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想不开”学人类学？听听她的“终极劝进”

人类学是什么？

有人把人类学说得很玄妙，认为它是探索人类行为背后文化意义的一把透视镜，带着一点超脱现实的神秘感。

也有人说，人类学专门研究一些部落民族，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做一些小众的研究。

还有人认为，人类学家总是背上行囊，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到达一个不知名的丛林或者小岛，记录部落民族的生活。

而知道一点体质人类学的人，可能会想到人类学家天天与各种骨头待在一起。

你以为的人类学家日常

这些对于人类学的想象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实际上也都并不准确。

人类学确实赋予了人们发现文化意义的眼睛，但它并不脱离现实，而是关怀现实。

人类学对部落民族的研究很经典，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越来越走向公共的人类学和大众的人类学，关注现代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人类学非常注重田野调查，但也并不是“说走就走”，通常都有相对严谨的计划和田野规范，调查点包括了各种场景和地点。

《人类学的邀请》译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王媛老师，从自己的经历入手，结合一些有趣的研究，与我们分享了人类学的独特魅力。

从调剂到人类学专业，到以人类学为志业的王媛老师，邂逅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在真实的田野调查中，人类学家如何应对乏味、漠视、敌意，又如何收获友善、包容、惊喜？

人类学其实是“跨界之王”，人类学家有着最广泛的朋友圈，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而在对青春期孩子的教育等热点话题中，人类学的研究又能给我们哪些独特的启发？

如果你问，何处是田野，王媛老师会回答：处处是田野。人类学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的生活关联密切。

01:53:59

00:05:30 从王媛老师阴差阳错走上人类学之路的经历，聊聊人类学有什么用

00:22:20 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是什么

00:36:10 人类学家的三个特点：“高贵、唱反调、不自信”

00:50:40 人类学家如何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开展研究

01:15:30 人类学面临的争议和危机

01:26:10 人类学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关于工作与休闲、青春期焦虑、性别劳动分工

01:46:30 普通人为什么要知道人类学？

01 

“跨界之王”人类学

大家好，我是王媛，一个人类学博士。

当亲戚朋友或访谈对象听到我说学的是人类学时，他们总是一脸“噢~噢~啊~啊~”的恍然大悟而又似懂非懂的样子。但其实，我们都是人啊，比起自然科学的一些专有技术名词，“人类”这个说法，的确亲民很多；不过大家确实又觉得人类学是陌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

那个时候的我总是想要解释，但又笨嘴拙舌，于是大多数都是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笑笑。经过多年的积累，现在的我大概能稍微解释给大家听听，人类学是什么，人类学怎么开展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又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不妨从我的一个故事开始。我跟我老公认识是朋友介绍，俩人约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咖啡厅。两人聊天过程中，他作为一个理工男，比较少说话，但总不能冷场，那也太尴尬了。

于是我便在心里悄悄地列了一个访谈提纲，充分运用了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技巧了解到了我当时想要了解的关于对方的一些基本信息。不管怎样，认识一个新朋友，总要先相互了解，才能为后来的交往奠定基础。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要只是这样评价人类学的作用，显然是大材小用。人类学更大的作用在于能拓宽人的视野。你会发现，世间文化多元，人生其实有许多种活法，价值观多元，我们认为美的，别人不一定同意。

每个群体的文化都跟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密不可分。人要用一种尊重的心态来看待那些自己不了解的群体和文化，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自己“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去评价对方。可以不接受，但请尊重。

在知乎、豆瓣等平台上，我常看到有人谈论人类学，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的“选择性关注”。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学习人类学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人类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回复的人中，雨雨说：“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并且不会极端。”标签为艺术人类学少女的朱Judy说，“身边的人都说我情商变高了。”Wangywangy提到，“共情能力的提升（empathy），聆听能力，会聊天，建立信任感。”可见，人类学帮我们认识了自己和他者，并且让我们能够更看得清自己在做的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清世事。

就像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关于人类学是什么有各种说法。我想从个人视角来谈谈我心中的人类学。简单来说，人类学主要研究文化。

· 第一个问题：文化是什么？

比较经典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的，泰勒曾经出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后来还受封为爵士，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他说：“文化是复杂的统一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从这么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非常宽广。因为文化是无处不在的。正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类学的研究空间。在我眼中，人类学就是一个“跨界之王”。它与其他学科相通的灵感共鸣是基于人类生活的多个面向。人类学大概有着最广泛的朋友圈。

在过去的几十年，专门的人类学分支研究不断发展。从应用人类学、行为人类学、认知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饮食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情感人类学到女性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再到影视人类学等等……

这些分类包含了特定的论题、理论和研究方向，但各分支学科共有的部分就是人类学最宝贵的核心方法，例如田野调查、民族志等等。人类学总能找到与共同研究某一个问题的相邻学科不同的视角，从客观的研究，回到对人的关注，回应人最本源的需求、思想和价值观。

· 第二个问题：人类学研究谁的文化？

自己的文化还是他人的文化？

人类学产生之初主要是了解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族群文化，那时候关注最多的是原始人和部落民族。在西方学者眼中，“自我”代表西方人和西方社会文化，而“他者”代表非西方族群和社会文化。所以，“自我”和“他者”是相对的，A人类学家眼中的他者，或许是B人类学家眼中的自我。

西方人类学家眼中，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异文化，但在中国人类学家眼中，中国文化是本文化。同一种文化中也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并基于地域、民族、信仰等的不同也形成了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因而除了去往异国他乡，人类学也可以在本土社会寻求“他者”。

自我与他者不仅是相对的，也是动态变动的。在历经殖民主义、战争、宗教传播，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不受外界影响的文化孤岛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家曾经的田野点也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

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就关注了一个名为阿伦贝皮的巴西小社区，他对这个社区进行了长期考察，分析了他眼中这片“桃花源”如何在四十余年中逐渐逝去，并卷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

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在随着时代发生着变化，它有着现实关切。它曾经脱胎于书斋，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但随着现代人类学的兴起，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对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林诺夫斯基与博厄斯

有趣的是，他们原来并不从事人类学研究。博厄斯是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但他后来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培养出了一大批知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大学时主修物理学和数学，后来兴趣转为哲学。

马林诺夫斯基在完成博士学习之后的休假期间偶然阅读了弗雷泽的《金枝》，从而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到新几内亚进行田野工作，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迫留在当地，到西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和原住民共同居住。

之后他回到英国，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并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一位知名的中国弟子，就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

马林诺夫斯基希望对文化进行科学的研究，认为研究者应该了解当地人如何生活，并知道当地人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于是，他真的在林子中间扎下帐篷，学习原住民语言，并且观察他的邻居们。

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在人类学研究上达成了许多共识，比如参与观察、在所研究的社会长期生活、使用当地语言。但两人在侧重点上也有差异，博厄斯强调文化的细节，马林诺夫斯基注重文化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基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调查写成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让他一举成名。

· 第三个问题，人类学有“壁”吗？

现在年轻人中流行“壁”的说法，比如“打破次元壁”“演员和明星之间有壁”等等，用于描述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人类学看似神秘高深，其实很开放包容。当你对人类学产生出兴趣的小火苗时，不用担心有壁。

上面提到的两位人类学大师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个学科跨度够大了吧，但他们仍然成功地在人类学方面享誉世界，甚至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博厄斯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对美国种族平等的推动贡献巨大。

所以无论你现在学习的是什么专业或者从事什么职业，人类学非常欢迎跨学科的人们聚在一起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有时候，跨学科读人类学的小伙伴甚至好像还多了一个技能点，天生地在一些分支领域带有技能加成。假如一个学人工智能的朋友用人类学方法开展研究，他肯定免不了要接受一定的训练，但是他对人类学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的考察，一定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人类学的就业前景被有些人宣传得很暗淡——事实上不只是人类学，许多社会科学的毕业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就业压力，但这不妨碍它是国外绝大多数大学都会开设的专业或课程，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建立相关的系所。

而且，慢慢地，当人类学博士们不再只是把目光聚焦在大学教职，他们会发现，人类学能干的工作还真不少呢。

比如，有公司专门聘请人类学家考察消费需求，在联合国组织中人类学家也参与了许多项目的计划和实施。并且，人类学尤其注重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所以往往能够通过参与观察探索现象背后的意义。

我所知道的比较有趣的案例中，有捡垃圾的人类学家，有做厨师的人类学家，也有和黑帮老大共同生活的人类学家。

当然也有从政的人类学家，例如阿富汗前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等等。因为人类学对于如何与他者交往颇有心得，我想这可以为那些时常需要出差到各个城市各个国家，特别是作为开拓者到非洲等相对落后的地区驻扎的人员很有帮助。学点人类学会无形中让你少踩雷，更快地适应当地生活。

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最酷的是法医人类学，他们除了采用体质人类学的知识之外，也会结合社会文化因素来为破案提供线索。有一部非常适合“下饭”的美剧是《识骨寻踪》，里面的主角就是一位女法医人类学家。

所以无论各位观众是从事哪个职业，学点人类学总没错。

02 

“高贵、唱反调、不自信”的人类学家

研究人类学的人类学家又是什么样？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可能有点不同于常见的评价。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高贵（自黑）、爱唱反调（批判精神）、不自信（尊重文化价值）。

· 高贵（自黑）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说话通常是比较接地气的，且大多平易近人，因为他必须亲身地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但人类学家又有许多专业术语，来方便与学界对话。善于自黑的人类学家也不时地调侃一下，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这种不得不应付的现实困境。

曾经读过“洞想”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篇热门文章，很有触动，标题是，“人类学家，你们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普通人：村里有个熟人，说了巴拉巴拉……转变成人类学家的话是：来自当地报道人的数据，称……

普通人：我每天的调查就是看村子里的人吃喝拉撒；人类学家：笔者对族群的生活史进行了追踪调查。

普通人：听老太婆磨嘴皮子；到了人类学家口中就变成了：女性主义视角下留守家庭的口述史研究。

普通人：查他祖宗三代的户口；人类学家：进行亲属谱系研究。

普通人说：刘老汉给我一大本回忆录，我的论文基本都是抄那回忆录的；再去看人类学家的文章，或许就变成了：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报道人L先生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资料。

大概有不少人会像我一样边看这篇文章边扶额，回忆起自己做调查、记笔记和写论文的经历。

记得博士期间到东北的一所学校做田野调查，认识了几位报道人，和几个年轻老师都成了朋友。有时候在聊天时听到重要的信息会随时记录下来，可能是记录对方说的话，也会时不时写一下自己当时的分析和感想。

有一次，朋友凑过来看了一眼我写的，又望了我一下，那眼神就仿佛在说，“你确定这是我刚才说的吗，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我并不怕田野调查中必然会有的劳累和辛苦，但却在意这些令我困惑和为难的道德伦理困境和双重角色带来的冲突感。总感觉自己与当地人的交往，带着一种不纯的目的性，以至于即便是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如果他同时也是你的研究对象，那么后面的私人交往也带了一丝丝奇怪的感觉。

这倒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时刻能提醒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则。

其实想要表达得浅显易懂、完整全面，又显得不那么啰嗦是有一定难度的。学术语言要求有足够高的信息密度，就必然会使用普通人不太了解的概念和表述方式，从而造成专业论文和著作晦涩难懂。

我所希望的人类学家是要多多“说人话”，那些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话，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将人类学的故事，人类学对时代和社会的感悟分享给普通大众，让更多人成为有人类学思维的个体，真正实现走向大众的人类学。

· 爱唱反调（挑战“常识”）的人类学家

当彼时的人们都认同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将不同民族划分等级，博厄斯却提出文化相对主义，批判种族歧视，宣传种族平等。

当社会大众都认为青春期就该是迷茫、焦虑而不知所措的，米德在萨摩亚的小岛的研究发现，当地的姑娘们轻松自在地度过青春期，她们对性没有那么焦虑。进而指出，决定青春期表现的是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原因。

当所有人都认为家庭和婚姻是普遍的，蔡华指出摩梭人没有父亲的概念，有不同的两性交往习惯，拉斯特则发现基奥瓦人有着庞大的家庭规模，因而不是所有的婚姻和家庭都是大众所想象的样子……

常常“唱反调”的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不断拓展着大众的视野。

· 不自信（尊重文化）的人类学家

第三点，我眼中的人类学家是“不自信”的，当然这几个字加了引号。人类学家的“不自信”在于，基于对地方文化的尊重，他们一直都要求自己以一种平等甚至“学习者”的身份与当地人接触和交往。

在人类学家眼中，“有文化”不是学历的高低，这些只不过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许多当地人虽然可能不识字，但却拥有本土文化和生存技能，他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人”。在他们面前，无论你是博士还是教授，那都是学生。

所以人类学家看起来的“不自信”是带有一种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敬畏感。就我自己来说，出门旅游也常会带入自己的专业习惯，去想当地人行为的背后可能蕴含着某种文化内涵，要提醒自己尊重当地文化的风俗和禁忌，比如洗了手不能甩手，比如不能坐在某一个位置，比如有些东西是不可以随便触碰的。这种专业习惯是在以往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中形成的。

03 

人类学家的田野和书写

人类学家做研究的基本流程，首先要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其次撰写民族志，同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加以分析，提出某些观点，来与学界对话。

· 第一个问题：田野调查是什么样的？

田野调查就像是人类学的“成人礼”。自从马林诺夫斯基提供了一个模板之后，田野工作便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标志性符号。

早期人类学最常关注的是前现代社会，通常是不通电、不通水，更不要提手机通信和互联网，需要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田野调查要求人类学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学会他们的一套生活技术，并从点点滴滴的具体细节中体会他们赋予行为的意义。

即便人们可能从文献资料或者各个渠道，了解即将去往的地点和即将接触的人群的信息，在心中建立起来一个大致的印象，给了自己一些心理准备，但真正过去之后，还是可能会感到不适应、手足无措。

即便一再地自我催眠，让自己接受新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期待当地人接受自己，但这个融入的过程一定会有，而且这段时间正是人类学家最敏锐地感受到文化差异的阶段。

当你开始觉得自己的行为不突兀了，跟当地人熟悉了起来，甚至交到了几个当地朋友，不再那么孤独，一切才开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依靠顺其自然，而是需要一些刻意的努力，不能一直都待在自己的舒适阈里，比如躺在宾馆里吹空调。调查者必须走进当地人的生活，最好就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同吃同住。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读硕士时到河北沧州的农村做调查，住在老乡家里，吃着农家饭，睡大通铺，没有什么禁忌，反而感觉很亲切，他们一家人都很照顾我，令我很感动。

所以，人类学家为什么要亲自到田野中去，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只有遭到文化震惊的暴击才能切实感受文化差异，比从二手文献中获得的感受要丰富生动得多；二是只有切实与当地人交往，才能领悟当地人的情感和对自己生活的理解，比站在旁观者的视角要更能明白行为背后的意义。

有趣的是，人类学在观察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观察人类学家。嗯，没错，有时候人类学觉得引以为傲的发现，可能只是他们在开玩笑。的确，当地人可能说的不一定是真的，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他说了他认为真的东西。人类学家不是鉴谎仪，但是却可以通过持续性观察和扩大访谈对象的范围来验证。

英国人类学家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里记录了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田野生活呈现出来，真实甚至有点搞笑地呈现了他遭遇的各种窘境。

巴利发现跟当地人聊天总有意想不到的困难，除了当地语言很难学之外，他们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而且喜欢用以往惯用的说法，无论这个说法可不可以用于当下的情境。比如，巴利问道：“谁是庆典的主办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他今天没戴。”

又或者，“假设你有个姐妹，她嫁给了某人，你会称呼他……”“我没有妹妹。”“我知道。但是假设你有……”“但是我没有，我只有四个兄弟。”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象巴利当时的崩溃，反正我这里是很有画面感了。

这个有趣的故事也反映出，人类学家想要获得一点资料并不容易。田野调查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可能带回来的笔记乱七八糟，毫无头绪，有时候离开了田野点之后，回到家才发现，哎呀，有些重要问题没有问。

虽然通常人类学家都会自然而言地预设自己大致要了解的方面，列出调查要点和访谈提纲，但事实上真实的调查不是在做访谈节目，有台本，甚至有导演，大多数时候你无法正儿八经面对面地获得资料。

当地人不是排好队等着接受你的访谈，并已准备好像倒豆子一样把所有他的想法都告诉你。就算人们很配合很友好很健谈，但是你想了解的却并不一定就是他们认为有必要说给你的。

我在东北做调查的时候访谈过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当时的设想是听他讲讲那时候的学校的情况，但是他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非常乐于跟我分享他那段经历。

我当然觉得很值得学习，但这跟我的调查主题似乎差距有点远，于是我有时候不得不委婉地把话题拉回来。于是这场访谈注定就是一个对方不断跑题，你不断拉回来的过程。

其实，田野工作中还有两个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怎么把自己当作当地人的一员，如何成功“伪装”，形成透明体质，不要让当地人觉察到，“哦原来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主张不能因为你的存在而干涉到当地人的生活，这样获得的调查资料也通常不那么符合实际。但显然，理想和现实总是有点差距。现实的田野工作中，被当地人视而不见几乎是奢望，鲜明的外貌差异、语言差异、服饰差异，早期的人类学家很容易在当地引起围观。

第二件事是怎么获得当地人的信任。曾经有戏称，搞人类学的酒量要好，我也常在私下聚会中被同事朋友友善地调侃。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人类学调查常常需要尽可能快地与陌生人熟悉起来。大概是中国传承多年的酒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吃一顿饭，喝一顿酒不能拉近的，不行就两顿。

但是显然，这种仅限于私人而不是公务场合，并且基于自愿才行。所谓的“破冰”文化或者陪酒文化绝不能提倡，百分百的陋习。

其实想要拉近人与人的关系有许多方法，比如请别人帮一个忙，对的，你没有听错，请别人帮你一个忙，关系是麻烦出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被人需要”的需求。

或者也可以向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学习。这天格尔茨夫妇在巴厘岛看一场大规模的斗鸡比赛，结果警察突然袭击。围绕着斗鸡场地的人群立即向四面八方逃跑。在这种混乱恐慌中，格尔茨夫妇并没有简单“掏出证件”来表明他们的身份，而是选择和村民们一样迅速逃跑。经过这种“共患难”，距离被当成“自己人”也不远了。

田野也不全是苦哈哈的，有时也会有惊喜，当你发现了印证心中假设的现象，或者与众不同的仪式，或者特殊的观念时，会感到无比的兴奋。这种兴奋应该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者在经历了99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喜悦。

田野调查如大浪淘沙，人类学家就像一个个淘金者，试图从河流和泥沙中寻找一粒粒闪着金色光芒的颗粒；人类学家也像一个纺织者，从一团乱麻中找到一个头绪，理成顺畅的线团，然后编织成人们认识的样子。

· 第二个问题：人类学如何书写文化？

人类学家在调查中将接触到的原始事实撰写成田野笔记，然后基于某种逻辑，用符合作者思路和读者视角的方式写出来，形成民族志。民族志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成果表现形式。

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梳理理论虽然枯燥但只要花功夫就能行，收集资料虽然并不轻松但也有章可循，最难的是在实证资料和理论之间建立桥梁，那是相当烧脑。于是，初学者写成两张皮就很普遍了，看似是融了，但实际上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所以有时候会发现，最终完成的成果和最早的原始事实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不大不小的墙。

这个时候就需要多学习许多知名研究。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的最后一章中写了巴厘岛斗鸡比赛和它背后的赌博，他称之为“深层游戏”，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斗鸡就像一个象征符号，巴厘人对斗鸡精心饲养和训练，让它们参加斗鸡比赛，并在鸡的脚上安装距铁（一种锋利的金属武器），使得它们在争斗时更有杀伤力。

斗鸡有相应的比赛规则，而赛圈中心和周围会有许多人参与赌博。斗鸡游戏和赌博看起来是公鸡的争斗，其实反映的是男人为了声望、地位和尊严的争夺，这也是巴厘人热衷于斗鸡游戏的文化根源。

巴厘岛斗鸡

想要真实客观地描写文化，非常困难，需要跨越许多鸿沟，这大概也是格尔茨所谓的认识论的问题。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客观的？当地人自己都不一定说得清。人们虽然尽力客观，却常常带有一种天然的“滤镜”；人们想要展示一个事物的全貌，却受到表现手法的局限。

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提出过“冰山原则”。冰山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八分之七在水下，文字和语言只是上面的八分之一，情感和思想才是水下的八分之七。人的许多情感体验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且我们写的和脑中想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把所想的东西写下来之后，也就被理性整理过了一遍，发生了变化。

曾经人类学家一直以追求客观全面地展示研究对象的文化为目标，但显然这样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后来，人类学家已经承认自己所写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的痕迹——那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也作为作者的一部分呢？拉斯特所倡导“合作民族志”，就是主张和研究对象共同书写，是一种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学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虽然有这么多困难，还是有许多人类学家的作品以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比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等等。

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

除了文字，人类学也会借用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展示。比如，亲属关系图可以用来表示家庭成员和继嗣关系。影视工具的运用也已经发展为专门的影视人类学分支学科，比如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庄孔韶拍摄的《虎日》《金翼山谷的冬至》都用镜头展示了不一样的群体文化景观。

04 

也给你说说人类学的黑历史

人类学之所以在田野调查和书写文化上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是因为学科一直都在争议和危机中不断反思自己。不妨来看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帮凶吗？

早期的人类学的确扮演过殖民者帮凶的角色，那时候的人类学家多用传教士、博物学家、探险家、商人的身份作为掩护，随同殖民者进入殖民属地，搜集当地的风土人情，用来为殖民政府服务，以便他们更好地统治殖民地人民。后来人类学界一直批判这段历史，反思人类学的伦理角色。

直至21世纪初，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还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计划，负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调查风土人情，为美军绘制“人文地形系统”（Human Terrian System，HTS），说穿了，就是为军方提供情报，后来《纽约时报》曝光了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

美国人类学的代言人马歇尔·萨林斯不得不发表一封公开的谴责信，批判这种违背学科伦理的做法。当时，多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声明，该系统因有悖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道德和纪律而“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人类学实践”，是人类学“不可被接受的应用”。“人文地形系统”不是一个以减少军队和平民伤亡为目的的高尚项目。

其实为政府服务提供资料在人类学史上还有一个著名案例。在二战期间，博厄斯的得意弟子，一位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临危受命研究日本文化，为后来美国在战场上击败日本提供了重要支持。

她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受限于当时的战争状况，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日本，只是访谈了在美国的日本人，凭借文字和影像资料就相当切实地描绘了日本的国民性，并预言了日本的投降。

相信这本书你们都听过或者读过，那就是《菊花与刀》。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让我们铭记历史。同样是为政府或军方提供资料，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世界局势下，得到的回应却不同。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哪个行业的劳动者，都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伦理反思性。

近些日子阿富汗局势也是鸡飞狗跳。了解一些人类学对阿富汗及相关社会的研究，或许会让我们能从新闻的背后更深刻地解读当地社会文化现象。阿富汗是部落社会，具有特殊的政治特点。

人类学研究部落社会是很在行的。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就描绘了非洲努尔人通过部落、世系群和年龄组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每个部落都可以裂变分支，各个分支有着这个部落本身的许多特点，但是每一分支都有其独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专属的疆域。部落与部落分支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们在分裂和融合这相互对立的趋势间形成一种平衡。同级的争斗会促成次级的联合与上级的分裂。

比如我和另一个部落分支共属于某个部落，我们之间会有争斗，但当我们共同的部落与另外一个部落发生争斗时，我们又会联合起来。中东有一句谚语：“我反对我的兄弟，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堂兄，我、我的兄弟和我的堂兄一起反对外部世界”。

阿富汗的部落社会同样具有高度的分裂性，并且反对国家的干涉与控制。它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国家的某些职能，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安全、生存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但我们也能发现，部落组织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衡看似相互矛盾，实际上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国家作为部落组织的扩大形式，力量有限，难以直接控制部落社会，只能借助部落首领来维系间接统治。所以，部落社会的属性决定了阿富汗很难建立现代国家。

除此之外，我们在分析阿富汗问题时，有必要批判并反思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反恐视角，应该真正倾听阿富汗人民的声音。托马斯·巴菲尔德作为一个在1979年之前就亲身在阿富汗做过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希望读者可以把阿富汗人民本身看作主要成员，来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动态。

而人类学家诺亚·柯本指出了许多外国干预的荒谬之处，战乱之下被拒绝进入危险地区的外国官僚只能远距离地做出不适应当地发展的决策，并且缺乏文化敏感性，亵渎当地的价值观，给当地人的情感造成伤害。

阿富汗的局势还在不断变化，我们期待阿富汗人民能够尽快过上安全稳定的日子。

· 第二个问题：

人类学家能够真正去除自己的偏见吗？

马林诺夫斯基除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外，还有一本影响很大的作品，出版比较晚，是在他去世多年后，由其遗孀1967年整理出版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这本书出版之后给人类学界带来的是一场地震，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界的一位明星偶像，那么用现在流行语就是这位明星“塌房”了。

甚至有人痛心疾首，为什么要出版这本日记？难道让人们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不好吗？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后一页，说了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我们如果不能摆脱自己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种“认识自己”的智慧。就这一最要紧的事情而言，养成能用他人的眼光去看他们的信仰和价值的习惯，比什么都更能给我们以启迪。

但是，他却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当地对文明世界和白种女人的向往，时常流露出对研究对象的厌恶，甚至大骂岛民是“黑鬼”。他在日记中不断提醒自己远离淫念、不要对女孩儿毛手毛脚、别碰垃圾小说以及立即动手工作等等。

这本日记出版后不仅使人类学面对颠覆性的危机，甚至连作者本人的道德也遭到质疑。但后来有学者认为，日记中的文字传达了身处异乡的孤独和烦闷的感受，描绘了一个真实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不断自我谴责和自我反省，不断与另一个自己相抗争的过程。马林诺夫斯基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当地人的看法，分析了这些看法与生活的关系，但这不是通过成为当地人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从远处观察及反思而完成的。

格尔茨说,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困境，意味着我们在了解当地人时，总是无法直接面对，其中隔着很多个象征符号。所以，放过马林诺夫斯基吧，我们不过是人，这个问题是所有研究者都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困境。

05 

人类学的现代启示：“他者”于我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的“他者”，这与“自我”区分开来。

我与他，注定不同，也正因为这种不同，我们才觉得有趣。但倾听“他者”的故事不只能满足我们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还在于思考这些文化会不会帮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我们可以先从几个社会问题的例子开始思考：

· 对工作和休闲的理解

相信大家都听过富翁和乞丐的故事。在海边晒太阳的富翁遇上了一个乞丐，富翁很同情乞丐，问他为什么不去工作？乞丐问：为什么要工作？富翁说：因为可以赚很多钱。乞丐说：那然后呢？富翁说：那我就可以买房买车，想度假的时候就来度假，就像现在这样。乞丐说：我现在不也在度假吗？富翁无言以对。

现代人超负荷的工作在带来物质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和工作压力，算下来可能赶不上一个部落民族的快乐。

就如拉斯特在《人类学的邀请》中提到的昆人的例子，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付出相对较少的劳动，就能获得过上舒适生活所需的食物。

男人一周的劳动时间是平均44.5小时，包括狩猎、制造工具和“做家务”，例如准备食物、宰杀猎物、打水和收集柴火、清洗器皿和打扫住所；妇女每周的平均劳动时间是40.1小时，包括采集、制造工具和“做家务”。

按照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我们每周的上班时间就有40小时，还不包括通勤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加班时间；至于互联网“大厂”的加班文化中996、007工作制，那更是远超法定劳动时间。相比之下，昆人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看起来好像更加轻松。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休闲，吃东西、休息、同孩子玩耍和相互拜访。

所以，或许用我们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可能被描绘为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但如果用他们自己的条件来评价，其实他们的生活很惬意了。

· 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

第二个方面想分享的是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

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位知名的女性人类学家，深受老师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影响，被誉为“人类学之母”。当时，青春期危机已经是全美的社会问题，孩子们的叛逆、焦虑、紧张和性方面的问题，让家长们束手无策。为弄清楚青春期危机出现的原因，米德远赴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调查当地人如何度过青春期。

书中一开头就用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萨摩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勤劳的农民、活泼贪玩的孩子、甜蜜的爱情等，一切都是那么轻松和谐而愉悦。她在当地待了九个月，发现当地的青少年未出现青春期危机，他们无忧无虑、心态平和、非常平稳地过渡到“成人”。所以，青春期危机不是生理现象而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共同造成的结果。

她的老师博厄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道：“她那得之不易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人类学家长期持有的猜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萨摩亚远离大陆，社会环境相对封闭，文化环境比较宽松，没有现代社会的诸多禁忌与限定。青少年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下长大，未来的生活是按部就班，不会因为有着过多的选择而产生迷茫。

萨摩亚的家庭结构也与现代社会有很大差别。现代社会大多都是以未婚子女和父母双亲所构成的小家庭为单位，称为核心家庭。而萨摩亚社会基本上都是以一二十个人因血缘、姻亲、收养关系结成的“户”为单位。

在这种以户为单位的大家庭里，教育孩子往往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群人的事。可能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另一个女人手中，方便大人们的劳作。

户里所有的长辈都可以教育这个共同的孩子，当然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受到委屈或者烦恼，他们也可以换个地方住。亲属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

这种大家庭结构并不只是出现在萨摩亚社区，卢克·拉斯特描述的基奥瓦社区也是采用大家庭的模式，在那里，每个人都可能有许多兄弟姐妹，也可能有许多父亲母亲。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特定关系和责任。孩子其他的父亲母亲就跟亲生父母一样，对孩子负有责任：他们可以管教孩子；如果亲生父母去世或离婚，他们还可以照顾孩子；如果有能力的话，可能会支持他完成学业。

萨摩亚人

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青春期问题和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电视剧《小欢喜》《少年派》等一系列影视剧中刻画了多个家庭中，青少年在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时，所面临的压力、焦虑和困惑，以及父母不同的教育方式带来的影响。

青春期所发生的生理心理变化以及同一时期学业和社交中的问题，提醒我们思考该如何从制度和文化层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建立什么样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社会又该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营造什么样的成长环境，都是我们在阅读完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后要反思的问题。

中国家庭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当个人遭遇危机时，它像一个真正的港湾，成为个人坚强的后盾，也使得社会不陷入崩溃。但中国家庭在养育和教育子女上的广泛的焦虑和内卷也成为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大，青少年开始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他需要更多自主选择的自由，小到今天穿什么，大到未来的人生方向。父母应该处理好与青春期子女的边界感。例如，母子关系是亲密的，但也要逐步培养相互独立的心性，如果母亲处理不好界限，就可能产生所谓的“妈宝男”。

父母要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的同时，不能在情感上依赖孩子，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家庭不应该盲目支配孩子的生活，更不应对他们的生活加以扭曲。在孩子不同的人生阶段，父母应该及时调整与孩子的互动和交流方式，以更多的包容来处理孩子在这一阶段可能出现的适应问题。

当孩子不小心打碎一个杯子时，你的反应将会决定他是正确积极的面对这样一个小事，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处理后果，还是如惊弓之鸟，不自信，畏缩甚至逃避，进而更严重地认为你不再爱他。

青春期危机在很多时候是青少年与父母的矛盾。当青少年遇到危机时，父母该选择怎样的态度？遭遇校园霸凌是否能告诉父母，请求帮助？经历了恋爱和学习上的困难时，父母能否成为最坚强的支持者和后盾？父母应在关怀与放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为孩子营造温馨的家庭关系，培养孩子独立的精神。

 《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多年之后也曾经陷入一场争议的漩涡。在米德去世五年后，德里克·弗里曼出版了他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书中，作者批评米德所描述的萨摩亚社会那幅“美妙的闲适”图景是不真实的，是“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

他说，米德的田野调查是有严重缺陷的。首先是调查时间的不足，米德只在萨摩亚待了9个月，而且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个研究项目。其次，米德对当地语言的掌握远不够熟练。

而且，由于米德在调查期间并不是住在村里萨摩亚人的家庭中，而是住在一个白人家庭中，因此她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是有限的，她除了接触一些年轻姑娘外，对萨摩亚社会的整体了解不足，她的调查也是不充分的。甚至那些姑娘们跟米德分享的故事中也有戏谑玩笑的成分，意思是，米德有可能被“忽悠”了。

这一争论出来之后，双方都有一定的支持者，他们的调查点不同，时间也有跨度，谁也不知道是否在这段时间里当地是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抛开这样的争议不谈，《萨摩亚人的成年》对比了萨摩亚人的家庭与现代社会的教养方式，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的选择。

· 对性别劳动分工的理解

第三个方面，我想聊一下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分工上的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对两性的工作要求是“男主外，女主内”。有人可能会为这种观点辩护，认为男人天生就应该成为主导者，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人类学家佩姬·里夫斯·桑迪在《女性权力和男性统治》这本书中，反对“女性居于从属地位”这种无所不在的观点；相反，她认为特定模式的女性权力和男性统治并不单单建立在生物差异的基础上，不是因为女性天生承载着生育的重要职能，而是在政治、经济等其他文化体系相关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张鹂在她对北京丰台“浙江村”这样一个外地人口社区的研究中也包含了性别视角的解读。作为一个女人类学家，会关注家庭和性别一点也不奇怪。张鹂发现，当地流动人口的家庭手工业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分工。男性在家庭之外工作，女性在家庭内部工作。

妇女大多是主要生产者，负责协调生产以及处理家庭成员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未成婚的女儿(如果有的话)会和年轻工人们每天在缝纫机和工作台前待超过15个小时。

即便女性在服装生产的劳动参与和社会关系协调当中都扮演关键角色，但在浙江村她们的工作仍被看作次等。人们通常将丈夫看作是家庭生意的“老板”。并且，因为住房紧张，服装生产通常就在人们住的地方开展。“家务活”是“女人的事”，“做生意”是“男人的事”。于是在家里从事服装生产被看作是女性化的私人行为，因此即使其劳动强度很大且对生意运转十分重要，也无法摆脱价值被低估的命运。

我国一直不断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的就业率。但是社会对家庭内部女性劳动的认可还不够高。最近让我受触动的是，一个女明星的老公因为工作较少而在家专职带孩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前把全职妈妈这个角色，看得太简单了，它其实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但从结果来说，看起来像你一天都没有做什么。”家务活常常是看不见的，而且因为家务劳动无法用经济收入衡量，所以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06 

普通人为什么要知道人类学？

我们作为普通人，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过好自己小小的生活，拥抱社会大大的视野。人类学也正是在这两方面与普通人息息相关。

人类学可以教会我们审视自我、换位思考、与人共情与悬置偏见。人在社会交往中必然需要学会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动。我相信人类学从理论和方法上几乎能与这三个要求一一对应。

常常跳出自己的视野局限，站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自己，是个不错的体验，学习和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跳出来鼓励一下自己，说你已经很棒了，想要跳得更高往往要先蹲下；顺风顺水的时候，也站出来提醒一下自己，别得意忘形啊，现在的成功是过去努力的结果，而美好的未来取决于现在。

学习人类学对于普通人而言，有利于提升自我修养，学会换位思考，更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体会和理解对方语言和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习以为常的行为和习惯背后其实也有着不寻常的文化背景，进而能够与之共情，反省自己可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并将那些或许无法完全去除的“文化中心主义”观点悬置起来，以平等的友善的方式面对他人。

而对于社会而言，人类学有助于为社会营造包容、开放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者不是永远存在于遥远的岛屿或者未开化的部落，他者就在我们身边。如何对待他者是人类学一直以来的重要命题，也为我们提供了伦理的指导。

社会大众应该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包容一些特殊文化群体的存在，尊重那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与大多数不同的人。而这种文化环境的建设需要所有普通人的共同参与。

除了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特殊性别者、读写障碍者、残障人士外，还有很多不同于社会大多数的人，比如所谓的“剩女”。

人们常会问一位女性“都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生孩子”。《十三邀》中，许知远访谈牛津大学人类学家项飙时就曾谈到，剩女遭受着一些贬低，从道德上被认为对不起父母，从价值上被社会羞辱，似乎不结婚不生孩子就是一种罪过。

随着“三胎”政策的实施，国家将会出台更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改变是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复杂问题，不是把女性的贡献只局限于生孩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经历了一次自我批判和自我完善的更新，走向更加开放更紧贴时代脉搏的大道上。人类学在改变也在坚守，改变的是不再把自己局限在个别领域，坚守的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思考，以全人类而不是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全球各地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既指向了当地的问题，也回应着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国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世界人民应该共同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鉴，回应更多贴合社会痛点的话题，比如艾滋病、养老问题、性别歧视、亲子关系、人工智能、家庭暴力等等。

米尔斯有一本畅销书，《社会学的想象力》，主张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私人境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其实人类学也有想象力，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都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

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一个宝库。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系统的基础，而且或许会成为救人类于危难的法宝。文化多样性也是，“地方性知识”不仅是当地人的宝贵财富，也可能是国家乃至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非要以功能主义视角来评价文化，那么文化能够满足人类需求，帮助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能够从文化中汲取营养、感悟内心，甚至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世界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我们也缺少发现文化价值的眼睛，人类学会赋予我们这样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