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文化汉奸都做了些什么事？

一、自称“苏武”的周作人

周作人这个人，今天不少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是鲁迅的二弟，事实上，在1945年日军投降之前，周作人的在文坛的地位根本不逊于鲁迅，他的才华，是鲁迅先生也极为推崇的。

一次，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鲁迅先生，问起中国杂文写得最好的作家，鲁迅先生先是毫不自谦地列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说了周作人。

周作人公开为日站台后，中国文坛大为震惊，又深感痛心，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等十八位作家联名给周作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信中，连参加“低调俱乐部”的胡适也对周作人的行为不屑，敦促他“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当年清兵入关，不少东林党人斗志昂扬，开会表示要以死殉国，但一听说清军已破城，有人推说要去看敌情，出去一趟再回来，已经剃头留了辫子。周作人与这些人极相似，他曾在北大、北师大任职多年。日寇全面侵华后，名校纷纷南迁，筹建西南联大，文化名人、大学教授也纷纷不辞辛苦，跟随南下。但周作人怕苦，不走，他的理由是“系累太多”，要留在北京“卖文为生”，北大无奈，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为此周作人还颇为高调地以“苏武”自况。但不到一年后，他就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公开当了汉奸，甚至还随同汪精卫出访日本，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后，周作人又担任了评议会主席，成了文化汉奸的“领军人物”。

文人一旦放下羞耻心，行事往往更加疯狂。周作人1941年5月为日本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此外，他还为日军的“扫荡”鼓吹，说什么“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

日军投降后，周作人怕被判刑，四处托人说情，但旧日老友纷纷不屑与他往来，一位朋友叹道：“周作人的府邸就在特务机构76号魔窟附近，每夜抗日志士被严刑拷打的惨叫声响彻夜空，但周作人竟然每夜都能安然入睡……”

周作人后被判刑十四年，后减为十年，1949年，他获得保释。新中国成立后，也没再拘押他，并且允许他发表文章换稿费，但前提是不能再用“周作人”的署名。

二、声明狼藉胡兰成

胡兰成有名，一是因为文才；二是因为风流事。

如果说周作人的汉奸还当得遮遮掩掩、拉拉扯扯的话，胡兰成的汉奸就叫当得“理直气壮”了，完全是主动投日。

胡兰成这个汉奸当得有多疯狂？他先是积极投靠汪精卫，成为汪精卫发表讲话的执笔人，后因内部勾心斗角，仕途不顺，并有过牢狱灾。但随后他干脆直接投向日本人，为日军撰写战场报告，分析得失，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他竟然私下劝在华日军大将不要接受投降命令，应该就地搞军事割据，随后又给日本筹划：要投降就投降美国，不要投降中国。当汉奸当到这个份上，真是古今罕有。

胡兰成有多无耻？他鼓吹日军侵华为中国带来了“好处”。日军铁蹄之下，百姓举家逃亡，在他看来，这是好事：“夫妻一路磨难，会更加珍惜眼前人”；学生们跟着学校一路流亡，在他看来，“这是有了看更多山水风光的机会”……这种话，但凡是个正常人估计都说不出来，胡兰成偏偏说得那么自然。

胡兰成另一为某些文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与所谓“才女”张爱玲的婚姻，1943年两人结婚，1947年离婚。民族大义，在两人眼中都算不了什么事情，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胡兰成其人，“政治上无大义可言，思想上无原则可说，生活上无道德可讲的无聊文人。”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跑到日本，继续他自己的“静好岁月”，活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大汉奸，逃过了一切正义惩罚。近些年来，还因优美的文笔备受吹捧。

随便说一句，胡兰成到日本后写了不少书，影响了台湾不少文人，然后这些书又登陆大陆，同样影响了不少小资，“祸害遗千年”。

三、机关算尽张资平

张资平成为汉奸，那真是小资自身软弱性导致的了。

张资平，20世纪30年代初红极一时，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张爱玲自己就曾说，她非常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都以读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为时髦。

早期，张资平创作了不少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小说，影响很大，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恨之入骨。

抗战全面爆发后，汪伪政府想拉张资平做教育部长，他忙跑到香港避风头，他本有机会去重庆投郭沫若，但阴差阳错没有成行，1937年11月，张资平接受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丰一的经济资助，1939年10月，张资平回到上海，出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文化委员会主席，正式附逆……可以说，他是因为不想放弃优渥生活，而被日军收买的。

张资平的小说，以恋爱小说最出名，爱写风花雪月，又怎能吃得颠沛流离的苦？鲁迅先生早年就说他是个伪革命，实则满身铜臭。

张资平并非不知道投日的严重性，于是一直“留有余地”，他后来其实担任的也是虚职，甚至在这之后他的小说中也有揭露日军罪行的情节，这也让汪精卫和日本人颇为不满，但当汉奸就是当汉奸，日本人不是傻瓜，吃着日本人的俸禄哪能不干事，哪能清白得了，更多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在吹嘘日本侵略者的“王道乐土”，为其涂脂抹粉。

新中国成立后，张资平多方求告，鉴于其恶行不显著，倒也没受太多苦。1955年，他为日军洗白的多篇文章被翻出来，张资平被逮捕判刑，后因病死于劳改农场。

四、“皇军吹鼓手”吴菊痴

吴菊痴是京剧爱好者，文学修养也不错，他为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捉刀新编的历史剧《春闺梦》艺术水准非常高。但在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任了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了文化汉奸。

伪《新民报》专门刊发文化汉奸吹捧日军的文章，对日本侵略者颠倒黑白的报道也是一字不该全文刊发。吴菊痴不仅公开宣传不抵抗，更令人发指的是，在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他竟然恬不知耻主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也为此，他成了抗日志士眼中最可恨的汉奸。

1940年7月7日，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在街头连接两枪命中吴菊痴太阳穴，这个汉奸当即毙命。另一著名汉奸汤尔和为他撰写了挽联——“壮志未酬”，真是物以类聚！

五、明正典刑王揖唐

王揖唐，前清进士，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1937年平津沦陷后，与汉奸王克敏等拼凑成立伪政府，公开投敌。

1940年，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的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王揖唐设宴欢送，并且毫不羞耻地说板垣的离开，“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如此丑行，令国人不屑。

王揖唐当汉奸后，曾先后两次去日本，并参拜“靖国神社”，叩谒天皇裕仁，这个视财如命的大汉奸，甚至奉献大批中国名贵古玩书画以示忠顺；归国后又恬不知耻地写诗说：“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看看，都把自己称为“外臣”了，真是日本侵略者死心塌地的“忠狗”。

王揖唐还鼓吹日军“治安运动”，为日军抓丁，供日军驱使，屠杀抗日志士，双手血债累累。

抗日胜利后，王揖唐被逮捕，在法庭上装傻卖痴，法官出示他那首吹捧日本天皇的诗歌时，他竟然说那只是文人游戏应答之作，无关大义！

1948年秋，这个汉奸终于被判死刑，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总之，日本侵华期间，收买了大量文化界和娱乐界的文化汉奸，这帮人要么吹嘘日军的武功，要么吹捧日人的素质，要么就是吹捧沦陷区的“美好岁月”，还出资拍摄媚日电影……可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