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革命:印度共产党百年成败得失

摘要

本文将印度共产党纳入印度政治百年历史发展的脉络,将之与主流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有机对比与分析,勾勒出印度共产党在印度政治中发展演进的基本路线和历史坐标。本文在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和理论纲领展开分析研究的同时,介绍了印共的政治实践和历史成就。作者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反思认为,印共未能与国大党争夺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权;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印度本土实践的有机结合;其组织建设的羸弱导致印度共产主义力量始终无法集中统一。

作者简介

王静:王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柴尚金:本文审读专家:中联部柴尚金研究员。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0-2021》,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一百多年前,俄国十月革命在1917年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1929~1933年资本主义体系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得以继续迅猛发展。为了应对内外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采取两种战略:一种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模式,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节制资本,缓和阶级与社会矛盾,建立福利社会;另一种则是走极右翼保守主义的道路,即采取法西斯主义模式,用暴力镇压左翼社会运动,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组织团结民众,通过外部矛盾乃至战争方式转嫁社会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在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版图中,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以及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模式在全世界获得较大的政治空间。在印度,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在作为世俗化民族主义政党的国大党中获得相对优势。而在共产党阵营内,走议会道路和推行“新型人民民主革命”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也取得很大的政治进展。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个阵营相互角力、此消彼长,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全球性蔓延,政治极化趋势出现并持续发展,广大民众对原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极大不满,中间道路遭遇极大冲击,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为代表的极左翼和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获得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一 印度政治版图中的印度共产党

深入梳理与分析印度共产党的过去、现在、未来,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而是需要将其纳入整个印度政治百年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有机的对比与分析。通过将印度共产党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和目前印度第一大党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分别就发展规模、党员分布、执政经历进行粗线条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印度共产党在印度政治中发展演进的基本路线和历史坐标。

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党,是一支世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国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就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一支把触角伸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党;是一个巨大的彩虹似的政治组织”,[1]独立后国大党传承和巩固了这块大阵地。目前国大党党员人数为3000多万。国大党自独立以来在印度长期执政,后伴随印人党势力上升,2014年至今丢失政权。

印人党是人民党分裂的产物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印度人民同盟的继承者,印人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偏居印度北部几个邦。在冷战时期,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发展缓慢。1980年印人党成立时,主要代表印度北方印地语地区几个邦,后来从北方到南方,影响力拓展至全国。2003年党员人数已经高达3000多万。2014年,印人党已经成长为国大党替代性力量。2014年印人党击败国大党组建中央政府后,迅速发起“扩党运动”,党员数量从3350万人飙升至1.1亿人。2020年7月印人党再次扩员,党员人数升至1.8亿。

印度共产党1920年在塔什干成立,当时是一支海外流亡共产党。1925年印度共产党在本土成立。1934~1942年印共被英国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活动和发展规模受到极大压制。1942年解禁之后,党员规模达到4500人左右,1943年初增加至9200人,1943年年中增加为1.5万人,1945年为3万人,1947年为6万人。印度独立后,印共党员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1948年的8.9万人,增长到1957年的12.5万人。1964年印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分裂,分裂为印共和印共(马)。后来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印共(马)在1964年成立时党员是11万人,1978年上升为16万人,1992年增至60万人,1997年为71万人,2002年十七大时达到80多万人,2006年达到94万人。根据印共(马)的官方数据,目前党员人数为106万。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印共(马)在内,当前印度各支共产党党员总量维持在200万左右。

印共在全印度力量分布失衡,特别是在广大的印地语地带整体力量薄弱。1967年4月,印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指出:“党的整体力量薄弱,这些较为稀薄的力量主要分布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而在其他地区,从严格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力量根本算不上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1978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的党员数量占党员总数的68.5%,1991年这一数字变成71.8%。2000年以来,印共(马)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的党员人数占党员总数的89.5%。

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长期执政,尽管未在中央执政,但在印度政坛仍有一席之地——排在国大党和印人党之后,属于印度政坛中“第三力量”。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在西孟加拉邦实现了长达34年连续执政,在喀拉拉邦实现了和国大党轮流执政,在特里普拉邦实现自1993年到2018年长达25年连续执政。

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共产党力量——印共(毛),自2004年合并成功以来,力量分布于28个邦中的22个,其核心力量集中在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贾坎德邦和安得拉邦。

二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与理论纲领

1947年印度独立伊始,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出现了裂隙。印度共产党激烈反抗的头号敌人英国殖民力量退出南亚次大陆前后,针对时代特征、印度社会性质和矛盾、革命手段和革命目标,印共展开一系列讨论。随后,围绕印度是否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共产党内部出现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英国人撤出后,印度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另一部分人将这场独立称为“假独立”——帝国主义仍然通过代理人间接统治印度,印度从一个旧殖民主义国家变为新殖民主义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围绕“国大党统治的性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加剧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人应该与世俗资产阶级国大党合作并结盟,还是应该发动武装斗争推翻政权?围绕对国大党的认识分歧,1964年印共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反对国大党的共产党力量派别被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支持国大党的共产党力量保留“印度共产党”的名称。[2]1969年,印共(马)中主张暴力推翻国大党统治的激进分子,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印共(马列)]。

印共、印共(马)和印共(马列)分别代表印度左翼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右翼、中左翼和极左翼。印共和印共(马)在后来的议会道路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印共(马列)的武装斗争道路也对印度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印共(马列)后来又多次出现分化重组,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格局和意识形态格局已基本奠定。印共(马列)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失败后碎片化,后在21世纪重新在印度全境整合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

“冷战”结束以来,走议会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逐渐行不通,无论是欧洲的社民党还是美国的民主党,都在这一时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印度,通过议会政治在三个邦执政的印共(马)及其领导的左翼联盟虽然较好地执行了土地改革,但是由于缺乏中国和苏联那种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在推动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收效甚微,21世纪以来也不得不采用某些新自由主义手段来发展经济,从而丢失了大量传统选民,并被民粹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所取代。与此同时,走武装斗争道路的印共(毛)由于迅猛发展,成为国大党政府和印人党政府的国内头号政治威胁,印共(毛)由此也成为印度政治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比较中左翼的印共(马)和极左翼的印共(毛)的纲领和路线,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长久以来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思想理论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作出战略判断,是共产主义政党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印共(马)认为,21世纪的中心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苏联解体后,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帝国主义加大了对全球的统治力度。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攻势下,帝国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不断加剧。印共(马)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资产阶级国大党左翼,冷战时期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基本上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3]在对印度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判断上,印共(马)认为独立后,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质体现在与地主阶级结盟,以及与帝国主义相冲突和勾结。在印共(马)看来,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都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灰烬中成长起来的,但印度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不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印度独立之后,资产阶级都没有尝试粉碎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现在的印度社会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与种姓、社群和部落民的独特结合。印共(马)认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要团结一切可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促成民主革命的完成。印共(马)主张进行由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垄断性质的“新型人民民主革命”。“新型人民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第二个紧迫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在印共(马)看来,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府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鉴于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力量,建设工人阶级领导的、基于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最重要的目标是用人民民主国家取代现有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印度革命尚未完成的民主任务,为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铺平道路。[4]在革命手段的选取上,印共(马)认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将通过和平手段——发展强大的革命运动,结合议会和议会外形式的斗争,实现人民民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印共(马)看来,尽管印度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但议会制也体现了进步,为人民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一定机会。鉴于此,印共(马)主张成人普选权、议会和立法机关可以作为人民政权为民主权而斗争的工具。[4]

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印共(毛)旗帜鲜明地认为,当今世界“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时代”。“自马列毛定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来,世界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或新发展。然而,关于时代的特征,我党认为没有本质的变化,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同时,印共(毛)也指出,帝国主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主要是“控制方法的变化”。“二战以后的时期里,帝国主义采取了‘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又采用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印共(毛)认为,与旧殖民主义相比,这些新形式仅仅是控制方法、控制手段的变化,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没有变化。而帝国主义的新特点造就了更有利的革命形势,落后国家将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帝国主义的唯一替代是无产阶级革命。[5]在对印度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判断上,印共(毛)对印度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有着非常鲜明的分析。印共(毛)认为,“1947年的‘独立’是个谎言”,不过是英帝国主义者将其权力转移到其忠实的代理人——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国大党手中。当今印度社会仍然是帝国主义执行新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印度社会存在四大主要矛盾:(1)帝国主义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3)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4)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之中,前两大矛盾是主要的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必须用新民主主义手段解决。印共(毛)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主义。印度社会的第二大矛盾即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被印共(毛)视为当前主要矛盾,需要通过武装的土地革命,即持久人民战争来解决。印共(毛)主张,印度革命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印度当前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第二个阶段则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而前进。[5]革命手段的选取上,在印共(毛)看来,印度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印共(毛)总结历史过程认为,印度50多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证实,任何试图利用议会来批判议会制度的想法本身是一种妄想,任何想利用议会的企图都是幻想。印共(毛)主张,人民群众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获得政权,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印度走武装革命斗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5]

三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与历史成就

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政治实践成果主要可划分为议会道路的地方执政成就和武装斗争建立平行政权两个方面。

(一)印共(马)的地方执政成就

喀拉拉邦 在喀拉拉邦,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说是与该邦的历史并行发展的。喀拉拉邦的历史与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邦的政治历史上,也在其社会文化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喀拉拉邦于1956年基于马拉雅拉姆语形成。独立前,印度共产党曾领导该地区农民进行了长达几十年反对封建地主制的斗争,形成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在该地区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支持下,印度共产党赢得了1957年第一次议会选举,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共产党地方政府。执政后的共产党推出了土地改革法——《喀拉拉邦土地关系法案》。该法案内容包括:向农民提供永久土地所有权,规定土地持有上限,确定合理的租金,给予佃农购买耕种土地的权利。[6]喀拉拉邦实施的土地改革法塑造了喀拉拉邦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生活。1969年全国《土地改革修正法案》通过时,只有喀拉拉邦对土地改革进行了贯彻执行,而在其他邦,土地改革仅停留在纸面上。喀拉拉邦的土地改革打破了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地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公共投资促使识字率和健康指标大幅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学术界注意到喀拉拉邦的历史性进步,并由此提出了“喀拉拉模式”的概念。

西孟加拉邦 印巴分治后,大量难民从巴基斯坦流向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人站在战斗的最前线,为难民申请住房和投票权。共产主义者在 20 世纪50年代领导了一场食品运动和反对驱逐佃农、保护佃农土地的运动,这些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穷人支持共产党。1977年,印共(马)和印共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政党组成的联盟——左翼民主阵线赢得选举并组建了政府,由乔蒂·巴苏担任首席部长。此后整整34年内,共产党人不断赢得选举胜利并领导西孟加拉邦政府。在政治上,左翼民主阵线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村地方自治改变了农村阶级力量对比,极大地削弱了地主和放债人的统治地位。在很长时间内,贫农、贱民和部落民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比例。左翼民主阵线政府推进了土地改革措施,从而确立了佃农的权利。在印度《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受益者总数中的50%来自西孟加拉邦[7],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左翼民主阵线在西孟加拉邦实施土地改革方案的规模和绩效,也可以看出国大党政府土地改革的失败。复兴农业是西孟加拉邦左翼民主阵线政府的另一项重要成就。由于农村公共投资的大幅增加,原本只收获一季作物的土地每年能够收获三季作物,西孟加拉邦由此成为印度大米的主要生产地。

特里普拉邦 长久以来,印度东北部各邦军事叛乱频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政府治理下的特里普拉邦的军事叛乱却得到有效控制。保护部落民的权利以及实现了部落和非部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特里普拉邦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亮点。

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来自东孟加拉的孟加拉人大量涌入,逐渐改变了特里普拉邦的人口结构。外来的孟加拉人数量超过了土生土长的部落民,超过40%的部落民土地被政府拿走用于难民安置,部落民日趋边缘化。这引发了孟加拉移民和部落民之间长久的对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军”和“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等为代表的反抗武装大量涌现。

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于1978年在特里普拉邦掌权。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发起了一系列包括全面实施土地改革在内的措施,其中着重点是停止非法转让部落土地,恢复部落土地,通过《1979年土地改革立法修正案》确保佃农的权利,并将多余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土地者和贫困农民。左翼民主阵线政府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诸如大规模政治运动、反叛乱措施和推动部落地区发展,逐渐消除了暴力武装存在的土壤。此外左翼政府还帮助部落民引进了可大规模种植的橡胶,并建立了保障部落民权利和身份的“特里普拉部落地区自治区域委员会”(TTAADC)。这两个政策设计有效将边缘化的部落民纳入政治主流。总体来看,特里普拉邦在扫盲、教育、卫生、人均收入和民主分权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二)印共(毛)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的平行政权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次武装斗争高潮,分别是:1946~1951年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1967~1971年“纳萨尔巴里运动”;2004年至今印共(毛)领导的席卷半个印度的“毛主义运动”。“纳萨尔巴里运动”主要由印共(马列)领导,后以主要领导层遭到削弱为转折点走入低潮。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冲突、分裂与合并,构成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复兴的前奏和基础。

马宗达去世后,印共(马列)不断陷入新的分裂。“人民战争集团”是后马宗达时代“纳萨尔巴里运动”所有的分裂派别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今天印度毛主义运动所执行的主导路线就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思想路线。可以说,今天毛主义运动之所以成为印度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印共毛主义运动“平行政权”的建立,都可以归因于“人民战争集团”当年的战略,正是“人民战争集团”的出现,推动了整个印度毛主义运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

“毛主义共产党中心”是印度毛主义运动光谱上的另外一支重要政党。“毛主义共产党中心”成立于1969年10月20日,属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与印共(马列)之间的战略分歧,该党从未加入被视为毛主义共产党之母的印共(马列)。“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发源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在将近30年间该党吸收和团结了印度众多的革命者和革命团体。该党将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将发动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2003年“毛主义共产党中心”与“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毛主义”合并为“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8]

“人民战争集团”始于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在将近30年间团结了几乎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其组织网络延展至全国各邦。2004年9月21日,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中心”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即印共(毛)。

印共(毛)自2004年成立以来,活动遍及印度40%的国土,主要集中在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多个邦。根据印度官方估算,这支武装大约有5万名战斗人员。

四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百年反思

(一)关于和国大党争夺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权问题

印度共产党人是印度完全脱离英国统治主张的主要传播者。国大党内部存在温和派和极端派的斗争,温和派不赞成完全独立,极端派则赞成完全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温和派在国大党中占主导地位。在拉合尔会议上,在共产党和尼赫鲁等国大党左翼领袖的压力下,甘地被迫承认了完全独立的决议。在民族独立斗争的整个阶段,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了工农运动,并同国大党一起,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

尽管做出巨大牺牲,并且在独立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共产党人仍未能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或决定性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共产党在“退出印度”运动中犯了历史性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将印度拖入战争,战争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印度共产党坚决反对战争,并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英国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到1941年5月,几乎所有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入狱了。但是,在纳粹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共产国际呼吁所有国家的共产党“认识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主要的敌人,苏联与英美联盟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为了捍卫世界革命基础的战争”。

随着日本军队向印度推进,并占领了属于英国占领区的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和安达曼群岛,日本入侵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迫使英国迅速妥协,国大党发起了“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殖民统治者必须“退出印度”。然而印度共产党人反对国大党倡导的“退出印度”运动。面对法西斯势力的全球推进,他们认为这一呼吁不合时宜,担心英国人空缺的位置可能被日本帝国主义填补,反法西斯同盟的削弱会对反法西斯战争产生负面作用。也鉴于此,1942年7月英国当局解除了自1934年以来对印度共产党的禁令。印度共产党的这一举动导致自身丧失了渴望与英国人开展一场毫不妥协战斗的爱国者的支持,给印度人民留下了共产党人并不急于推翻英国统治的印象。1943年,印度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与英国人全面合作。[9]

印度独立后,印度共产党对二战中的这一立场进行了反思,认为自身在“退出印度”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国际范围内支持人民战争的同时,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印度人民要求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的正义主张。

印度共产党在二战中的失误与盲目听从苏联的指示有关系。与印度面临的局面类似,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曾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这些错误主张被毛泽东所代表的领导人所抵制,否则中国共产党也会在抗日战争中面临边缘化的局面。对于印度共产党不能成功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穆贾法尔·阿迈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反思,主要问题是印度共产党在理论上的缺乏:“我们的领导人在理论上不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深刻……我们关于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阶级与种姓的关系、民族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的作用的理解认识水平不高,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辩证的。”[10]

归根结底,印度共产党当时并没有从理论上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其赞成并追随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未做出通过工人阶级领导取得独立运动胜利的决议。由于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的遗毒未得到全面的清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始终面临着未完成的革命任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现了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在第三世界国家率先成功地实现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印度本土实践的有机结合

印度独立以来,印共的数次大分裂,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理论的分歧是组织分裂的重要根源,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发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议会道路的代表——印共(马)——当时深受苏联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影响,因此在实际政治实践中较多地依赖议会模式,虽然依靠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强大的影响力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并未成功地探索出印度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印共(马列)及后来的印共(毛)在理论上更多地借鉴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时期的理论资源。然而,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中印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印度独立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已经与独立前有很大的不同。借鉴中国革命道路,仍然需要有一个印度本土化的过程。但即便是与武装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相比,印共(毛)在辩证地处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互关系方面的能力仍然是欠缺的,这体现在印共(毛)在城市范围内影响力较小、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缺乏足够的支持者等众多方面。

总之,由于缺乏理论创新能力,印共(马)丧失了大批更加激进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印共(毛)相对激进的理论主张,也并没有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压倒性优势。在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两支共产主义力量虽然一度形成了各自富有生命力的势力范围,但是二者相互攻击、互相抵消,比如印共(毛)曾经长期批评并抵制印共(马)的议会选举,而印共(马)也曾经积极支持并参与国大党政府对印共(毛)发动的围剿。这种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非常不利局面的出现,与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迷状态不无关系,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内部缺陷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

(三)组织建设的羸弱导致印度共产主义力量始终无法集中统一

组织建设始终是困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印度独立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一度发展迅猛,但是由于自身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不成熟,无论是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的分歧,都导致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根本性的分裂乃至碎片化趋势。与其他各大国的共产党相比,印度共产党的分裂显得格外突出。

1947年前后,印度共产党内部围绕应采取何种态度对待尼赫鲁政府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分歧和争论。在1962年中印边界军事冲突及中苏论战的全面升级冲击下,印度共产党在1964年产生了大分裂,由此导致了印共(马)的产生。1969年印共(马)中又分裂出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运动”失败后,印共(马列)到80年代初已经分裂成大小27个派别。这些不断分裂和碎片化的过程,极大地消耗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能量,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潜力没有在印度政治实践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对于自身组织建设的不足,印共(马)也逐渐有了明确和清晰的认识。2019年大选受挫后,印共(马)反思失败原因时认为:“党未能扩大政治影响力、增强组织力量、增强政治干预能力。”[11]

在一些选区,印共(马)所得票数甚至远远低于该地区外围群众组织数量。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印共(马)党员和群众组织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其组织力和号召力并未提高。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世纪现象级大罢工、学生运动和农民抗议活动频发。尽管有大量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罢工,但参与罢工的工人和抗议群众并未转化成印共(马)的选民。这说明通过媒体宣传和政治宗教动员,很多印度工人和群众对穆斯林等群体的仇恨远远大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恰恰是其贫困的根源),由此可见印人党挑唆教派冲突的策略比印共(马)的左翼议会政治模式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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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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