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变局中，“再挂钩”对拜登政府意味着什么？

自拜登上台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博弈，中美关系开始走向“再挂钩”。10月4日，美国商务代表在讲话中释放出善意，表示要与中国在经济上“再挂钩”（recoupling）。政治学界预测，这会是中美关系走向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起点。翟东升教授还提出：“我觉得，应该对即将到来的这些对话机会予以充分重视，相关的顶层设计应既有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又有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高度。”

10月6日，中美在苏黎世举行了一轮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那么，为何此前在阿拉斯加谈判时，美国方面还表示要“凭实力出发”，与我们对话。而现在，美国又愿意放下架子，与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呢？

我以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先对对方的情况做一个摸底。而这就需要从理解美国国内、国际环境入手。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国内环境。

我国多数人对美国国内环境的理解，是从特朗普时期的黑人“零元购”开始的。由此，我们得以窥见美国国内社会的撕裂。

但事实上，仅从这一靠后的时点来理解美国国内社会，并不能得其全貌。我们需要把时间线稍微推向前，推到里根时期。

众所周知，里根总统是在危机中上台的一位强硬派政治人物。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的政治身份是共和党党员。

这一身份对于理解当时的美国政治尤为重要。共和党是美国的保守派。所谓保守派，关于他们的思想，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从柏克到艾略特》一书中曾做过系统的总结。

大体说来，主要是这么几点：第一，以神为合法性来源，却又不只依靠神，而是在神与人之间搞折中；第二，认同平等与自由，却又主张等级制与秩序；第三，认同适度创新，却更注重传统；第四，重视道德，却又不放弃功利心。

保守派在西欧更多，因为西欧是老领主的国度。那里为保守派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比如，著名的埃德蒙·柏克，就是保守派政治学的鼻祖。

保守派大都是西欧社会的顶层。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些喜欢穿着高腰裙，或高筒袜，在乡野的大别墅里开高级酒会的上层人士，基本上都属于保守派。

美国的保守派不算很多。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总结道，美国政治秩序有几大传统，分别是：第一，犹太教，特别是上帝对底层人民的恩典秩序。第二，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观念。第三，古代欧洲的神学，以及近代的新教，同时还加入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传统，以及自然神论。第四，英国的保守主义。第五，美国自己的融合之道，也即大陆会议时期博采众长的做法。

所以，说到底，美国保守派是一个继承了西欧老领主的底子，又加上了美国工业化时代洗礼的群体。他们所认同的政治秩序传统，其实是一种混杂了西欧传统神教道德的工业化政治经济秩序。对此，柯克也并不讳言：“实际的统治在美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多数人认可某种道德秩序的存在，而且他们靠这种秩序——也即灵魂的秩序——约束自己的行为。”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里根总统的上台，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怪异之处，即他作为由保守派推出的政治领袖，为何会在推动“自由企业制度”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在里根的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芝加哥学派成为主流政治经济学派，并在里根下台后还保持了极大的力道，席卷了整个世界。

保守派显然并不能认同自由秩序。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秩序，而非自由秩序。而里根却力推自由秩序，推动“自由企业制度”的发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引出美国国内的第二股政治力量，那就是自由派。自建国之初，美国就有一大批自由派。而且，相比保守派，自由派是社会的主流。路易斯·哈茨教授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曾经提到：“1776年美国革命的突出点就不是它带来的自由，而是它不存在摧毁继承封建结构的任务。”所以，美国没有太多的保守派，反而是自由派的天堂。

自由派的第一位代言人是杰斐逊总统。杰斐逊在文章中提到：“我们争取的政府不仅仅要建立在自由原则上，而且政府的各项权力必须平均分配给各个政府部门，每个政府部门都由其部门有效的遏制和限制，无法超越其合法范围。”

在建国之初，由于工业不太发达，美国的自由派主要是中下层资产者。而在经过镀金时代、柯立芝繁荣这两个重要的黄金时代之后，美国的自由派得到了大发展。不仅人数大为增加，资产规模也得到明显提升。而随着资产规模的不断提升，他们在社会话语权上也有了质的飞跃。他们跃居成为社会的顶层精英，得以与保守派平起平坐。而且，因为人数较多，他们在声势上经常会略胜保守派一头。

此后，在一战、二战期间，大量的欧洲资本外逃到美国。其中，有一股核心力量是犹太资本。犹太资本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派，因为犹太人在老欧洲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无法获得正式的地位，更无法真正掌权。另外，犹太人与欧洲的保守派关系一直不太融洽。由这一点去理解二战期间德国的很多行为，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解释。

犹太资本来到美国，进一步加强了自由派的声势，其中一个突出标志是1914年纽约美联储的成立。在当时，纽约五大银行购买了美联储纽约银行203,053份股票的40%股权，并由此打开了大金融寡头操控美国，乃至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历史轨道。犹太资本入主美联储，是美国，乃至国际财权进入到自由派手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自由派所认同的政治秩序与保守派不同。诚如前述，保守派认同的是一种混杂了西欧传统神教道德的工业化政治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在强调身份等级制的同时，又要求维持工业化的社会生产。而自由派认同的是一种建制化的去道德性的工业化政治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希图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悬临于半空的“自系统”，这个自系统否定道德，否定传统，并依据自我的内置程序，自体维持工业化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拨人对政治经济秩序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不同，但双方在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双方都追求工业化社会生产，以获取利益。

正是这个共同点，维持了里根的看似古怪的施政方略。说白了，里根虽然是共和党党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代表了自由派的利益。面对巨大的经济危机，保守派与自由派合流，共同维持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度过了难关。

这一合流，是我们要讨论的整个问题的起点，因为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的国内政治向着自我分裂的方向不断滑动。

里根下台后，自由派凭借着巨大的声势和庞大的力量，令美国的国内政治秩序向着它所构想的方向偏向。

其中，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事情，是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的企业化改造。对于这一点，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合著的一部作品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名叫《改革政府》。这本书宣称要打破公与私的边界，建设一个“企业化政府”。这包括如下几点：（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2）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3）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4）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5）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6）受顾客驱动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7）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这本书其实就是克林顿对政府改造思路的总结。所以，它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称赞，并被他推荐给政府的下属阅读。而所谓政府的企业化改造，其实就是要按照自由派的构想，来从改造政府角度入手，来构建美国国内的政治秩序。

对自由派的逐渐掌权，保守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原本，在里根掌权时，两家合流，完成了对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过渡。而在渡过难关后，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却流到了自由派的口袋里，而保守派却被逐渐边缘化了。这令保守派的怨言日渐增多。

此后，无论是布什上台，还是奥巴马掌权，都未能真正改变这一历史方向。撕裂变得越来越明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联盟逐渐破裂，裂变为两个对立的群体。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加上第三股力量。这股力量是砸向本已出现裂缝的冰面，导致冰面破裂的又一块砖头。那就是美国的中下层平民。

美国是移民国家，中下层平民自然也不是铁板一块。

据2020年发布的人口普查详细结果显示，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首次下降至低于60%，占57.8%，拉丁裔占比18.7%，黑人占比12.1%，亚裔占比5.9%。

这些平民各怀想法。其中，中下层白人是反对自由派，而支持保守派的。这倒不是说他们真的与保守派立场一致，而是因为他们与保守派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即自由派。中下层白人认为自己在自由派统治下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因为上升通道被自由派锁死而吃亏。所以，他们痛恨自由派，站在保守派那头，一起对抗自由派。

中下层拉丁裔中也有很多人是保守派的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拉丁裔迁来美国，抢占自己的工作机会和社会空间。拉丁美洲、墨西哥与美国距离不远，每年都有不少人通过合法、不合法的途径来到美国。先来的拉丁裔已经在美国扎了根，这时从乡下来个穷亲戚来投靠自己，还要占掉自己的工作机会，换个人都会不乐意。而保守派反对自由移民，所以，拉丁裔中有不少人都支持保守派。

黑人则站在自由派那头。黑人在历史上与保守派，特别是南方的保守派有过节。这是美国的蓄奴史留下的祸根。在被解放后，黑人也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他们一直受到白人的欺负、排挤，故而想通过进一步的扩权来赢得更高的地位，以及更多的机会。所以，他们痛恨保守派所希望构建的等级化秩序，而赞同自由派的构想。

亚裔人数较少，而且亚洲距离美国也比较远，去美洲的“穷亲戚”数量较少。所以，亚裔很少直接参与这些事情，而是更多的扮演两头都赞同、支持的角色。顺便一提，亚裔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向亚洲的“穷亲戚”炫耀自己过得有多好，以证明自己的选择就是牛。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中下层平民其实也分为两头。其中，人数较多的那头靠向保守派，而人数较少的那头则靠向了自由派。前面曾经提过，保守派人数较少，声势不壮。而现在，大量平民靠向保守派，便使得保守派声势大震，得以与自由派掰手腕。

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格局下，保守派大佬特朗普登台了。特朗普在登台后，遵奉的政治纲领只有一个，那就是拆毁自由派所构建的政治秩序。

特朗普一上来就提出“美国优先”。这就是要拆掉自由派的政治秩序，否定自系统。在执政期间，特朗普放任病毒不管，就是要借病毒的力量，破坏自由派花几十年构建起来的政治秩序。

而面对特朗普的手段，自由派不断发动黑人“零元购”，也就可以理解了。

拜登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格局下登台的。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派别对立、政治分裂的局面。而且，这个局面并不因为拜登的登台而直接得到化解。拜登只有做出一些事，才能令其中的矛盾适度缓解。

那要怎么才能令其中的矛盾缓解呢？唯有令所有人都得到好处！

在这个背景下，拜登将要与中国谈判。把握了这一点，再来看中美对话，我们才能理解中间的很多事。

当然，顺带一提，拜登还面临很多现实的难题，比如高额的负债。据统计，目前美国政府负债28万亿美元，而美国2020年的GDP为约20.9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国债是美国2020年GDP的133.9%。而且，自1960年以来，美国已经78次上调国债上限。如今，美国国债又要到期，而美国政府兜里没钱，拜登将面临无钱可还债，信誉即将破产的境地。

这是上面那个背景上的一抹蓝韵，只为上面的背景增添颜色，并不改变上面那个背景。

接下来谈美国的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简单梳理一下美国与德国、法国的关系。

在二战后，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得到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信赖。但其中有两个国家最为特殊，那就是德国和法国。

德国是战败国。对于德国，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一直有意予以压制。这一态度符合法国对于德国的历史倾向，即以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刻意予以对抗。但是，美国却并不希望如此。

美国认为，当时的主要对手不是德国，而是苏联。所以，美国希望以德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但是，美国也不希望看到德国强大，毕竟打造一个强大的德国对于美国所希望构建的欧洲平衡秩序也是威胁。所以，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希望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但必须确保德国的绝大部分控制在美国手中。对于这一点，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清楚地记载道：“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并非不乐意看到德国出现分裂，面积较大的德国西部现在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中。”

当然，美国保持德国的相对实力还有另一个没有明说的理由，那就是要制衡法国。在德国问题上，美国与法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角力。最终，美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迫使法国不得不放弃自己构想的欧洲秩序体系，将自己置身于美国构建的欧洲新秩序下。朱特说道：“法国领导人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方案。那3年里，法国人实际上不得不和他们300年来的历史作斗争和妥协。”美国人令法国人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是复杂的。美国并不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德国，而是希望维持一个足以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和足以制衡法国的战略支点。哪怕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德国的态度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美国始终只把德国作为一个战略支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盟友。

由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何美国一直把在德国部署核武器作为自己的一项战略重点。据德国媒体报道，目前，在德国布歇尔空军基地还存放有20枚美国核弹。

德国社会一直希望美国将这些核弹撤走，而德国的政治家也经常以要求美国撤走核弹作为竞选口号。而之所以德国人会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众所周知，一旦爆发战争，核弹的存放地必然会最先遭受攻击。但美国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北约表示，将升级部署在德国的核弹。显然，在美国看来，这些部署在德国的核弹，其作用不仅仅是对抗俄国。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美国与德国保持亲密关系，要求德国始终保持对美国的跟随，显然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再来说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前面提到，美国对法国一直多留了一个心眼。之所以美国一直对法国防备一手，是因为在二战后，法国希望构建属于自己的欧洲新秩序。其实，这也是欧洲多数国家一直以来的想法，即希望建设一个独立的欧洲。

自二战结束开始，美国就不允许这种局面的出现。美国祭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主旨是恢复欧洲的经济实力，而非彻底削弱欧洲。不过，以此为条件，美国要求欧洲，特别是英国，放弃殖民地。同时，美国以马歇尔计划为工具，将欧洲的企业家带来美国走访、参观、学习，接受美国政治学、经济学的洗礼。

据统计，仅1948年到1952年间，法国有5000名经理人、技术人员、工会活动家前往美国学习，占法国相关人员总人数的1/4。

美国这么做，是希望改造包括法国在内的老欧洲，使之接受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说白了，美国是想把欧洲揉捏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而这正是美国的欧洲新秩序的本质目的。

对这种做法，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并不真心接受。在二战后，因为受困于经济困境，欧洲国家接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并为此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却时刻保持着高傲的态度。

这一高傲的态度以著名的戴高乐主义为思想内核，并以法国长期不参加北约为代表行动。虽然，后来法国参加了北约，却也经常以退出北约相威胁。

在这一状况下，美国希望改造法国，令法国对自己保持跟从，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国就不得不不时的敲打法国，令法国难堪，令法国出丑，令法国人高傲的态度受到折辱。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诸如“美国横刀夺爱，抢下法国人与澳洲人签订的潜艇大单”之类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见诸报端。这是美国有意为之。

所以，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德国和法国始终都留了一个心眼。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当然也明白这一局面。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求欧洲独立。德国和法国领导欧洲多国建立了欧盟，又组建了空客公司，在数字经济上与美国形成对抗，并不断试图推动建立欧洲军。这些用心的举动，都在宣告法国和德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构建欧洲秩序。

只不过，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些动作都推进很慢，简直可以用“龟速”来形容之。

有趣的是，在特朗普时期，保守派领袖特朗普对法国和德国的这些举动大加纵容，因为他认为这有利益打击自由派所建立的秩序体系。这使得法国和德国原本的龟速推进变成了大踏步跃进。比如，北溪二号，就是这一特殊时代的猛然出现的事物。北溪二号的建成，使得德国在能源方面，可以稍微摆脱对美国控制的石油体系的依赖，获得一定的自主性。

拜登在上台后，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既成事实，即法国和德国已经在构建欧洲新秩序方面，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大步。现在，他希望重新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显然是有难度的。要想重新收拢人心，必须要拿出能让所有参与国都能获益的方案来。说白了，那就是“得给钱”。

在这一大背景下，拜登要与中国进行谈判。

年轻的时候，我尝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是在当时，由于少不更事，我并不明白，为啥古雅典强盛如此，还要去跟一群比它弱的城邦开战，比如斯巴达。结果，古雅典深陷战争泥潭，并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深渊之中。

后来，经过生命历程的洗礼，我终于懂了，原来这个新兴的古典商人集团从来都不知道满足，就想把所有东西都拢到自己手里来。他们搞了提洛同盟还不够，还想把整个古希腊世界都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一番。他们的触角不断扩张，乃至于终于碰到了斯巴达人的底线。于是，双方之间展开了一番你死我活的搏斗。而搏斗的结果，是逾越边界的古典商人集团集团的惨败。

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借索伦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毫无疑问，纵然是富豪，除非他能一直幸福的享受他的巨大财富，直到死亡，否则，我们就不能说他比普通人更幸福。许多最有钱的人其实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顶级富豪只在两个方面优于幸福的人。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大灾难的打击。而幸福的人当然没有那么多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经不住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即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善终的话，这便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够得上成为幸福的人了。只不过，就算是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也只能被称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啊。”

可惜，一直到今天，西方的精英集团都没有参透希罗多德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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