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纹饰与制法研究

2011~2015年发掘的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是我国东北地区史前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该遗址的第一期遗存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可靠的年代区间为距今12900~11100年。它与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的奥西波夫卡文化(Osibovka)、格罗马图哈文化(Gromatuha)和外贝加尔的卡棱加河口文化(Ust’-Karenga)等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其陶质、器类、纹饰组合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有别于已知的诸考古学文化,可称之为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鉴于该文化发现有大量纹饰陶片,本文通过对其纹样、制法的观察,梳理其纹饰组合、纹饰制法以及陶器制法的特点,并模拟纹饰制作,以推进该文化早期陶器的制作方法研究。

一、陶器纹饰

经过对陶质、陶色的统计分析,发现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夹植物纤维与蚌粉陶器(以下简称夹炭夹蚌陶)多于夹植物纤维陶器(以下简称夹炭陶),以黄褐陶为主(61.8%),黑褐陶次之(29.6%),有少量灰褐陶(3.8%)、黑灰陶(2.9%)、红褐陶(1.9%)。除少量素面陶外,绝大多数陶器均通体施纹,多见栉齿纹,另有无齿平行线纹、列点纹、指甲纹、珍珠纹、窝点纹等。通过统计发掘出土的252件陶器标本,栉齿纹陶约 占80.6%,是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纹饰的主体,其他纹饰较少。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纹饰在施纹方式、施纹工具及施纹方向等方面均体现出一定差异,所见施纹方式有戳压、滚压、刻划三种,经模拟实验推知施纹工具有短条状刻齿工具(有直刃、弧刃两种)、椭圆形刻齿工具、齿轮状工具、薄片状工具、三角形端面工具和圆头工具等,施纹方向常见竖向、横向、斜向三种,有一定规律性。笔者通过细致观察纹饰本体,以纹饰主题统一将陶器纹饰分为栉齿纹、无齿平行线纹、指甲纹、珍珠纹、列点纹和窝点纹六类,其下以施纹方式可再分小类,在小类下以施纹工具、施纹方 向和样式具体分型或亚型。

甲类:栉齿纹。据施纹方式不同,可分两小类。

甲Ⅰ类:纹饰戳压而成。据施纹工具不同,可分三型。

A型:直刃短条状刻齿工具戳压 。据施纹方向和样式的不同,可分四亚型。

Aa型: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12DHAⅢG18①︰52,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以宽约2.6厘米的泥圈套接成形(图一,1)。

Ab型:戳压短条栉齿横向平行线纹。12DHAⅢG22①︰10,夹炭灰褐陶。直口,方唇,腹弧收。唇面饰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器表饰此型纹饰和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斜向与横向相间分布(图一,2)。

A c 型:戳压短条栉齿之字纹。此型纹饰多竖压横排分布。据以往研究,之字纹通常是由条状工具两端交替挪移支点戳压而成。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的栉齿之字纹也应采用此法。12DHAⅢG18②︰30,夹炭黄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施纹后纹饰带的中部经刮抹(图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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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型:戳压短条栉齿八字纹。直刃短条状工具在器表斜向戳压而成,均为横排平行分布,相邻两排错向分布,近似成排的“八”字形。12DHAⅢG22①︰21,夹炭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器壁厚薄不均,以宽约3厘米的泥圈套接成形(图一,4)。12DHAⅢ G22①︰35,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以宽约3厘米的泥圈套接成形(图一,5)。

B型:弧刃短条状刻齿工具戳压。据施纹方向和样式的不同,可分两亚型。

Ba型: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弧形平行线纹。12DHAⅢG18②︰33,夹炭夹蚌黑褐陶。敞口,尖圆唇。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以宽约3.5厘米的泥圈套接成形(图一,7)。12DHAⅢG18②︰05,夹炭夹蚌黄褐陶。敞口,方唇。唇面饰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器壁厚薄不均,以宽约2厘米的泥圈套接成形(图一,6)。

Bb型:戳压短条栉齿弧形之字纹。多竖压横排分布。以带齿弧刃工具经过连续交替挪移支点戳压,即可形成此型纹饰。有学者经过模拟实验指出,直刃工具通过扭压法,也可压出弧形之字纹,但这种方法得到的之字纹往往端部宽肥,印痕较深。细观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弧形之字纹,印痕深浅一致,应为弧刃工具交替挪移支点戳压而成。11DHAⅢT1006③︰06,夹炭夹蚌黑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图一,8)。

C型:椭圆刻齿工具戳压。均为戳压椭圆凹窝状栉齿纹,多斜向横排分布。12DHAⅢG22①︰05,夹炭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器表有烟炱痕迹( 图一,9)。

甲Ⅱ类:纹饰滚压而成。施纹工具仅有齿轮状刻齿工具一种。据施纹方向和样式的不同,可分五型。

A型:滚压栉齿竖向平行线纹。12DHAⅢG21①︰03,夹炭夹蚌黄褐陶。直口,方唇。唇面饰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唇缘外饰一排此型纹饰,再下饰一排戳压单齿列点纹加反向珍珠纹(图二,1)。

B型:滚压栉齿横向平行线纹。12DHAⅢG18①︰59,夹炭夹蚌黑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和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两种纹饰相间分布(图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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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滚压栉齿斜向平行线纹。12DHAⅢH189①︰11,夹炭夹蚌黄褐陶。口微敞,圆方唇,腹中部外鼓。唇面饰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沿外侧饰滚压栉齿横向平行线纹带,腹饰由此型纹饰组成的弧形条带(图二,3)。

D型:滚压栉齿之字纹。齿轮状工具在器表连续往返滚压而成,竖向横排分布。12DHAⅢG18①︰102,夹炭夹蚌黑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此型纹饰和戳压无齿平行线纹(图二,4)。

E型:滚压栉齿弧形之字纹。与滚压栉齿之字纹施纹方法类似,在齿轮状工具滚压至一端时,稍微倾斜即可得到弧形之字纹。12DHAⅢH146①︰12,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图二,5)。

乙类:无齿平行线纹。据施纹方式的不同,可分两小类。

乙Ⅰ类:纹饰戳压而成。不分型。以短条状无齿工具在器表戳压而成,斜压横排平行分布。12DHAⅢG18②︰42,夹炭夹蚌黑褐陶。直口,圆唇。器表饰此类纹饰(图二,2)。

乙Ⅱ类:纹饰刻划而成。不分型。以薄片状工具或尖刃工具在器表刻划出平行线条。12DHAⅢG22①︰07,夹炭黄褐陶。器表饰指甲纹和刻划无齿平行线纹。器壁厚薄不均(图二,7)。12DHAⅢG22①︰32,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饰刻划无齿平行线纹,纹饰印痕底部深浅不一,边缘呈锯齿状(图二,8)。

丙类:指甲纹。此类纹饰发现较少,多与栉齿纹、无齿平行线纹、珍珠纹等组合施于陶器表面。在陶器烧制之前,陶工用指甲在陶器表面戳压而成,多成排分布(见图二,7)。

丁类:珍珠纹。是指陶器成形后以钝头的小棒在陶器近口部以一定间距顶压而成的一种圆凸形纹饰,可分由内向外、由外向内顶压两种[6]。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珍珠纹陶片较少,仅有数例,环绕于器物口沿外,均为反向珍珠纹,即由外向内顶压,器物内壁微微凸起(见图二,1)。珍珠纹分布范围广泛,延续时间也很长,从俄罗斯滨海一直到乌克兰,整个欧亚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存中都可见到这种陶器纹饰。另外,吉林省西部的长坨子A类遗存也发现有珍珠纹陶器,年代应晚于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可能与后者具有承继关系。刘观民先生曾指出,我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此类纹饰,可能受到外贝加尔地区同类装饰风格的影响。后套木嘎一期文化距今超过一万年珍珠纹陶器的发现,为研究珍珠纹装饰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

戊类:列点纹。由戳压列点组成平行点线,进而可构成几何形纹饰。发掘出土的纹饰陶片中,戳压列点纹的施纹工具包括单齿和双齿两种。据此将其分为两型。

A型:单齿工具戳压。单齿工具留下的印痕多为近三角形,可能由三角形端面工具斜向戳压而成。12DHAⅢG18②∶40,夹炭夹蚌黑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和刻划平行线纹(图三,4)。11DHAⅢH125①︰01,夹炭夹蚌黄褐陶。口微敛,圆唇。唇面及唇外饰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其下饰一排反向珍珠纹,腹部饰此型纹饰与戳压短条栉齿斜向、横向平行线纹构成的席形几何纹(图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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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双齿工具戳压。齿端近方形。12DHAⅢG22①∶20,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饰此型纹饰,印痕两个一组,可能为双齿工具戳压而成。上部还有一排因表面脱落而漫漶不清的纹饰,有隐约的菱形凹窝(图三,2)。

另外,还有一种列点纹印痕形态特殊,分布整齐、规整,明显系戳压而成。仅见一例(12DHAⅢH189①∶17)。夹炭夹蚌黑褐陶。直口,圆唇。器表饰戳压列点纹(图三,1)。

己类:窝点纹。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窝点纹较少,纹饰具体形态有所不同。据施纹工具不同,可分两型。

A型:圆方头工具戳压。窝点较深,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成排分布,布局规整。12DHAⅢG18②︰13,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呈瓦楞状凸起,戳压此型纹饰(图三,3)。

B型:椭圆形工具戳压。布局散乱,窝点较浅,近椭圆形。12DHAⅢG18①︰87,夹炭夹蚌黄褐陶。器表戳压此型纹饰(图三,6)。

综上所述,栉齿纹施纹方式包括戳压、滚压两种;施纹工具有直刃短条状、弧刃短条状、椭圆形、齿轮状刻齿工具四种;施纹方向有竖向、横向、斜向三种;所见栉齿纹还包括不同的样式,有平行线纹、之字纹、八字纹三种(表一)。戳压法采用刻齿工具在器物表面戳压而成,多在器表形成较深的印窝,印窝内有刻齿痕迹,因刻齿工具固定不变,所以纹饰长短一致,排列规整。滚压法则采用齿轮工具在器物表面滚压而成,齿痕连绵不绝,长短不一。通过对纹饰印窝内齿痕的仔细观察,可发现齿痕形态多样,多为短条形,另有圆方形、近三角形等。另外,器表印窝有深有浅,这应和刻齿形态及施力大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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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齿平行线纹包括戳压、刻划两种施纹方式;施纹工具有薄片状(或尖刃)、短条状工具两种,短条状工具与戳压栉齿纹施纹工具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无刻齿,后者有刻齿。刻划平行线纹即采用薄片状工具(或尖刃),戳压无齿平行线纹则使用短条状工具。

上文分析了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的六类陶器纹饰主题,它们有的单独施于器物表面,有的则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纹饰组合施于陶器表面,从而构成该文化独特的陶器施纹风格。

通过对出土陶器标本的观察,笔者发现,该文化的陶器纹饰构图多以横排纹饰带作为基本的构图单元,从上到下,一排一排遍布器物表面。可以推想,陶器被放置在一个可转动的垫板上或制陶者围绕陶器移动而横向一排一排施纹。当然,也有部分纹饰或交错、或斜向布局。栉齿纹是最基本的主题,其中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最为常见,且多单独出现,与滚压栉齿横向平行线纹、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弧形平行线纹组合使用较为常见,另外还可见少量与戳压短条栉齿横向平行线纹、戳压短条栉齿弧形之字纹、戳压短条栉齿八字纹、指甲纹、反向珍珠纹、戳压列点纹等组合出现。无齿平行线纹、戳压列点纹、指甲纹、反向珍珠纹等少见单独施纹,都是与其他纹饰组合施于器物表面。戳压椭圆凹窝状栉齿纹、戳压窝点纹则仅见单独施纹,不见组合纹饰,可能与发掘出土的纹饰陶片破碎严重有关,使其原有的构图信息丢失。

黑龙江流域奥西波夫卡文化的贡恰尔卡(Goncharka)Ⅰ号遗址与外贝加尔卡棱加河口文化的卡棱加12号遗址中也见有栉齿短条平行线纹、栉齿之字纹,以栉齿类工具戳压或以齿轮状工具滚压出来的纹饰,是外贝加尔地区与黑龙江流域早期陶器曾共有的装饰风格。后套木嘎一期文化中同类纹饰与之相似,但构图方式和施纹方向均有所不同(图四)。贡恰尔卡Ⅰ号遗址、卡棱加12号遗址所见栉齿之字纹多横排竖向施于器表,而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则兼有竖向横排和斜向横排两种施纹方向;卡棱加12号遗址所见栉齿八字纹有横排和竖排分布两种,而后套木嘎一期文化仅见横排施纹。再者,贡恰尔卡Ⅰ号遗址、卡棱加12号遗址纹饰组合相对简单,反观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则变化繁复。奥西波夫卡文化、卡棱加河口文化和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均为渔猎采集经济模式,且都靠近河流,为三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相似的装饰风格可能体现了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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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纹饰制作模拟实验

笔者通过纹饰的模拟制作实验,力求对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的纹饰主题及施纹方法的分析接近历史真实。首先,根据观察结果,制作出相应的木质施纹工具,相对于石、骨、蚌、陶等材料,木质材料随处可见且易于制作。然后,将粗筛、澄洗过的泥土制成泥板。继而用不同工具在泥板上模拟制作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的各种纹饰(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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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纹工具与纹饰类型并非全部一一对应。同一种施纹工具,可制成多种纹饰形态。其中,直刃短条状刻齿工具即对应四种纹饰,分别为戳压短条栉齿横向平行线纹、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平行线纹、戳压短条栉齿之字纹、戳压短条栉齿八字纹。改变施纹方向,则出现横向、斜向两种纹饰走向;改变施纹手法,即可得到平行线纹、之字纹和八字纹三种纹饰样式。弧刃短条状刻齿工具可制成戳压短条栉齿斜向弧形平行线纹、戳压短条栉齿弧形之字纹两种纹饰形态,直刃工具通过扭压法也能压出弧形之字纹,但正如上文所说,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弧形之字纹应为弧刃工具交替挪移支点戳压而成。齿轮状工具可制成五种纹饰形态,即滚压栉齿竖向平行线纹、滚压栉齿横向平行线纹、滚压栉齿斜向平行线纹、滚压栉齿之字纹和滚压栉齿弧形之字纹。滚压过程中倾斜齿轮状工具可得到弧形之字纹。通过改变圆头工具的施纹力度,可制成珍珠纹和窝点纹。同一类型纹饰也可通过改变施纹工具而造成细节差异。戳压列点纹即存在单齿、双齿两种,分别对应单齿工具和双齿工具。窝点纹的印痕形态也存在细节差异,既有圆方形,又有椭圆形工具戳压。另外,也有一些施纹工具只对应一种纹饰形态。椭圆形刻齿工具可制成戳压椭圆凹窝状栉齿纹。条状工具对应戳压无齿平行线纹,薄片状工具(或尖刃工具)对应刻划平行线纹。

通过纹饰的模拟制作,还可得出如下认识。

1.纹饰印痕的深浅与施力大小、陶土干湿密切相关。施力稍大、陶土较湿软时,器表印痕较深;反之,印痕较浅。同时,印痕深浅也与施纹工具有关,直刃工具戳压而成的印痕常表现为中间稍浅而两端较深或深浅基本一致。凸刃工具施纹时,印痕则多为中间较深、两端浅(见图五,23)。

2.纹饰线条的粗细、形态与施纹工具的厚薄、刃部形态关系密切。如短条状工具对应短条状印痕,椭圆、圆方头工具对应凹窝状印痕等。

3.印痕内壁倾斜面与施纹方向相同,即位于施纹方向一侧的印痕内壁呈倾斜状,另一侧呈垂直状。需要说明的是,此情况为斜向施纹时所有。当垂直施纹时,印痕内壁是否倾斜则取决于工具形态,当工具侧边均垂直于刃部时,则印痕内壁两侧都呈垂直状,否则,印痕侧壁则会呈现倾斜状。由此,可根据印痕内壁倾斜情况来推测施纹方向及施纹工具的形态特征。

4.目前来看,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的施纹工具均应为单体工具,由此导致纹饰间距往往大小不一。相对而言,戳压而成的纹饰较为规整,滚压而成的纹饰则多参差不齐。

5.不同的施纹方式及工具在泥土表面所呈现的破碎程度亦有所不同。其中,戳压只有一个向下的力作用于泥土表面,所以此类纹饰边缘较为平滑。滚压则相反,工具在陶器表面滚动时有较大的摩擦力,易于带动表面的泥土随之移动,从而泥土破碎情况较为常见。另外,采用尖刃工具刻划时,边缘较为粗糙,而采用薄片状工具,将刃部一角刺入泥土表面,进而划动,则边缘多较平滑。

6.除弧刃工具外,直刃工具也可形成微弧线条,不过弧度远小于弧刃工具戳压而成的弧线。将直刃工具刃部一端戳入泥土表面,然后在另一端下压过程中持续倾斜方向,如此交替,即可形成微弧线条。

三、陶器制法

出土的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皆为残片,可辨器形绝大多数是筒形罐,这有利于观察陶器的原料、制作及成型技法。陶器器表多为黄褐色,陶胎则多为黑色,个别陶胎呈黄褐色。器壁厚薄不均,厚0.4~1.7厘米之间,陶质极酥,内外表皮极易皲裂脱落。下文从原料、口沿、腹部、器底、锔补五部分来观察其制作工艺。

(一)原料

后套木嘎一期文化所见陶器既有夹炭陶,又有夹炭夹蚌陶,这体现了当时人们陶器制作技术的发展,通过改变陶胎内的羼合料,尝试提高陶器的耐用性。对陶片的检测分析表明烧成温度一般不高于600℃,陶胎内所羼植物纤维为禾本科植物,所用黏土为高铁易熔黏土,说明当时是有意识地选择易成型的黏土。另外,陶胎内所含植物纤维密集整齐,显然也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二)口沿

口沿与腹部均为一体成形,多是以宽1.8~5厘米不等的泥圈逐圈套接至口沿处,手工修整成直口、敞口及敛口。唇面以圆唇为主,方唇次之。部分陶器在圆唇上刮抹,使唇面中部变平(图六,2、6),或者在唇面内外两侧抹斜,使中间微微起棱(图六,5)。另有个别陶器唇面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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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腹部

以泥圈套接法成形,用粗细均匀的草筋与陶泥混合制成若干泥圈,将其逐圈套接,继而在器表内外涂挂细泥浆,上下泥圈的套接处器壁较厚,而外侧器壁多明显起棱(见图一,6)。说明套接过程中内壁可能会有垫圈之类的物品支撑。器物内壁常见纵向裂痕,而外壁仅素面者多见裂痕,有纹饰的器表则少见裂痕。表明器表纹饰除具备美观作用外,还具有加固器表的作用。

(四)器底

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的器底多为小平底或平底内凹。远东地区在最初制陶阶段可能习惯于选择近平底或平底内凹的编织容器作为模仿对象。陶器以平底筒形罐为主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一个突出特征,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平底器及泥圈套接技术的发现,为平底筒形罐传统提供了更早的源头。经观察,多数器底与器腹的结合方式为底包帮,底缘突出。器底用一块陶泥捏制而成,然后将底部外缘的陶泥向上翻卷与腹部相贴合(图六,1)。

(五)锔补

陶器因其性脆易碎,迭代速度快,而成为考古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人们常将有裂纹的陶器锔补后继续使用,锔补方法有用树胶或沥青直接粘合,或者先穿孔再进行绑结等。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所见锔补方法应为后者,即在有裂纹的陶片两侧钻孔,然后绑结。绑结后为了加固和防漏,或许还会将有黏性的物质涂敷在裂纹和钻孔处。陶片上残留的锔孔均为圆形钻孔,有对钻和单面钻两种,后者为从外向内单面钻(图六,3、4)。

四、结语

本文对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的纹饰与制法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明晰了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首先,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纹饰主题丰富,却依然有其共性,例如所见施纹方式有戳压、滚压、刻划三种,不过刻划数量较少,主要施纹方式为戳压和滚压两种。绝大多数陶器表面饰栉齿纹,其他纹饰主题少见。因此, 戳压、滚压的施纹方式,栉齿纹的纹饰主题,二者共同构成了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的陶器纹饰风格。

从已知考古材料来看,陶胎内含植物纤维的早期夹炭陶分布范围比较广,从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到近东、中亚、东亚、北美洲和中美洲等地均有发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加夏遗址(Gasya)、切尔尼戈夫卡Ⅰ号遗址(Chernigovka -Ⅰ)、南萨哈林斯克遗址(Yuzhno-Sakhalinsk)和韩国济州岛上的高山里遗址,年代与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基本相当或偏晚,这些地点所出夹炭陶器表和胎体上多可见到长而粗糙的植物纤维痕迹,并且遍布植物纤维燃烧后留下的气孔和凹槽痕迹,胎体中所含炭化植物纤维少而凌乱。反观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则以草筋和陶泥混合制成泥圈,逐圈套接,然后在器表内外涂挂细泥浆,胎内所含植物纤维密集整齐,原理上接近在草编器的器表直接涂挂泥浆,体现出一定的原始性。但是,多数陶片的胎体中含有人为羼入的蚌粉,反映出人们尝试改善陶器性能的意图。所以,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陶器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从其对陶质、制法的人为控制来看,似乎不是夹炭陶最早出现时候的样子。

胎内含植物纤维是东北亚地区曾长期且广泛流行过的制陶技术传统。华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城背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也曾流行过以炭化稻壳作为羼合料的夹炭陶。这应该和当地的稻作农业有关。有研究表明,外贝加尔卡棱加河口12号遗址出土夹炭陶中的有机物包含植物根茎、木炭屑、草茎等,与当地现代表土层土壤相似,陶器原料是就地取土,而未经人工拣选。这些似乎暗示了早期夹炭陶的肇始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一定关系。另外,羼合植物纤维的制陶技术,也可能与方便陶器成形和改善陶器性能有关,可以增强陶器的可塑性和耐火性。

总之,后套木嘎一期文化在陶质、纹饰组合、器类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与周邻地区年代相当的诸考古学文化有所不同。该文化陶器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距今超过一万年的早期陶器在分布上的空白,对于 研究东北地区与周边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探索东亚早期陶器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研究材料。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5ZDB055)的研究成果。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史宝琳(Pauline Sebillaud)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杜宝琳(Pauline Duval)、潘静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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