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论的思考

      回顾中国近代史，救亡始终是最根本的底色。无论改良还是革命，以及启蒙都是救亡的需要激发出来的。救亡如果不成功，一切都没有意义。正是救亡成了不同道路的衡量标准，也正是救亡决定了中国启蒙的内容。因此怎么启蒙，启蒙什么，注定了与西欧十八世纪启蒙的不同。西欧十八世纪的启蒙是另一种社会历史背景，另一种社会变革的产物。从严复到五四，中国人为了救亡而产生的启蒙思想既走到了生搬硬套，全盘西化的高峰，也是逐渐受中国内在发展脉络的制约，最终走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可以读读严复的思想变化过程，严复可谓中国启蒙的开启者)。说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这是没有认请中国近代史本质的本末倒置，是对西欧十八世纪启蒙的教条化应用，也是力图把启蒙限制在知识分子书斋中，使启蒙成为思想玩物，思想游戏的表现。这样的“启蒙”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割裂，与历史相割裂，与广大人民的社会实践相割裂，注定走向空洞化，丧失生命的活力。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奋斗史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为了救亡，中国人最终走向了广大人民的“觉悟与解放的携手并进”。

    这套个人主义的自由运用理性，激发权利意识的说辞，本质上是西欧社会生产关系变革要求的提炼，也是一种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的思想动员。而作为真实的实践效果和这个思想动员实际上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来到中国，它就被抽空了任何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实际上变成了超时空的理想主义说辞，忘记了这种思想动员只是针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发，而对于中国的另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并不具有对症下药性。比方说向阿Q启蒙个人自由观念就可疑。阿Q难道不是象鸟一样自由吗？对于阿Q的个人行动和个人生活，有谁去干预吗。在未庄不单阿Q如此，所有人对于自己的谋生都是自负其责，这种个人自由启蒙对于他们的实践又能增强什么新的革命性内容呢？同时这种启蒙也抹杀了处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差异性，将他们预设为高度同质化的，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原子，而不知道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权利要求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冲突，互相否定的。此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个人自由是个本然状态，处于空气中的人是不会意识到空气的存在的，并产生对空气的迫切需求。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知识群体为什么会分裂？归根结底是两种启蒙的分裂。中国到底需要什么启蒙，哪种启蒙更有针对性？中国自宋代以来其实就是世俗化的，一盘散沙似的平民社会。“一盘散沙”也就意味着碎片化，个体化，这个是中国传统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的特点。中国传统市井社会的“世故”，正是世俗理性对情欲精密计算的体现。因此中国人并不需要什么自由主义的世俗理性个人主义的启蒙，这本来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常态，这种精神常态在国民党身上，在港台海外传统华人身上不是常见的吗？这种各人只扫门前雪，只著眼于个人世俗小天地中的精神状态，还要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来启蒙，岂非是用错对象，以水济水，雪上加霜吗？因此新文化运动留给今天的人一个思考，那种西欧十八世纪的启蒙是否就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标准正确的启蒙？实际上世界上的真理从来不只一条。天冷穿厚衣当然是对的，是普世真理，但是天热穿薄衣不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某些自由主义者只是抽象谈论真理不分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懒惰地不去探究每条真理的具体运用环境，这就好比只表面地抓住“穿厚衣”这个特征，不加区别地，教条地运用于任何环境。而无视到底是处于“天热，还是天冷”的具体环境。因此，你说“天冷穿厚衣”不分东西，这没有错。但是否意味着，这就是全世界能通行的唯一真理呢？如果遇上天热的地区，怎么办？还要穿厚衣吗？“天热穿薄衣”同样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他所认识不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