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不欺！

    1934年至1936年间的20多个月，美国百老汇每天必演一个名为《孩童时期》（The Children's Hour，又译《姐妹怨》）的剧目，一共连演了691场。

    该剧不是儿童剧，在那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剧场也很难有儿童剧的空间，这是一出以女性和同性恋为主题的戏剧。剧中讲述两个大学时代为同学的女性经营一所私立学校，但她们却为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发愁。因为有人散布谣言攻击说，学校的两名老师是同性恋者。谣言很快导致学校面临破产的境地，在不得不关门大吉之刻，一名老师自杀身亡。那名老师在自杀前，告诉她的朋友，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

（The Children's Hour的舞台剧照）

    在活着的女老师为死去的朋友举行葬礼时，此前因听信谣言而远走的未婚夫突然重新出现在这名女老师的面前，并安慰她说，现在已证明那件事只不过是谣言，他希望能与她重归旧好。结局却是，这名女老师没有理睬未婚夫，然后转身径直离去。

    在中国国内戏剧业近年迎来大发展的时期，不少研究戏剧理论者不约而同地探讨到这部美国戏剧，不仅是因为它的独特主题，也因为它的创作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左翼文人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她与前苏联的布哈林、中国的老舍，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化人。

    除了女性解放这一显眼的主题，很少有人注意到《孩童时期》隐含的精神内核，那就是赫尔曼对正直的理解。对剧中的女主角而言，只听到同性恋的流言就一走了之的未婚夫，根本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不值得她继续关注，更不用说托付终身了。

    正直，作为一种美德，它的定义恐怕最不能让人随心所欲地表达。因为自从苏格拉底说出“美德即智慧”，人们已经假借美德之名讲了太多含糊不清的话，一如假借爱情的名义那样。

    幸而，还有人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于本能的识别能力。在赫尔曼看来，正直就要像孩童时期那般的诚实不欺，不畏强势，维护正义，敢说敢为，也要能够勇于承认错误。

    十多年后，《孩童时期》的剧情结构和它所展现的“正直感”，与赫尔曼在美国社会掀起的麦卡锡“猎共”狂潮中的处世之道惊人吻合。

（1950年代的纽约）

    1952年4月底的一天，45岁的莉莲·赫尔曼收到必须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报到的一纸命令，同样遭到传唤的有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等人。

    HUAC（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是为监察美国的纳粹地下活动而在1938年成立。二战后，转为调查并整肃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20世纪50年代通过查禁书籍、杂志、电影、戏剧等，以及剥夺许多娱乐业人士的工作权，进行意识形态审查。

    去众议院之前，克利福德·奥德兹邀请赫尔曼在一家叫巴尔贝塔的餐厅用餐，他告诉她：“仔细听好，我教你怎么应付委员会那些家伙，最好让那些家伙看清楚：什麽样的人才是激进主义者。”

    奥德兹是20世纪30年代以《醒来歌唱》（Awake and Sing）和《金童》（Golden Boy）等戏剧闻名于美国文化圈，也是大名鼎鼎的德裔电影女星路易·赖纳的丈夫。

    但是，在莉莲·赫尔曼应讯的前两天，奥德兹却已现身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在国会他为自己过去的错误信念致歉，并做证指出他的许多朋友都是共产党员。

    1952年5月21日上午，赫尔曼来到HUAC应讯。应讯时，她只回答有关自身问题的询问，凡涉及他人的问题，她一概保持沉默。随后，赫尔曼被列入了HUAC的黑名单，原因是她不承认自己犯了不忠罪，但她坚持从来没有犯过。虽然顽固了点，可是却很绚烂。

    在“猎共”风潮的时代里，赫尔曼是第一个有所坚持的证人，她拒绝构陷他人入罪。

    赫尔曼之后，出现了像剧作家阿瑟·米勒那样采取同样立场的人。米勒在1949年创作了他的成名作《推销员之死》，1953年又写了《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取自17世纪猎杀女巫的故事，借以描写置身在美国“猎共”运动中的感受。米勒于2005年离世，享年90岁。

（The Crucible的舞台剧照）

    另外，更有像达尔顿·特朗博那样决不妥协的硬骨头。他被HUAC指名为美国电影界十个不合作者之一，因拒绝在听证会上做证而遭到判刑，同时他实名所写的剧本也被好莱坞的高级主管拒用。后来，他易名继续从事剧本写作，其中以罗伯特·里奇之名所写的《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获得1956年第29届奥斯卡编剧奖。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朗博恢复用本名创作。1971年，他把自己的小说《无语问苍天》（Johnny Got His Gun）改编成电影剧本，自任导演，荣获坎城影展最佳评审奖和国际评审奖。

    言归正传，在“猎共”狂潮中，赫尔曼是第一个敢与之对抗的女性，意义非凡。赫尔曼此后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财务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她因此必须卖掉持有的农场，在没有现金收入的情况下，人到中年，不得不在百货公司打工维生。

    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曾说过，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谁能够那样刚强，不受诱惑呢?

    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家、“冷硬派”先驱达希尔·哈米特和赫尔曼住在一起。哈米特是《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和《瘦子》（The Thin Man）的作者，这两部侦探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被搬上大荧幕。

    哈米特也曾因拒绝做证举出“人权会议”等组织在筹募保释公积金时捐款者的姓名而获罪入狱。出狱以后，未再发表作品，于1961年死于酒精中毒。而赫尔曼一直活到了1984年，享年77岁。

（同上）

    1976年，也就是在HUAC解散后的第二年，赫尔曼出版的回忆录《无法安眠的时代》（也有译为《邪恶的日子》）中说：“所以，我愈来愈搞不懂他（奥德兹）在巴尔贝塔餐厅讲的一席话。那天晚上，他也许相信自己对我说的话。可是几个星期过后，在面对可能牺牲自己在好莱坞的前途时，他只好改变自己的决定。我忍不住要说，陈腔滥调现在愈来愈大行其道了！电影制片厂的主管们都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要舍弃自家庭院的游泳池、网球场、收藏的名画，以及面临即将到来的贫困，无非是极其痛苦之事，所以他们就拿它充当有力的武器。”

    其实，与奥德兹为伍的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导演伊利亚·卡赞在事前就曾向赫尔曼表示，他打算到HUAC充当“合作的证人”，若不这样做，他就没办法继续在好莱坞拍电影。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的作者、日本知名学者鹤见俊辅在1970年代对此评论道，美国最恶劣的时代就是从那个时候降临了。

    回忆录中，赫尔曼说了一点自己的感想：“自从我第一次踏进国会的大门，以及后来在这时代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对自由主义抱持的信念几乎丧失殆尽了，但相对的，我也得到了某种微妙的启示。我很难说清楚这种感受，姑且称它是一种‘正直’吧。”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迎来空前的大繁荣，美国人的记忆逐渐埋葬刚刚过去的那一段令人愤怒和恐惧的岁月。来到一个利益至上的新时代，赫尔曼却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和攻击的人物。

    美国杂志刻薄地把赫尔曼描述成一个“粗鲁的可以用牙齿扯下瓶塞”的女人，不知从哪里搬出她的第一任男友的话，说她长得像是“捕鲸船的船头”。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1907-1984）

    1980年，在一档晚间电视访谈中，年轻而更具吸引力的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玛丽·麦卡锡以美国文艺界惯用的“毒舌”说了赫尔曼的坏话。她谴责赫尔曼是一个坏人，一个贩卖正直而不诚实的作家：“Every word she writes is a lie, including ‘and' and ‘the.'”（赫尔曼写的每一个词，包括‘and'和‘the'这样的虚词，都是谎话。）

    风烛残年的赫尔曼很快起诉了玛丽·麦卡锡。这场官司持续了3年，终止于赫尔曼生命结束。

    数十年来，赫尔曼保卫美国人民自由，控诉富人贪婪追求财富的行为，竟不料在生命结束之际，她自己倒反成了像是个贪婪的、报复心重的审查员。这算不算是新时代的悲哀呢？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为赫尔曼撰写的个人传记《一个难对付的女人》，主要是用来回答赫尔曼为什么是这样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在各种意识形态混杂的时代，她让美国人四分五裂了，她的愤怒并不是指向美国政府，而是对于保卫人民自由而置若罔闻的知识分子。

    哈里斯说：“赫尔曼或许不是她回忆录中的英雄，可是她终生坚信，反对种族歧视，缓解贫困，并且保护人民的自由是参与社会的人民应有的义务”，“虽然她做过一些愚蠢的决定，但她总是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真不幸，她的很多好的观点随着不好的，一同被丢弃了。”

    对于绝大多数不从事美国戏剧研究的中国人来说，赫尔曼太陌生，也太老旧，但赫尔曼生平传递正直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蓝色星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永远不过时。她告诉人们，正直，既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世，因为这其中有雄辩和德行的秘诀。

（排骨酸菜焖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