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156项工程始末（一）

近几年来，中国伴随着国力的不断上升，在国际舆论场上一反常态，针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以及一系列骚操作进行强势反击，对等制裁美方人员与企业、对等关闭大使馆等等强硬态度，一改往日只能口头强烈谴责的窝囊气。

以2019年的建国70周年阅兵为爆发点，中方每一次对美国的强硬反击，都能极大的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网络舆论一片终于不用再受窝囊气的氛围。

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氛围中，中国做了什么才成就了如今的强势崛起引发了社会大众的热烈讨论，其中坚定认为是中国工业发展取得极大成就，才使得如今的中国取得如今的成就。

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因为拥有全产业工业门类，在实现一项技术突破后，加上足够广阔的国内市场，往往能将长期由欧美西方国家把持技术的产业价格打成白菜价，因此也获得了“发达国家暴利粉碎机”的称号。

然而，如今的工业化成就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得来的，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在取得如今的伟大成就时，也应该回首看看走过的艰辛探索之路，这也是笔者想到写这篇文章的初心所在，本文中将尽力全面的展现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工程的前后始末，但也必然存在不足之处，也请见谅。

1 建国前的工业化之路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最早的探索应该追溯到1861年的安庆军械所成立，也就是清朝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后，伴随着国家的不断衰败，清政府中的部分开明人士开始了仿照西方工业发展的机器、轮船、矿场、铁路方向探索发展中国的新式工业。

但是限于重工业企业私人资本根本办不起，而清政府官办的“国企”又多存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弊病，中国新式工业的起步就营养不良，直到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也彻底宣告了中国第一次的工业化探索之路的失败。

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更不必多说，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林立，相互之间为了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国家治理甚至还不如清政府，根本无人关心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到了国民党统治期间，蒋介石常年忙于“剿匪”，加上后来的八年抗战，连年的战争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基础异常薄弱。

而重工业又有前期投资巨大、资金回笼周期过长的特点，加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程度也根本不可能主动建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

当时在中国各地租界盘踞的西方列强也只把中国作为殖民地对待，给列强各国提供生产原料和消耗商品的市场，不可能投资建设重工业。

而中国的民间资本又往往建不起耗资巨大的重工业，民国期间工业发展多以纺织、烟草等轻工业为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关民国期间的影视剧作中工人形象往往是纺织女工或者烟厂工人的形象，即使是纺织、卷烟一类的轻工业，也处于被西方列强企业压着打的处境。

时间来到1949年，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共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开始筹备建国事宜。建国之初的领导人高瞻远瞩，筹备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筹划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相关事项。

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明确的提到了“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

《共同纲领》在明确了要恢复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明确了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但对于渡江战役中炮轰英国军舰和拒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抛出的橄榄枝的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英美列强显然不可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和中国发展工商贸易关系。

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其实毛泽东早在1944年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恩的多次谈话中就曾经设想过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

当时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而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

要知道1945年日本才正式投降，毛泽东在1944年就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的事情了，所谓高瞻远瞩大概就是如此，比蒋光头高出几个级别。

只是毛泽东也没有料想到“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使这一设想彻底没有了可能性，于是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立刻也不得不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策略。

美国也在新中国刚成立后的12月立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将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国家名单中，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进一步升级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1949年1月，苏联方面就由米高扬带着苏联代表团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中共方面就由任弼时、刘少奇等跟苏方代表谈判，提出了由苏联支援中国建设工业化的方针。

在最后的谈判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等，并且希望从1949年开始分三年提供，中国则连本带息偿还苏联贷款与援助。

为了落实和米高扬的谈判结果，同年6月，刘少奇就带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奔赴莫斯科和苏联开展会谈，为了拿下3亿美元贷款，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中国向苏联出口他们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植物油和猪鬃的要求。

这里插一点猪鬃小知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猪鬃就是用来做刷子的原材料，以为只是很普通的生产物资。

但事实上，猪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用来给武器刷漆或者刷炮筒，二战时期，美国就把猪鬃连同鸭毛（因为轻暖可作飞行员的服装或士兵用的睡袋）列入了战略物资A类，价值与军火一样。

蒋介石当初和德国眉来眼去的时候希望德国帮助训练80个德械师，谈判的时候就曾经把猪鬃作为谈判的筹码，因为当时只有中国的猪鬃产量最大，质量还非常好。

说回正题，刘少奇带着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谈了一个月，终于在7月和苏联方面签订了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这些钱用来向苏联订购需要的工业设备，同时双方共同组建委员会，以敲定后续具体的借款和订货清单。

但是当时国内的解放战争尚未停止，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虽然设置了统一的经济管理机关，但各方面的工作基本都处于混乱状态，还缺少专家和相关资料，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向苏联提供详细的订货清单。不得不和苏联商量将共同委员会设置在中国，由苏联方面派专家到中国沟通详细的订货清单。

签订贷款协定以后，刘少奇带领中央代表团和220名苏联专家返回国内，开始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业项目。

这一时期，刘少奇和中央、周恩来以及中央与当时的东北局之间往来的大量电报都是关于如何接待苏联专家的汇报请示与批复，电文内容细致到专家行程确定、需要准备的房间数、房间配置标准（如果是砖石或者水泥地面需要配备地毯，甚至于被褥、毯子、洗脸、纸笔、笔记本等等事无巨细）以及接待车辆的问题。

为了给苏联专家配备专车，还专门批准采购了一批车辆，包括确定苏联专家的临时薪资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除此之外还需要调整食堂价格和特供商店。

令人唏嘘的是，当时因为大批量的苏联专家开始陆续来到中国，1949年9月7日的一封中央回复东北局的电报中居然出现了因为正在接待政协代表（10.1日就是开国大典），无法为二十多位即将到京的苏联专家腾出足够的接待房间，要求东北局安排苏联专家延后到京。

还有一封刘少奇回复铁道部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电报中提到，因为没有翻译，也没有房子住，是否可以暂时不请？

这种事情放到现在简直不可想象，2008年我们为了开奥运会可以修建鸟巢、水立方等一系列奥运会项目，2014年我们为了召开APEC会议专门修建了雁栖湖会议中心，规模宏大，但当时的中国却要为二十多个专家的接待入住问题而犯难。

2 两次援助协定的谈判

此时虽然已经签订了贷款协定，但苏联方面对新生的新中国并不是特别放心，要知道一个新生的政权在最初是充满了各种不稳定性的，苏联成立以后就打了好几年的内战，当时的新中国不仅有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失败，还面临着最复杂的国际形势。

以至于等到1949年10月忙完了国内的开国大典，为了进一步敲定苏联的贷款，12月毛泽东就马不停蹄的赶到莫斯科进行访问。

毛泽东到苏联访问的时候，苏联报纸一开始只称毛泽东为“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谈判也并不顺利，主要就是斯大林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心中有疑虑。

要知道解放战争期间，斯大林本质上并不希望共产党统一中国，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划江而治，斯大林需要的是一个作为和美国对抗的缓冲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加上当时的中国也确实太过贫弱，斯大林对新生的新中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万一给你援助了半天，结果没几天你又倒了，那我的援助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前期与苏联的经济援助谈判一度非常困难和缓慢。

到了1950年1月，周恩来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和苏联展开正式谈判，一直谈到2月才正式签订了此前已经和苏联确定的3亿美元贷款协定。但一直到9月30日两国才互换协议批准书。

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息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用来偿付中国从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等于苏联借给中国钱并且超低利息，让中国可以买得起苏联的东西），中国则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等形式分十年还清贷款和利息。

等到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以后，苏联报纸才改称毛泽东为“毛泽东同志”。

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又马不停蹄赶回国内，毕竟刚刚建国，国内众多事情等着他们决策，要知道此时距离朝鲜战争爆发也仅仅只剩下四个月了，留下了李富春、王稼祥等人继续谈判单项经济贸易协定。

就是毛泽东他们过来和苏联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援助合同，但是援助合同里面的具体内容，就要再一项一项仔细去谈了。

要建设多少工厂，是化工厂、机械厂，还是汽车厂？每个工厂需要多少车床等生产设备、工厂设计图怎么设计、工厂选址选在哪里比较合适等等纷繁复杂的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了刘少奇初次去苏联谈判签订协议后需要给苏方提供订货清单，但是因为当时还处于战争阶段，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跟不上，导致无法向苏联提供详细的订货清单。

此时李富春他们面临的还是同样的问题，于是不得不和苏联方面谈判先确定设计合同，等到苏联的设计文件确定以后，再根据设计文件来确定需要的各种设备数量清单和需要聘请的苏联专家。

但实际上到了具体的项目建设阶段，往往又因为各种因素而需要和设计文件同步确认订货清单，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后面再说。

依据谈判陆续确定的合同，1950年—1952年初，苏联一共帮助设计了42个项目；到了1952年底，又陆续确定了一批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与建设的项目，援建的项目总数达到了50个。

至此，毛泽东当时谈判确定的第一批经济援助协议也基本结束。

但此时国内的经济建设需求远远不是第一批次的贷款援助所能支撑的，中国方面也于1951年由周恩来、陈云领导开始编写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要达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进一步经济援助，同时因为国内并没有做计划经济的经验，所以也需要苏联帮助审核当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1952年，中财委拟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同年8月，周恩来再次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协商进一步协商援助的问题。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大都没有出国经验，陈云对代表团成员从说话、出行、坐车、风俗习惯、申报纪律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纪律要求。

当时因为中苏两国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苏联方面的代表又喜欢喝酒，为了不耽误工作，还特别严禁代表团成员喝醉酒，因为刘亚楼在苏联呆的时间比较长，就安排刘亚楼来安排代表团的相关事项。

出国前，还专门特批了一笔费用为每位代表团成员做了一套衣服、夹大衣和皮帽子，只有周恩来没有定做夹大衣，仍旧穿他自己那一件旧的蓝色夹大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因为国内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的飞机还是苏联方面安排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来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那时候的飞机航程都比较短，途中需要在几个城市的机场停留加油，苏联方面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航班的安全，命令沿途机场在中国代表团的飞机起飞后其他飞机才可以起飞。

当时途径伊尔库茨克机场时，代表团里会俄语的成员看到机场滞留了大量的苏联旅客，就打招呼问他们什么时候起飞，被答复“要等周恩来的飞机起飞后，我们的飞机才起飞。”

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先后两次和斯大林会谈，在谈妥了后续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的同时，还确定了要在1952年底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我国政府，且完全归我国所有。

此时的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经过前期的血战已经跟联合国军形成了拉锯的局面，并且在前期的战争中打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被解职（当然也有他跟杜鲁门闹掰的原因），新中国的战争能力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这时的谈判就比之前顺畅多了。

斯大林再也没有第一次谈判过程中的犹豫不决，就连长春铁路的归还也顺利谈妥了，因为朝鲜战争的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因此朝鲜战争如今被称为立国之战可以说毫不为过。

但是由于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距离苏共十九次党代会只有40天，苏联方面正全力准备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无暇顾及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因此周恩来、陈云等人在谈妥援助问题后就先行回国，由李富春带领一部分成员留下继续做后续谈判的准备工作。

3 156项工程的确定

由于李富春带领的代表团成员需要等待苏联方面开完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才能开始谈判详细的援助项目协议。

在等待期间苏联方面特地安排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大量的苏联工业企业，这对中方代表团成员来说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为了尽可能多的参观苏联的工业企业，在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会前后，代表团一行人几乎马不停蹄的每天都出去参观，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让代表团里的沈鸿和钱志道讲解。

这两人都是在抗战开始后相继到延安的，一直在军工部门工作，对解放区的工业发展在技术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在工业方面都是半路出家，只有他们两位是专业的科班出身。

苏联方面特地安排代表团参观了苏联乌拉尔基重机厂，乌拉尔基重机厂在苏联很有名气，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坦克而闻名。

当时的乌拉尔重机厂已经有了万吨水压机，这让代表团里一直给大家讲解各种工业知识的沈鸿都万分感慨：”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的工业，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设备，将来中国也一定要制造一台自己的万吨级水压机。”

想想当时日本人经营东北那么多年，沈阳重机厂也不过只有2500吨的水压机。

沈鸿的这一愿望在1962年终于实现，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担任总设计师的正是沈鸿。

中国第一台万吨级水压机

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因为代表团很多的成员都缺乏做计划工作的经验，因此还特别邀请了苏联各个部门的负责人给代表团成员讲一些关于怎么做计划工作的问题。

前后讲了20次，代表团的十几个人分别各自把听到的内容汇总在一起，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

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曾十分坦率的对中方提出建议：我们苏联的计划是留有余地的，计划指标总能让企业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够提前一个季度完成。

也就是说，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就会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这样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经验还比较缺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鼓舞人的斗志，发挥人的积极性。

如果定的计划指标过高，整个国家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最后却完不成这个五年计划，那么整个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等“都要哭了”，所以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困难，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完成计划留有余地。

因为这个建议，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后期编制中将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0%调低到了14%-15%。

说回代表团的项目谈判工作，虽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到了实际谈判的过程中，代表团成员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当时的谈判过程基本上是代表团依据“一五”计划草案，将不同工业类别中自己计划建设的工业项目报给苏联方面谈判代表，然后苏联方面再审核项目的资料的完整性和建设必要性，在项目资料的审核过程中就出现了巨大的困难。

以当时在代表团中做谈判代表的袁宝华所负责的冶金项目谈判为例，当时苏方的谈判人员要求袁宝华他们将中国提出需要援建的每个冶金项目的详细情况讲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再根据情况提出问题由袁宝华他们回答，而袁宝华等人都没有搞过现代工业项目设计的经验，导致很多问题一时半会儿根本答不上来。

国内项目前期工作做的又太粗（这当然不是中方不认真准备，相反中方代表团在离开北京出发去莫斯科前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自认为做的很详细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仍然缺乏很多资料数据的支撑），很难满足项目的设计要求。

尤其冶金项目里面，国内当时地质勘探资料方面几乎空白，许多矿山的资料都不完整，资料不完整苏联方面的专家就无法确定下一步的工作，种种因素导致谈判过程异常艰难而缓慢。

其中很多重要的项目因为地质勘探资料不完整而导致项目谈判根本进行不下去，代表团无奈之下找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宋应亲子赶到莫斯科向苏联方面说明国内地质勘探面临的局面和困难，苏方才表示同意和理解中国目前不具备对矿量进行详细勘探的能力。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地质勘探对一个工业项目的谈判这么重要，举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

比如说现在要规划建设一个钢铁厂，首先要确定建在哪里，这就是选址，选址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们知道工业化生产中运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成本，南方的水运系统比北方的陆运系统更加方便便宜，因此造就了如今的中国南方经济总体反超北方经济水平，所以运输是一个因素；钢铁厂炼钢的时候是需要原料和能源的，因此我们也需要铁矿石和煤。

如果你选的建厂地址距离铁矿石距离太远，距离煤矿太远，运输成本是不是就直接上去了，如果很不幸你选的地方都没有通公路，生产出来的钢材运都运不出去就傻眼了，厂子立马得完蛋。

所以建设一个项目之前，必须要根据相应的地质勘探资料确定哪里有铁矿、哪里有煤矿，生产出来的钢材能不能就近发给其他用钢材的工厂比如汽车厂等等因素考虑。

而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在地质勘探这一块几乎空白，地质勘探又是一项巨大无比的系统工程，一时之间肯定无法解决，也因此代表团的成员被苏联专家一问三不知也实在是相当无奈。

在袁宝华负责的冶金项目之外，其他领域的项目谈判也一样的艰苦，沈鸿当时负责的机械工业项目谈判，因为中方提出的需要援建的项目非常多，苏联方面的专家扣的也很紧（项目多，苏联方面需要调集的力量就很多）。对方也要考虑自身的工作安排，因此对每一个项目都严格审核），谈判双方又都是机械工业行业的专家，两方为了项目的谈判几乎天天吵架。

虽然谈判进行的异常艰苦，但苏联专家的较真更多的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支援中国的工业设计和建设项目苏联方面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苏方的计划委员会几次找到中方代表，表示中国不同于东欧国家，提出的项目内容十分巨大，工作量非常大，导致他们接受这些项目就必须调整他们自己的工作计划，才能根据项目计划进度供给中方设备、设计文件、材料、派遣专家。

当时因为接受援助中国的工业项目，苏联方面的设计单位人员就增加了3万人。

经过整整8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李富春代表中方与苏联方面代表米高扬签订了新的中苏经济援助协定。

新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确定了1953年—1959年之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加上1950年-1952年之间援建的50家工业企业，此时苏联援建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41家。

后来在已经确定的141家企业基础上，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各个项目之间进行合并、拆分，同时与苏联谈判增加了新的项目，经过一系列的新增、合并、拆分、取消以及伴随着的各种议定书和协定文件。

到1954年底，援建项目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

确定的这156项工业项目被写入当时还在修改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在后来的实际实施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取消了一些项目，最终实际落地的项目是150项。

但因为这156项建设项目已经在此前一五计划的宣传中对外公布，因此就将156项工程作为一个标志而不再加以改动。

这就是156项工程的来由。

4 156项工程工业分布

156项援建项目中实际实施的150项分布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14个行业。

其中包含了44个军事工业企业，106个民用工业；除了3个轻工业和医药项目，其他全是重工业。

援建项目的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已经有49个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另外还包括大量在一五期间开始施工到一五结束还在建设中的项目，整体达到了所有实施项目数量的一半以上。

我们现在所熟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除此之外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直到今天，兰炼在兰州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等企业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如今以低房价闻名全国的鹤岗，其煤炭工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只是伴随着煤炭资源枯竭，没有了产业支撑的鹤岗人口大量外流，进而引起鹤岗房价异常低迷。

鹤岗的遭遇也如同整个东北的缩影，在建国初期的重工业建设中，东北因为日本的长期经营而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其经济地位在全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直到现在东北工业经济没落，整个东北的人口外流持续严重。

除了一五计划期间全部建成的49个项目之外，1958年后投产的项目都或多或少与当时国内其他的建设内容和投资资金交织在了一起。

关于156项工程的位置分布则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基础主要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将援建项目靠近内陆布局可以让全国的工业区域分布趋向于平衡。

其中150项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工业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矿藏资源的分配，比如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就主要放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者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

比如鞍山钢铁公司的时候，就同时将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也摆在了东北地区，比如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因为需要用到大量的钢材，被就近安排在鞍山钢铁公司附近的。

除了上面两个因素之外，这么布局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与我们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系了。

156项工程开始建设之初我们的志愿军还在朝鲜和联合国军死磕，几乎得罪了当时所有的西方强国，而当时我们的防空能力又几乎没有，连窝在台湾的蒋介石都时不时的派轰炸机来大陆内地溜达一圈儿拍几张照片回去。

因此工业企业选址都是考虑放在蒋介石轰炸机的航程之外的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除了造船厂必须放在海边之外，其他的都放在了台湾轰炸机到达不了的内陆地区。

万一战争爆发打起来，好不容易建成的重工业如果放在沿海这种别人的飞机可以随随便便给你扔几颗炸弹的地方，恐怕大家都要天天睡不好觉。

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给一个重要项目的厂址选址，往往需要几个甚至十几个方案，经过反复踏勘比较以后才能最终确定，当时李富春还亲自带工作组下去选择厂址。甚至周恩来和陈云都亲自过问，还实地看过几个厂址。

为了严防新建项目被轰炸，当时的国家建委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注在地图上，用直线标出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这个地址，可谓是煞费苦心。

其实从156项援建项目中军事工业企业多达44家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工业发展深深的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从工业种类的配备到工业布局的分布，背后都有当时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子。

等到后来，我们和苏联关系恶化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所有重工业几乎都是苏联援建的，别人对我们的重工业基地在哪儿全都门儿清。

勃列日涅夫又天天嚷嚷着要给我们动“外科手术”，同时得罪了美苏两个超级强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式，而这一切就是坚持独立自主需要付出的代价。

面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为了以防万一，又轰轰烈烈的掀起了“三线建设”的热潮，通过工业企业搬迁和新建企业，在内地又再建了一套完备的重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中，曾经在156项建设过程中所获甚少的四川收获颇丰，得到了大量的工业建设项目，也为如今的四川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参考资料：《奠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始末》 陈夕 主编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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