼盘，在《中国火Ⅰ》收录了他们的作品《累》，“太阳在天上放着光辉，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另一首在陈劲的专辑《红头绳里》里，叫《逼上梁山》。

　　红色部队没几年就解散了，因为没钱。

　　被称为赵老大的那些年

　　俗话说的好，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钱做不了音乐，排练场没地儿租，设备也买不起。

　　于是1991年，赵已然南下去了深圳，又干起了走穴的活儿。

　　在中国南方，赵已然第一次感到人与人精神之间的那种差异，被眼前商业文明社会深深震撼。

　　“我到那是为了挣钱，但那里的环境对我来说太不合适了，没有精神生活，没什么朋友，就是喝酒”。

　　精神空虚，就在物品上找寄托，赵已然酗酒的毛病愈发严重，经常喝到神志不清在大街上躺着，恍惚间跟混混打起架来。

　　深圳赚不到钱，这时「红色部队」的前乐手给赵已然打电话，说可以来闽南试试——这个地方太可笑了，一天能挣一千。

　　赵已然听完嗤笑一声，不信。

　　对方说：“你来把，带几个人，路费我出，如果来了不喜欢这里就当玩一趟。”

　　赵已然去了，对方并没有骗他。

　　“这个地方太疯狂了，我去的不是最好的场子，但乐队每天每人能挣七八百。要是哪天挣了三五百，他们就生气，说今天不好”。

　　赵已然有个名号叫“赵老大”，这也是从闽南开始的。

　　闽南给了他足够大的舞台，来给他捧场的人络绎不绝，名声就这样唱出来了。

　　赵已然最喜欢朋友，最喜欢江湖义气，那几年，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安徽、淮南、淮北、四川、内蒙等等，络绎不绝一茬接一茬到那里淘金的乐手们都去“投靠”他。

　　赵已然帮他们凑乐队，凑歌手，凑齐了带他们去找老板，老板看上了就开始驻场唱歌。

　　这样，老大的名声出去了，全国各地更多的的人开始投奔他。有些乐手在那等机会一等等几个月，都靠他养着。

　　199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考试风：各地的歌手乐手需要通过考试才能上岗在酒吧唱歌。闽南也不例外，当地四条街大概三百个乐队，上千个歌手，把礼堂塞得满满的。

　　而赵已然的那场考试，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把跨年开成了个人演唱会：本来礼堂里只有前面一排文化局的人，考着考着，发现礼堂人越来越多，直到挤满，窗户外也站满了人。

　　赵已然一首歌结束，掌声雷动。

　　结束后，文化局局长走到台上跟赵老大握手，激动地说：感谢你给我们石狮镇带来了文化！回忆起来，赵老大说：“笑死了！”

　　那年，赵已然挣了一百多万，中间给母亲寄过一万，一年后回北京时身上剩几万，给兄弟买了些礼物，其余的在那里全部花光了。

　　纯粹的歌者

　　在闽南混得不错，但1993年，赵已然又回了北京。

　　“你问我为什么回？我该回来了，我呆够了！”你说这人任性不任性？一次又一次地，把稍微稳定的生活打碎。

　　没想到一回来，发现一切变样了，一起混的朋友们都飞黄腾达，“有的还成天皇巨星了”。

　　乐队们玩的东西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变了，

　　面对这个商业社会，赵已然的第一反应是不适。「当时我还有一些选择，可以跟着朋友们去挣钱」，但偏执和精神洁癖，还是让他「庄严地选择了地下」。

　　1998年春天，他搬去了偏远的清河，“那地方没人，安静，一点点钱就够我活了”，在那里，他有了唱歌的冲动。

　　他凑了套鼓就开始练，每天都打。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想起来80年代苏芮的一首老歌《跟着感觉走》，从前觉得挺俗，现在反到觉得积极，当时赵已然手里没有吉他，找隔壁小女孩借了吉他，唱了一遍，觉得特别兴奋。

　　那时候是半夜，他背着这把吉他走了一个小时的路，打到了车——清河太偏了，直接奔一朋友家，把这歌唱给他听，这个朋友也兴奋坏了。后来他还唱给房东和周围的孩子们，“他们听得都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