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女传(三)：铁扇公主（罗刹女）

　　《大话西游》对于铁扇公主“即使被背叛还是深情如故”的现象进行了一种后现代的嘲讽，电影中的铁扇公主在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了轻佻多情的孙悟空，后来对于牛魔王想要迎娶紫霞这事情完全无感，只是为孙悟空的背叛而愤怒。这个版本的铁扇公主一定程度上似乎是显示出了对于礼法的超越，在发现自己对丈夫之外的人有爱欲时没有完全压抑自己，而是曾经有过一段浪漫的时光，但是，她出轨的对象竟然是丈夫的结拜兄弟，这与传统女性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未能发展出独立于丈夫之外的人际关系”。她本可以在天上地下广交好友，她的外遇对象本来是有可能在丈夫的圈子之外的，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与传统女性一样的活法，从不主动结交陌生人，即使被迫活守寡心有不甘，也只是被动地等待丈夫的朋友来诱惑自己，而不是主动出击，即使后来在外遇中再次遭遇背叛，她也不敢主动找上门对质，而是等待自己丈夫纳妾仪式大操大办的那个机会才出门，趁着那个机会才敢与自己的外遇对象进行清算。

　　（电影对于“铁扇公主与孙悟空有旧情”的说法不能算是空穴来风，西游记文本中“孙悟空通过变化成虫子进入铁扇公主的身体”是一种魔幻化的表达，现实生活中男性进入女性身体的常见方式则是raping，所以去除魔幻外壳之后，故事中铁扇公主更可能是因为贞操受到威胁而被迫交出扇子，当然，这里面没有情爱的成分，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到了《大话西游》之后这一暴力才被改写。）

　　多数情况下，当一位女性的自我概念仅限于“贤妻良母”时，这种个性的缺乏会使男性难以保持长时间的情欲。虽然人在亲密关系中的本质需求是“被承认”，但这种深层的需求很难被发现，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更多地是靠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冲动行事，要么是对外貌姣好的女性自然地产生生理冲动，在性冲动获得满足之后又产生一种“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失落感，于是想要逃离；要么是单纯地觉得“诱惑朋友的妻子很刺激”，想要完成一种冒险的欲望，一旦诱惑成功就会离开，因为“维持这段亲密关系”本来就不在计划之内；要么是看到一个表现得像是“完美圣母”的人，在这个人面前自惭形秽，觉得拥有很多“人性的缺点”的自己显得很渺小，觉得对方即使不说话，眼神动作似乎也在指责自己，于是产生一种逆反、破坏的力量，想证明对方没有那么完美，或者说，自己要玷污那种完美，将对方拉低到与自己相同的水平之上，于是要么使用暴力，要么使用诱骗，他们最终将自己又爱又敬又恨的女人（一般是母亲的投射）压到自己的身下，通过行为及语言的一系列不敬之行，完成对想象中的女性的复仇，或是某种意义上的弑母。

　　这种复仇一般是因为母亲未能完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但“完全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许多人在讲到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时都会提到自己的母亲给予的支持不够），对于这种不完美，现代女性的做法是拼命学习各种为妻为母相关的知识，让自己在支持他人、成就他人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而多数现代男性则仍然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在享受母亲、伴侣等各式情感支持的同时看不见自己已经享受了的特权，反而认为女性“太矫情”。针对这一现象，我想，指责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大概仍然是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与能让自己感到舒适、舒展的人打交道，多去寻找自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分离焦虑的母亲

　　红孩儿虽然是罗刹女的亲生儿子，但他在拥有自立能力后立即离开了母亲，在异地做了一个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妖怪，他住在枯松涧火云洞中，常常盘剥山神和土地，手下的小妖也向他们要钱，若没钱没物赠送便会被拆庙宇剥衣裳。牛魔王平日以吃人为生，而红孩儿在捉到唐僧后第一想到的就是请父亲一起来吃人肉，可见红孩儿也是吃人的。这样一个妖怪最后却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前后角色的反差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中有详细的论述：

　　“父母亲属及善相师共呼此儿，名曰：善财。又知此童子，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深种善根，信解广大，常乐亲近诸善知识，身、语、意业皆无过失，净菩萨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净犹如虚空，回向菩提无所障碍。”

　　可见，善财童子是具有强大的悟性的，在向各种善知者求教后，终于开悟，并到了普贤菩萨的到场。在五代及宋朝这个时期的佛经和石刻像中，善财童子就常常以观音菩萨的侍者出现了。成为善财童子、获得编制似乎是一件好事，但铁扇公主不以为然，她后来见到孙悟空后骂道：

　　“你这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

　　这话值得仔细推敲，儿子尚未婚配就与父母分离，抓了唐僧后压根就没打算请母亲，只请了牛魔王，可见母子两人的感情本来也不是很好。红孩儿被收编之事即使在开头有一定不情愿的成分，但后来他一定程度上得老板观音的赏识，自己从无依无靠的野妖怪一下子变成了受人拥戴的高级公务员，自己未必不满意。但在母亲的角度看，虽然公务员身份相对土妖怪来说似乎更“体面”，但对这种“体面”的认同又意味着对于母亲的所处地位的否认，意味着一种背叛，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意义上对母亲的抛弃。在红孩儿发生这种重大的身份变化之前，虽然他与母亲在物理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但他们的世界观、交际圈等在本质上似乎是没有差异的，即他们在“体制外妖怪”这一属性上是共通的。母亲至少还可以有一种念想，即，“虽然儿子没在跟前，但他碰着事儿了肯定找我”，但现在这种念想都幻灭了，母亲需要彻底承认子女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是独立于自己的。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铁扇公主的这种愤怒是源于无法忍受与儿子的分离。儿子身份转变只是对“分离”现实的进一步巩固，但她无法接受这种事实，遂迁怒于取经团队。即使到现在，许多母亲在面对子女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人生选择时还是会焦虑、烦躁，甚至有可能会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干预子女的选择，在子女的感受就是“虽然妈妈爱我，但这爱太沉重了”，外人则有可能评价这母亲“精神不独立”。

　　然而，将这种分离焦虑归罪于母亲“精神不独立”、“控制欲太强”是对问题的过分简化，这种评价不仅不符合女人的本质，也完全不能鼓励女性走出家门。事实上，自古以来女人对孩子的“控制欲”源于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这一事实，“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5]”的礼教观念也导致结婚生子、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是女性晚年唯一的保障。与之类似，很多人认为女人总是在妒忌，小肚鸡肠，却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女人的特性。在一切资源匮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环境里，只有靠妒忌和打击别人才能给自己换来一定的生存空间，这是人的共性。

　　古代的伦理要求女人不得不依附男性，现代中国人虽然从法律上不再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但由于(1)男性角度的离婚成本较低，(2)男性普遍比妻子年龄大，同时预期寿命比女性短(所以多数男性在老年都可以被妻子或再婚的年轻妻子陪伴、照料)，(3)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多数女性的养老问题最终主要还是落在子女身上，老年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受其与子女的亲密关系质量影响，这些客观因素也导致中国女性在物质与精神各个层面上都会对子女投入过多关注。相较之下，现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女性在子女远离家乡独自打拼这事上会淡然许多，亲子关系也不那么“黏糊”。

　　如果女性在丈夫身上无法获得足够的正反馈，会通过与子女过分亲近来获得一种补偿，即使是对于多数夫妻关系较好的女性来说，因为十月怀胎与长达1、2年的哺乳是女性独有的经历，在这长达两、三年的时间内，女性与子女在身体上紧密相连，彼此之间有大量的情感互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有一种“我的孩子曾经是我的一部分”的感受，加上自然选择及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女性倾向于将更多的情感投入在子女上，并由于这种情感的投入而收获子女的依恋与爱的回报，加上多数父亲忙于在外工作等原因，子女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予女性超越其他人的情感上的正反馈，成为女性的第一依恋对象。与“第一依恋对象”分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灾难性事件，不独是中年女性与儿子分离，我们能在中年丧母、老年丧妻的男性身上看到非常相似的分离焦虑。

　　一般情况下，如果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系统，人在体验了分离之苦的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走出来，所以现代女性避免自己重蹈铁扇公主悲剧的未雨绸缪之举主要在于：(1) 创造更多途径来保障自己老年的物质生活，(2) 创造一个有质量的朋友圈，与至少一个成年人达成优质的亲密关系，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个人而非子女身上，舍得更多地将子女交给自己觉得“不完美”的人(比如丈夫、保姆等)看护，将更多精力投放在自己而非子女身上，让外人对自己进行评价时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的人”，而非“这是**的妈妈”。

　　另外，红孩儿会与其父亲分享人肉而没有叫上母亲，“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莱农的三女儿对于身为公众人物的父亲充满崇拜，大、二女儿也在长大后奔赴大洋彼岸的美国，住在与她们父亲更近的地方，而这三位父亲(以及天下诸多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其实是缺位的，这些缺位的父亲获得了孩子更大的认同，付出最多时间、精力与情感的母亲却因为种种不完美而被子女讨厌、推远，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诸多现实生活中的案例也说明，子女们更倾向于认同父母中比较幸福、比较有权力与能力的那一方，接受自己弱者地位的女性即使被子女同情，子女也会因为“母亲的不快乐会让我也感到沉重”而产生远离的愿望，所以“忍让”与“贤惠”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女性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反而，女性需要拼尽全力活得张扬，将自己的个性与创造力展现出来，才能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让子女自然地产生亲近、模仿的欲望。

“安分守己”的骗局

　　按《西游记》的叙事，据说铁扇公主献扇之后“隐姓埋名，后来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这就不得不让人细思，一个“隐姓埋名”的人是怎么能“万古流名”呢？

　　这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多数都是沉默一生，如果不主动“为自己代言”，正常人连被邻居记住全名都非常困难，而一个在世时都未曾吸引过任何关注的人要想在死后突然被某学者或传记作家发现的概率更是几近于零。诸葛亮说自己“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他在尚未出山之时就已经声名远扬了，人家都知道他叫卧龙，他也自比管仲乐毅，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显然“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句话是当不得真的，这只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种习惯性的表态。陶渊明去做农夫，还写了那么多诗，是怎么能流传后世的呢？他如果真的“隐姓埋名”，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过一种彻底隐居的生活，别说写诗了，恐怕连活下去都很困难。

　　即使佛教的许多流派讲究“静修”，那也是作为“弘扬佛法”之前的一个手段。乔达摩·悉达多确实曾经“躺平”几十年，在一棵菩提树下不事生产专注内观，连食物都是靠附近一位女士的施舍，但是，一旦他自觉“有所得”，便立即开始四处宣讲自己的理论，这才有“万古流名”的可能。惠能声称自己“不识文字”，但他能背下许多经卷，能讲经，能作谒，也是每日用口述文字的方式向世界宣讲自己的理论，以至于，如果他不是那样的“不隐姓埋名”，佛教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很可能会比现在要低很多。

　　因此我想，“隐姓埋名”导致“万古留名”这一叙事即使不是欺人，也至少是一种自欺。即使铁扇公主真的“万古留名”，也不是靠她的隐姓埋名，而是凭她强大的战斗力，使“借扇”一事在取经团队的经历中占据了重大的分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被教导“人需要低调才幸福”、“枪打出头鸟”，但身边的事实又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邀功比会做技术更重要”，这种“古人智慧”与现实的脱节说明，如果执着于从老祖宗所言说的人生智慧，我们或许最大的收获将是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祖先的理论内在的冲突——吴承恩让铁扇公主通过隐姓埋名修得正果，但猪八戒一路被唐僧偏爱，最后还可以将最爱的事情（吃）做成事业（净坛使者），他靠的可不是“低调”，而是油嘴滑舌、邀功与奉迎讨好。

　　从另一个角度，一个人即使做过非常大的事情，如果做的过程隐姓埋名，结果也未将自己的功绩用语言表达出来让他人知晓，这事情对于外人来说便可以说是“从未发生过”，这世界上存在过无数伟大的女战士、女学者，但因为未被赋予足够的表达的空间，萨福、希帕蒂娅、罗莎·卢森堡、中野竹子、琳达·诺克林、克莱拉·佩特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无数伟大的名字只被极少人记得，所以那个事实上由女人与男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变成了几乎只有男人的“his story”。我想讲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故事，也期待更多的女性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性，不是默默无闻地出生，再默默无闻地消逝，而是去创造，去展现自己生命的细节，去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理解，不仅要让后人记得自己的姓名，而且要在现在，在自己活着的几十年中，就让世界看见自己。

李慧敏，2021.6.16，于天津

​[1] 胡朗，刘春梅.(2021).《试论牛魔王及其家族的印度渊源》

[2] 《杂宝藏经·鬼子母失子缘》原文：　　“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阇迦妻，有子一万，皆有大力士之力。其最小子字嫔伽罗。此鬼子母凶妖暴虐，杀人儿子以自啖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　　世尊尔时即取其子嫔伽罗，盛著钵中。时鬼子母周遍天下，七日之中，推求不得，愁忧懊恼。传闻他言，云佛世尊有一切智。而至佛所，问儿所在。　　时佛答言：汝有万子。唯失一子。何故苦恼愁忧。而推觅耶？世间人民或有一子，或五三子，而汝杀害。鬼子母白佛言：我今若得嫔伽罗者，终更不杀世人之子。佛即使鬼子母见嫔伽罗，在于钵下。尽其神力不能得取。还求于佛。　　佛言：汝今若能受三归五戒，尽寿不杀，当还汝子。鬼子母即如佛敕，受于三归及以五戒。受持已讫，即还其子。　　佛言：汝好持戒！汝是迦叶佛时羯腻王第七小女，大作功德，以不持戒故，受是鬼形。”

[3] 慧琳.《一切经音义》，第七卷

[4] 张艺璇. (2020). 论芭蕉扇在《西游记》文本生成中的作用. 名作欣赏：中旬, 000(002), P.159-162.[5] 《礼记·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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