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探索(一) ——对从1840年以来部分中国历史的看法

由于本文较长，下面先把各章节的目录名称放在前面，用来介绍一下文章的概貌。

目录名称：

1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

2    从1840年到中华民国的成立

3    从中华民国的成立前后到1928年

4    从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

5    抗日战争

5.1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抗日的作用

5.2  对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部分评价

5.2.1对汪精卫的评价

5.2.2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评价

5.2.3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评价

6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建国

6.1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6.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

文章正文：

按世界上常用的估算国家经济总量的标准，到2019年中国已经稳稳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好几年了，这个经济总量已经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总量的许多倍，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上超速发展的结果。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非常罕见，这种短时间内超大规模的经济增量，在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

喜欢思考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喜欢评价历史，预想未来。其中对未来的预想，是特别吸引人的，因为这影响着人们对自己、下一代和亲朋好友的前途的憧憬和规划。

在中外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喜欢思考的人在承认中国目前经济总量的前提下，对中国的未来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为什么？从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各种真诚地为中国的未来忧心的说法中，我感到，造成这些分歧的，主要是因为对二大类问题的看法、评价和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一类问题是中国自1840年至今的历史，一类问题是与中国历史和中国发展有关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理论。

要想谈清楚这些困扰到许多人的问题，是很难的。因此，我只想谈其中一些问题中我自认为有所心得的看法，希望因此能提供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由于这二类问题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孤立地谈，因此，许多相关的理论是在谈到相关的历史时顺理成章地讨论到的。由于这二类问题所涉及的面极大，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只能对这二类问题中我所能想到的那些有较多不同看法的部分和特别重要的地方真诚地谈一下我的看法。所谓真诚，在我的理解中，一是真心地想要实事求是，二是真心地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思考。我希望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能以此作为标准来对我在此文章中发表的看法予以批评指正。

另外，由于本人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为尽可能在以下的叙述中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凡是在文章中涉及到历史事实的部分，除了特别说明的以外，其他的均来源于2020年12月前的百度搜索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另外，在文章中说到中国共产党时，常用“中共”简称之；用此称呼并无恶意，仅因本人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用该称呼最为简洁。

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历史，想从1840年开始，因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记载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相关历史。

1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

    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庄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的碑文是毛泽东先生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由毛泽东先生拟文、由周恩来先生书写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确定的。建国初期，中国的思想界虽然不能说是统一的，但是完全可以说是团结的。当中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人、农民、军人等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代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团结，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就是这个团结的文字记录。我在探求当前中国思想界存在的分歧的时候，想从这个象征着中国的思想界团结的碑文说起。

2   从1840年到中华民国的成立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以后几十年中，中国的涉外战争中，又发生了多次惨败，割地、赔款成了常态。这些惨败，震惊了中国的思想界，一系列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提出了：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多次涉外战争为什么会战败？怎样吸取教训？等等。研究和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

对这个开端的描述，毛泽东先生讲得比较精辟，在此就原文转录了。毛泽东先生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孙中山先生，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结合自己的经历，想通过学习先进的西方和日本，改变一穷二弱中国的“先进的中国人”。

对于这段历史，本来在中国思想界是没有分歧的，那些建国初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人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前几年反思历史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果当年孙中山不搞暴力革命，而象英国那样搞君主立宪，可能中国历史的发展会血腥少一点，更顺畅一点。但是，这些人没有仔细想想，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一次君主立宪的尝试，结果失败了，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知识分子和官员被杀，也就是说这些维新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宣告了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的失败。

为什么英国能实施君主立宪，而中国实行不了呢？答案是中国当时的情况实行不了君主立宪（这已经被事实证明了）。那么能不能先不搞流血的暴力革命，而让中国等待若干年后有了君主立宪的条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呢？如果仅从脱离了现实世界的逻辑推理来论证，这后面的提问很有道理啊，这正是少数知识分子牵挂君主立宪的原因。但是，他们没有想一想，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外国的侵略者会等中国有了君主立宪的条件、实行了君主立宪变得强大后再来侵略中国吗？孙中山先生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才会提出了三民主义，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的暴力革命中去。

中共敬称孙中山先生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 ，中国国民党则敬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从中国近代史上存在过的二个最大的执政党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成立前，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并不是那一代革命者喜欢暴力，而是不得不用暴力的无奈之举、正确之举。

3   从中华民国的成立前后到1928年

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然而，在清朝政府执政时成长起来的北洋军阀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其武装力量比代表南方革命势力的中华民国政府强大，并且还承认清朝皇帝，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为了从法理意义上结束清朝的统治，避免代表先进政体的中华民国因在武力上不敌北洋军阀而夭折，就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北洋军阀之首袁世凯；与此同时，袁世凯迫使清朝最后一代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清朝从此正式灭亡。虽然后来因袁世凯又搞了几天封建皇帝的复辟，后世有人曾因此对孙中山先生让位一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当年审时度势用个人的职位换取清朝法理意义上的灭亡之史实，证明了真正的革命家并不嗜好于暴力和权力，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进步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清朝正式灭亡后不久，当人们寄希望于袁世凯在共和的旗帜下复兴中华时，袁世凯却凭借其控制的北洋军阀武装，推翻了辛亥革命反封建帝制的成果，搞起了封建皇朝的复辟。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和武装倒袁的浪潮中，袁世凯复辟之梦几十天内就被粉碎了。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主要分裂为直、皖两系，奉系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当年推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等革命者的富民强国的愿望落空了。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也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反封建的各派革命力量当年的奋斗目标。

中共就是当年中国各个反封建的革命派别之一。中共的创始人们，都是当年那些思考“鸦片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多次涉外战争为什么会战败？怎样吸取教训？”等问题的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他们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现代思想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于1921年在以苏共为代表的第三国际的协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在筹划和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中认识到，仅靠策动同情或支持革命的现有军阀来进行革命行动，常常难以达到成功的目标，要想革命成功唯有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着手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的过程中，得到了苏联和中共的极大帮助，黄埔军校的枪械、军事教官和许多经费来自苏联，有许多中共党员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学员和后来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可以说，黄埔军校既是当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成果，也是后来蒋介石的执政基础。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在苏联和中共的支持下于1926年从广东出发开始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北伐军的军事顾问及部分军事开支由苏联提供。之所以没有其他工业国的参与，是因为当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有反帝的内容，因此，当时世界上除苏联以外的工业国都不愿意对其提供帮助）。中共当年搞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对北伐军的顺利进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北伐军的军官中和国民党各级领导人中有许多来自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中共当年搞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不免会触犯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在国民党内要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呼声在北伐正式开始前后就不绝于耳。由于北伐开始时在国际上给予实际支持的只有苏联，苏联反对国民党与中共分裂；同时，中共当时也全力支持以国民党为主力的北伐。因此，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国共两党虽然有矛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着沟通和缓解着，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共同为北伐的胜利努力着。

可是，当北伐军于1927年3月进入由中共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占领的上海后，北伐军的威力已经震撼到了欧美和日本在中国利益的代表人，他们和中国在上海的有钱人的代表感到有必要抑制北伐军的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的倾向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他们在与北伐军在上海的高层频繁接触中感到，只要他们给北伐军的经济援助远超苏联给予的援助，就完全有可能将北伐军高层争取到自己一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伐军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高层就决定在不放弃继续北伐、得到远超苏联给予的援助的前提下，与侵犯欧美和日本在中国利益、侵犯中国有钱人利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分道扬镳。

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在上海的政治上、军事上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北伐军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高层，如何处理好这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如果当年北伐军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高层的代表蒋介石念及中共搞的工运和农运曾经给予北伐军的援助，念及曾经帮助国民党和北伐军在中国崛起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用简单的杀戮的政策，而用既能维护自己利益又给那些曾经给他们援助的那些阶层以一定的生存空间的政策，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完全有可能改变。而且从现在各方面提供的史实均表明，当年中共内部也确实没有想要自己组织独立的军队的设想，只想搞工运和农运，以配合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进行的北伐战争；这不仅是当年中共内部的共识，而且也是当时作为中共上级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决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中共自己独立的“红军”武装，历史进程将与真正发生的完全不同，说不定现在统治全中国的还是国民党。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应该说是存在的。如果当时控制北伐军的是孙中山先生或完全坚持孙中山先生执政理念的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就很难想像他们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运农运人士开展那样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这些“如果”没有发生，因为当时在北伐军和国民党高层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多数人与蒋介石思考方法和执政理念是相同的，因此，历史就只能按照真实发生的过程演变了。这就是当年中国的现实情况。这一方面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些“如果”就只能存在于一些人的希望中，存在于学术性的讨论中；另一方面，这些“如果”也能给人们启迪：在一定条件下，即使不改变各阶层的存在情况，只要采取恰当的政策或措施，也能得到比采取不恰当的政策或措施更好的结果。这甚至于可以说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定律。毛泽东先生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句话可以说是这个定律的精辟表述。而中共当年创造的“统一战线”，可以说是应用这个定律的最精彩的案例之一。

由于当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北伐军和国民党右派，用屠杀为主的办法对付北伐战争中的朋友（中共及其领导的工运农运人士），这一方面必然招致中共及其领导的工运农运人士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杀曾经给予帮助的朋友”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大忌，是道德沦丧的表现，这使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北伐军和国民党右派在当年中国社会的道德领域处于被谴责的地位。这导致了二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当年在中国多数人的心目中普遍同情中共及其领导的工运农运人士，认为国民党对他们的屠杀是做得太过分了；另一个结果是，有一批不齿于和道德沦丧者为伍的北伐战争及大革命时代的坚定的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革命者，虽然他们出身于中国的有钱人家的家庭，但是站到了中共一边，站到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边，成为中共方面的坚定的领导者和秘密战线上的忠诚的战士。

从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国，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历史阶段实际上是中国各种反对封建满清的政治力量在一起清除满清遗留的政治影响（即北洋军阀），探索建立民国后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前期，中国各种反对封建满清的政治力量虽然内部存在矛盾，但是还是团结的，北伐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到了1927年4月12日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以下叙述中，若无特别说明，凡是说到“蒋介石”均指“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感到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了，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今后对自己在中国执政有威胁的对手，并且在一年多时间内以“清共”为名屠杀了几十万中共党员和工运农运人士。蒋介石从这时开始的用大规模的残暴的屠杀来对付自己政治上的对手的做法，以及以中共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被迫组织的武装自卫反击，决定了中国以后几十年政治斗争的格局。

中共后来去组织独立的“红军”武装，完全是被蒋介石等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的屠杀政策所激起的，完全是被迫的。用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当年的中共与国民党那段时间的情况，好象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大男孩与一个老谋深算的朋友间关系的破裂：原来合作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当原来的朋友将血淋淋的屠刀向这个大男孩砍来时，惊恐、无奈和愤怒充满了他整个脑海。蒋介石等用几十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给这个天真的大男孩上了他生命历程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课：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的保护，不要说搞为国为民的革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堪忧。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即使有被认为很神圣的协议，甚至友谊，在利益面前，很难抵挡住在当年中国通行的暴力的背叛。毛泽东先生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悲愤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北伐军在“清共”的同时，继续北伐；到1928年底，原北洋军阀的军队或者被消灭，或者表示服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北伐军及其政府的领导，至此北伐战争结束，并形成了全国效忠南京中央政府的表面统一的局面。

4   从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用屠杀政策扑灭了以中共为主发起的中国的工运和农运，这一行为造成的最大恶果之一是，几乎完全浇灭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中从反对腐败的满清政府以来逐步积累起来的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北伐战争结束后，除了由中共武装占领的极小的地区外，全国只形成了在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底层社会几乎没有变动，与清朝末年相差无几，可以说仍旧是一盘散沙状态。在对外交往上，在中国执政的蒋介石投靠了不能平等对待中国的欧美发达国家。

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遗嘱中说过，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蒋介石在北伐后期的所作所为，却是扑灭了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投靠了不起不能平等对待中国的欧美发达国家。这是与孙中山先生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有些看来很不错的计划和政策，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流于形式不了了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说，就是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广大民众的热情参与，没有“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支持，不仅很难产生比较好的计划和政策，而且即使有了看来很不错的计划和政策，也没有实际的力量予以实施的。这种状态迟滞了北伐战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直到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中国当时发展得较好的只有部分轻工业，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仍很落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否通过努力逐步达到发达的欧美国家的水平呢？理论上很难否认这种可能；因为理论上可以说，每年进步一点，经过许多年，总有可能达到较高水平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可能”没有发生。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外国列强不会等你逐步发达了，才来侵略你。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可能发生的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

5   抗日战争

5.1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抗日的作用

自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蒋介石屠杀了几十万中共党员和工运农运人士以后，没有被杀死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和工运农运人士，为了理想和生存，创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掌握了中国的全国政权，又有西方列强的支持，其实际力量远远大于中共，并且实施了要灭绝中共的政策；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其实际力量超过国民党右派的日本侵略者也实施了要灭绝中共的政策；中共为了要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实施在当时条件下适合其基本理论、又能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内外政策。

中共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支部建在连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延安整风运动”等一系列对中共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立起极大作用的原则和组织方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中共若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不可能在外援极少的前提下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多个稳固的敌后根据地，抗击了近半数的日军和几 乎全部伪军，并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拥有了100多万正规军。

中共在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的外援极少，支撑中共抗击国民党右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经济能力，主要是靠经营根据地的经济所得。这也为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快地恢复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5.2   对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部分评价

5.2.1对汪精卫的评价

对汪精卫的评价在中国的思想界是一致的，现在已经没有人为汪精卫辩护了。但是，产生“汪精卫现象”的那种思想方式，在现在的中国还有市场。当特朗普挥动关税武器向中国发起进攻后，在中国境内出现的一些崇美、恐美和媚美的议论，可以说与当年汪精卫的那种崇日、恐日和媚日的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总结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汪精卫现象”，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美国或其他某些方面比我国强大的外国之间的矛盾是有重要意义的。

5.2.2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评价

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评价在中国的思想界分歧不是很大，都认为他是抗日的。那么是不是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很好了呢？并不是。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冒着风险奔赴延安呢？除了在策略上的一些失误问题以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犯的最大错误是反共，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应对“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并在此方针指引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溶共、灭共的行动。

皖南事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反共摩擦，都表明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只要有机会，就想办法消灭中共的军事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1、从军事上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不利于整个抗日战线；这不仅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反对，而且也受到了在军需物资和财政上支持其抗日的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的反对。2、这种在大敌当前时屠杀共同抗日的同盟者的做法，使其再一次在国内政治问题的处理上处于受到道德谴责的一方。所有这些，再加上蒋介石的军队在与日本军队交战时很少打胜仗的虚弱的表现，使得国内许多有志于抗日的知识青年冒着风险大规模地投奔中共，极大地增强了中共的力量。这批人经过抗日战争的锤炼，成为中共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国内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如果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不反共，那么中共也就得不到那么多的抗日知识青年，中共在以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有文化的骨干力量，即使抗日战争后国共发生内战，中共少了那么多的有文化的骨干力量，也很难快速取胜。

但是上面的“如果”并没有发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想办法消灭中共的军事力量”是蒋介石的一贯想法。这可能不仅取决于他的地位，取决于他的个人性格，也取决于国民党右派在北伐战争期间突然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盟军（中共及其领导的工运农运人士）后担心受到报复的心理。

5.2.3   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评价

有一种说法，说“抗日战争不仅挽救了中共，还给了中共以发展的机会，中共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发展的”。这种说法描叙述了一个事实。对于这个描述，有些人竟然以此为根据推断出日本鬼子与中共是站在一起的谬论。这是用不完整的事实和诡辩式的逻辑推断出荒谬结论的典型。日本鬼子对中共是恨之入骨，远远超过对国民党的仇恨；日本鬼子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了几十万中共党员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共能与日本鬼子为伍？详细分析这个结论的荒谬之处，不是本文的任务，故在此不作深谈。

但是，上面的描述中讲的也确实是事实，中共也确实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巨大发展的。那么，中共是怎么会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时获得发展机会的呢？

常言道，机会只给予有勇气和有准备的人。中共经过红军时代的根据地斗争和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日本侵华战争发生时，已经有了一支具有比较充分的军事斗争经验和与强敌战斗的勇气的队伍，有了不主要依赖外援、而主要依靠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战斗的缴获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经验。中共的军队和地方干部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与最底层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带领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因此中共能在国民党军队败走而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打游击，建立敌后根据地；使得日军不仅难以从占领区得到物资和人员补给去支援主战场，而且还必须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来维持占领区。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削弱和迟滞了日本鬼子对主战场的攻击能力。

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不仅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了国际上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苏联、美国等国的认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廉洁、亲民、吃苦耐劳、严格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勇气，经过国内外各种宣传途径的报道，逐渐深入到全中国人民心中。而以上所说到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与最底层的老百姓打成一片，带领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等，都是国民党及其军队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国民党及其军队也想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敌后根据地，但是，至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成功的历史记载。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除了外界能够认识到的“廉洁、亲民、吃苦耐劳、严格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勇气”等特点外，中共将其所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发挥到极致。在统一战线方面，中共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红军改名为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和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想方设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等。在武装斗争方面，打赢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在华北配合国军阻击日军，成功地抗击了日伪军对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围剿并逐渐扩大了根据地等。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著名的延安整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使其成为一支打不烂、摔不散、所向披靡的铁军。

前二项，一般人好理解；而真正参与过一支队伍或一个企业从艰难到辉煌的管理过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可以说，经过了延安整风，中共和共军这支以旧中国农民为主体组成的队伍，才从精神上成为超越现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支军队的现代化政党、现代化军队。若干年后，当共军胜利地完成解放上海的战役后，1949年5月25日的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们在枪声平息后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几万胜利的军队不进入刚刚经浴血奋战才胜利进入的地区的房屋里宿营，而在街头露宿，谁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当这个场景照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有人将其称之为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还有不少国外媒体在刊登这张照片时，将其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举”，并以此断言“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一支以中国旧社会的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在经过残酷的流血牺牲的战场后胜利进入繁华的大城市，在小雨天宿营，竟然不进民宅而露宿街头，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大的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有如此严格的纪律和强大的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的军队，在一定条件下几乎是无敌的。

6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建国

6.1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日本的打击和诱惑下没有屈服，付出了血的代价，坚持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功绩在中国历史上谁也抹杀不了。但是在如何处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大局上，蒋介石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又一次大灾难，而且从此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

抗日战争胜利时，虽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大片稳固的根据地，有了近100万正规军，但是，这些根据地主要在政治经济不发达的北方农村，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给很简陋，俗称“小米加步枪”。

抗日战争胜利时，除东北以外的主要城市和没有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南方大片的农村，全部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手中。蒋介石还控制着近400万正规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备了比当年日本军队还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俗称“飞机加大炮”。 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府，得到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外交承认，能从国外得到各种援助。也就是说，当时蒋介石在硬实力上，有着压倒性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承认“控制中央政府”的力量为“国家正统”的观念，也就是说除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地区）的人心当时偏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也就是说，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总体软实力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

正因为有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的上述差距，因此才有当年蒋介石所说的“只需要三个月，最多五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问题”的设想，这个设想也是有事实依据的。那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为什么会很快就失败了呢？

首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总体软实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快就失去优势。原因与其在抗日战争中导致大批知识青年投奔中共一样，是其违背了当年全国人民“医疗抗日战争的创伤，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的强烈意愿，发动了反共内战。经过抗日战争的残酷的流血牺牲，全中国人民一致希望和平建国。蒋介石发动了反共内战，当然在道德上就处于被全国人民谴责的地位，失去了软实力上的优势。

其次，蒋介石的军队虽然在人数、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其他很难用具体数字描述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献身精神、纪律、战役和战略掌控能力等方面，中共的军队占有优势。最后，蒋介石的军队失败了。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导致蒋介石的军队败走大陆的分析文章很多，在此不详细说了。在此想说一下，如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发动反共内战，中国可能发生的情况。

如前所述，从总体上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占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优势，这是当年各派政治力量都看到的。经过抗日战争的残酷的流血牺牲，全中国人民一致希望和平建国，因此促成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以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为宗旨的“双十协定”。如果蒋介石能遵守“双十协定”，就能保持其在软实力上的优势。并且，从现在各方面披露的史料来看，中共及其军队确实不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再主动地挑战国民党的军队。共军当年超乎寻常的牺牲精神和纪律，也是建立在被迫还击、求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共军主动挑战国民党军队，这些能决定胜负的优势很快会失去。蒋介石只要能遵守“双十协定”，其军事上仍能保持优势。因此，如果当年蒋介石遵守了“双十协定”，1946年后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会按“双十协定”规定持续很多年，说不定至今为止，国民党仍旧是中国大陆上的执政党。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反共，帮助中共得到了以后成为其执政骨干力量的大批有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反共，促成中共很快取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美国封锁台湾海峡是在1950年7月，中共决定抗美援朝是在1950年10月），当年中共的军队早就解放台湾了。

6.2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当时非常珍惜在抗日战争中获得的地盘和军队，非常清楚自己在总体实力上与蒋介石的差距，也非常清楚 “医疗抗日战争的创伤，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是全国人民当时最大的政治愿望。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采取的争取“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既是现实的，也是真心的。

中共当年这个基本方针，不仅顺应了全国人民的愿望，而且也是出于对自己各级部下利益的维护；因为谁都明白，用“小米加步枪”去主动挑战“飞机加大炮”，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的，如果不打仗就能保护在抗日战争取得和成果，那是最好的。因此，当年毛泽东要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大计。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当年赴重庆谈判，也是做好了在重庆被蒋介石扣押或被暗杀的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谈判这一行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并在全国人民直至世界各国面前表明了中共愿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诚意。前面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有一种承认“控制中央政府”的力量为“国家正统”的观念，这个观念使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外的中国人更倾向于蒋介石一些，而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这一行动，则使全国人民至少把蒋介石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在心目中放到同等的地位，使得蒋介石为了发动反共内战所进行的诬蔑中共要打内战的宣传完全失效了。另外，由于中共当时所控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不是从一般老百姓认同的“中央政府”手中夺取的（如抗日战争前中共的红军在当年的“国统区”开辟的根据地），而是中共通过流血牺牲从被“中央政府”丢失给日本鬼子的领土中夺回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抗战以前，对于承认蒋介石为“国家正统”的那部分中国老百姓，当蒋介石把红军所占领的根据地说成是“匪区”时，是有一定的认同的；而在抗日战争后，当蒋介石再把中共当时所控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说成是“匪区”， 这在承认蒋介石为“国家正统”的那部分中国老百姓中也通不过。能从日本鬼子的手中夺回被“中央政府”丢掉的中国领土，这应该是抗日英雄。中共的抗日英雄形象，再加上其领导人毛泽东为了避免内战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的行动，使中共在全国各阶层人民面前有了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即使在国民党右派中，也有许多人对毛泽东佩服不已。重庆谈判结束，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正面形象，就完全超过了国民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重庆谈判后，中共按“双十协定”中的承诺迅速撤出了几块原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蒋介石则是违反“双十协定”的规定，先小规模后大规模地向“双十协定”中规定应该由中共控制的区域发起武装进攻。他当时的心思是，管他什么规定，我在3到5个月内将你中共灭了，这时即使再有人说什么“违反双十协定”之类的话，还有什么用呢？在蒋介石违反“双十协定”的规定，向中共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后，中共当时的处境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事变时有相似之处，就是当年共同抗日的盟友，凭借强大于自己数倍的军事实力，向自己举起了屠刀；也有不同之处，从一般人来看，中共这时手中已经有了一支虽然弱于蒋介石，但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军队，而最大的区别是中共的核心领导对于蒋介石这个背信弃义的行动早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有着对整个战略战术的超出常人理解的掌控能力，有着从1927年以来在以弱抗强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蒋介石完全低估了中共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共是在被迫自卫前提下与蒋介石进行解放战争的，因此不到四年，在表面上有巨大优势的蒋介石不得不败退台湾；如果没有美军第七舰队在1950年7月的干涉，毛泽东率领的解放军早已解放台湾了。这场内战（通称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怎么会在看来具有巨大优势的条件下很快失败的原因，已经有许多文章进行了分析，本文不再一一详细说明，本文只着重说以下几点。1、面对强敌，中共先是审时度势，顺应全国人民的意愿，以有原则的退让求和平，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赴重庆谈判和平建国，让全国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共不愿打内战的和平诚意。如果蒋介石再发动内战，就会激起中共所领导的军民拼命还击的决心，并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了为了消除内战祸根而彻底消灭蒋介石势力的理由。后来，中共提出一批国民党“战犯”的理由也鉴于此；解放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除国民党右派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派别都站到中共一边的重要原因，也鉴于此。2、延安整风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了。延安整风将影响战斗力发挥的纪律松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的扫除，使中共军队成为一支令行禁止、指哪打哪、不怕牺牲的铁军。3、中共的农村土地改革、善待俘虏和在俘虏中进行的阶级教育，使得该场战争中后期共军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被俘的蒋介石的军队，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一个奇迹。4、毛泽东的出神入化的战略指挥和战役掌控艺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反共使中共被迫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反共和中共的英勇抗战，使当年中国稀缺的知识青年大批加入中共，极大地充实了中共的队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和中共不愿战、不怕战和能打胜仗，使中共不仅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将中国国内除国民党右派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派别都团结到自己一边，为建设新中国打下了非常好的政治基础。

写在本文后面的话：

最近看到报导，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回顾近年来我与一些朋友间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感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次的重要论述非常及时，能否正确地看待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对于目前团结一切热爱中国的人们全身心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非常重要。

因此，作为一个关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党外人士，我想将前段时间写的《艰难的探索》（一）予以发表，以作为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次的重要论述的响应。该文是我写的一篇名为《艰难的探索》长文的一部分；这是我总结了近年来与一些朋友间对历史和相关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得到的一些感悟。

在《艰难的探索》（一）中间的一些看法，在总体上与中共的正统的宣传舆论中的看法没有太多的区别，只是视角有所不同，有些话是专门对那些受到反对中共的宣传舆论所蛊惑的糊涂人说的，但愿因此能帮助他们理清思路、看清形势，投入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去。

看着近年来中共在经济建设、反腐、扶贫、抗击疫情和思想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作为一个曾经跟着中共奋斗过、至今仍然拥护中共的党外人士，十分高兴，对中共十分敬佩。我想将本文作为给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礼物，以表达我对中共的关心和敬意。

作者：匡建中  网络名：一腔真诚    手机号：13806181887

说明：本文曾经于4月18日投出，后来被退回，理由是《涉文革》。我仔细看了一遍，这篇完全是讲的解放前的事，其中没有一丁点儿涉及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