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是天然支持以色列的吗

坊间对美以关系流传着迷思，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历来巨大，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没有中断，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出于宗教情结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亲以倾向。这是迷思，但长期以来难以破解。

美以关系长期存在迷思，很多人认为美国一贯铁定支持以色列，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代美国犹太人确实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巨大影响，美国政府长期顶着世界（包括欧洲和部分美国自由派）的反对而“无原则”地支持右翼以色列政府，2014年一项皮尤民调则显示，约82%的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认为上帝把以色列给予犹太人，犹太人中反而只有40%认可这一神学观点。但10月27日匹兹堡犹太人教堂的枪声可能是打破这一迷思的第一枪。

至少在二战结束前，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并不特别大。纳粹德国出于反犹宣传而经常拿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和若干政府高官是犹太人说事，但要是美国犹太人的影响真的那么大，欧洲犹太人逃亡美国的航线就应该通畅，而不是被拒之门外，最后惨死集中营。事实上，即使在美国犹太人影响巨大的今天，反映战前和战时欧洲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这段历史依然讳莫如深。1976年的电影《苦海余生》在中国的影响比在北美还大，尽管有大名鼎鼎的斯图华特·罗森堡导演、菲·唐娜薇、詹姆斯·梅森等出演。好莱坞名导加一堆好莱坞名角，但电影反而是英国的。电影是基于真实的历史，船上这些还都是有钱、有关系的犹太人，不是犹太草民如裁缝、鞋匠、农民、小店主。

电影《苦海余生》讲述欧洲犹太人逃亡美国被拒的悲惨事情，这是历史上美国犹太人并无特别的政治影响的一个事例

二战之后，美国流行meritocracy，大概就是不问出身、任人唯贤、精英治国的意思。少数族裔的上升通道打开，犹太人首先得益，大量通过藤校和其他途径进入商界、政界、文化界，形成巨大影响。这不是阴谋，而是努力和智力的结果。如今的华人试图走同样的道路，但美国有从平权和扶持少数族裔出发反而要问出身、偏离meritocracy的趋势，这条路有点难走，但这是题外话了。

从政府层面，美国对以色列的建国并无特殊作为。出于打压老殖民主义影响、巩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意图，美国甚至在1956年与苏联联手，封杀英法抢占运河区和以色列占领西奈的行动，迫使三家撤军。这在英法称为“苏伊士事件”，在以色列称为“西奈战争”，在世界其他地方常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以色列是“杂食”的，对法国、苏联、英国甚至德国的支持都来者不拒。法国的戴高乐出于“中间实力国家”的政治哲学，力图在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外打开局面，同时在中东伸一只脚。苏联出于社会主义幻想，以为主导以色列建国的工运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社会主义色彩较浓重，其实应该叫Socialist Zionism，但在西方语境下，社会主义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冠以工运的名称）是共产主义的天然盟友，在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也称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来自捷克的武器帮了大忙，那时捷克在苏联控制下。英国的政治哲学从来就是脚踏两头船，只要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谁那里都牵根线、搭座桥。犹太人为了独立而对英国占领当局搞暴力袭击，英国一方面镇压，一方面“理解”。以色列国防军前身之一哈格那的核心有好些就来自二战时代的英军“犹太旅”，独眼达杨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左眼是在英军进攻维希法国占领的黎巴嫩时打瞎的。英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力度也最大，罗斯柴尔德家族在20年代就开始资助逃离东欧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买地、建立定居点，这是以色列得以建国的井冈山。德国则是出于二战屠犹愧疚，在战后努力帮助新生的以色列。

美国对以色列的转向是在肯尼迪时代秘密开始的，在六天战争前夜才转入快车道的。六天战争之后，美国就成为以色列最大、最主要的支持者了。

美国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开始于六天战争

美国政府支持最大的动力当然是控制中东，争霸世界，但基督教福音派对美以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督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总称，福音派是新教在美国的主要流派，其主要特征是强调信徒与上帝的直接关系。教士不是上帝的代言人，教会只是信徒聚集、分享的场所，直接从圣经中聆听耶稣的教诲才是基督教的真意。天主教有教皇、严格的教义、完整的教会组织、恢宏的教堂建筑，但新教从一开始就是从对天主教的叛逆开始的，没有教皇，没有完整的组织，更没有统一的教义，有时连像样的教堂都没有。

更大的问题是，圣经（尤其是新约）不是一个人写的书，而是多人对耶稣言辞的记录。且不说准确性，完整、系统和自洽就难以做到。早期教会就为谁的记述应该收入圣经，谁的不应该，而吵得不可开交。至于收录的是否一定是真本，未收录的是否一定是伪作，更是一笔糊涂账。

宗教本来就是先有信仰，才有理解；而不是先有理解，才有信仰。这样一来，同一本圣经，各人就有各人的解读，而且都是直接从圣经来的。

葛培里对美国福音派的崛起具有巨大作用

著名传教士葛培里（Billy Graham）通过电视和广播传教，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消融各教派之间的门派之见，摒弃攻讦，一切服从对上帝福音的传播，有福音派教皇之誉。这也是福音派在美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大幅度增长的开始。

圣经里明确指出，上帝把迦南给与犹太人，诅咒犹太人的人将受到上帝诅咒，所以福音派中很多人认为支持犹太人和以色列是基督徒的义务。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新约中也有很多犹太人是上帝最钟爱的子民的说法，并说犹太人将先于其他族群得到上帝的拯救（《罗马人书》第一章第16节：“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信耶稣最终是为了得救，所以帮助犹太人最终也是帮助自己得救。

但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含有反犹情结。不过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基点是教义，而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所以与其说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不如说是反犹太教主义（anti-judaism）。

基督教是由犹太教拿撒勒派开始的。耶稣及其门徒都是犹太人。但从一开始，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就互相看不顺眼。在犹太教眼里，基督教是犹太教内的一个异端邪说，尤其是耶稣自称上帝之子和弥赛亚，还有保罗关于外邦人不经改从犹太人的习俗和礼仪、只要信仰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说法。犹太教也对基督教膜拜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旧约里上帝明确说过不可以对具体形象作偶像崇拜，而上帝本身是无所不在但无具体形象的。犹太教也指出，旧约上说弥赛亚的到来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但耶稣之后世界明显没有得到永久的和平。基督教对此的说法是耶稣将有“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这次会带来永久的和平。

对于拿撒勒派的离经叛道，犹太教主流毫无宽容可言。传教的耶稣就遭受犹太教教士的排斥，耶稣之死更是被怪罪于犹太人。保罗外出传教回来时，差点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被犹太暴徒打死，还是保罗坚持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要到罗马受审和关押，才保住一条命。基督教徒们被关进耶路撒冷的监狱，或被递送给罗马占领军当局，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如果公元66年和公元133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两次起义成功，建立了“除了上帝别无主宰”的犹太人国家，并一直延续至今，不难想象，犹太教对基督教的迫害可能会继续，其烈度也不会比基督教迫害犹太教差。但历史没有给犹太人迫害基督徒的时间，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以致欧洲（以及日后南北美洲）的主要宗教，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基督教的眼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后复活，这是上帝和选民之间新的契约。换句话说，摩西十诫代表的旧契约已经过期作废，而上帝的选民扩大到所有信仰上帝的人。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拒绝到期续签，这就不仅是顽冥不化，甚至是对上帝的轻慢了。这和未受教化的“野蛮人”还不一样，野蛮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不知者无罪。犹太人则是明知故拒，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同一圣经旧约，这是上帝与人类的契约的开始。即使是犹太人并不认同的新约，其和旧约的延伸关系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争执染上了“正统”之争的色彩。伊斯兰教也是同源的，有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统称为亚伯拉罕系宗教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犹太教的争执也含有“正统”之争的色彩。

在圣经新约中的部分内容也可以作反犹解读。比如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7-47节中，耶稣痛斥法里希犹太人（Pharisees，圣经时代犹太人中比较教条主义的一支）为魔鬼的子孙，听信谎言，不听上帝的教诲，还要加害于他。耶稣进一步斥责这些法里希犹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He who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you are not of God.”“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在《使徒行传》第7章第51-53节中，圣徒斯蒂芬在被犹太教教士判决用石头砸死之前，斥责犹太人拒绝上帝的教诲，杀害耶稣和其他先知。在《启示录》第3章第9节中起誓，要那些追随撒旦的犹太人最终会跪倒在上帝的脚下。类似的内容在新约中还有多处。

法里希犹太人虽然只是犹太人中的一支，但在犹太人被罗马放逐后，其他犹太人大多归化为当地民族，坚持犹太人传统的主要是虔诚和坚守教条的法里希犹太人，圣经中斥责法里希犹太人的内容就被“顺理成章”地扩大到整个犹太人，圣经上的这些内容则被认为是基督教反犹的教义上的依据。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约上的这些内容也可以解释为耶稣是在作为一个犹太人对其他犹太人的话，和旧约中从西奈山上回来的摩西斥责纵欲和膜拜金牛（早期迦南拜物教的一个偶像）的以色列人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并不能作为耶稣或者圣经反对犹太人或犹太教作为一个整体的依据。更有甚者，新约中也有很多犹太人是上帝最钟爱的子民的说法，并说犹太人将先于其他族群得到上帝的拯救（《罗马人书》第一章第16节：“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这些都是现代基督教会将耶稣基督和圣经与反犹主义区分开来所作的解释，但在早期，出于种种原因，圣经上的一些话和对这些话的解释被用作教会支持反犹的依据。

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促成新教的产生，但在欧洲引发“正宗”的天主教和“叛逆”的新教之间的激烈宗教冲突乃至战争，大量受迫害的新教徒逃亡北美，奠定了美国的新教基础，其中福音派成长为主流。

尽管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思想解放，马丁·路德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极端忠诚于信仰的基督徒，使最大多数人接受基督教教义始终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在基督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犹太人更是如此。早期的马丁·路德坚信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是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基本障碍，而天主教会的腐败、僵硬、教条和对圣经的曲解也是马丁·路德致力抨击的对象。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信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直接领略上帝的旨意，而不必通过教会的解读。所以他认为，当真正的上帝的声音摆到犹太人面前，犹太人自然就会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当作为马丁·路德心目中基督教正确版本的新教开始传播后，犹太人依然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时，马丁·路德开始转向对犹太人的敌对。马丁·路德在1543年写就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On Jews and Their lies，德文原名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ugen），倡导放火烧毁犹太人的教堂和学校，捣毁犹太人的住所，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自由通行，销毁犹太人的经书，禁止犹太教拉比宣教，剥夺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和共鸣权利，对犹太人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甚至驱逐出境，作为对顽固拒绝耶稣基督的惩罚。马丁·路德不光宣传他的反犹主张，还通过他的影响，唆使德国的王公贵族将犹太人从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马丁·路德将对犹太人的攻击超越了教义之争，而引到了种族歧视上。近400年后，纳粹的反犹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有马丁·路德的《关于犹太人及他们的谎言》的影子，以至于纽伦堡审判时，有的纳粹分子公然引用马丁·路德作为辩护，给当代欧美新教教会带来不小的尴尬。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到今天依然在持续，但由于历史的教训，双方都把调门放低，有时甚至有意一笔带过，不争论。一些基督教会已经不再把劝使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作为传教内容，这和基督教的传教传统及其在少数族群和亚非地区的传教努力适成对照。梵蒂冈教廷在1962年颁布敕令，明确将迫害耶稣的具体的犹太人和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区分开来，也明确指出圣经时代的犹太人的罪孽不能由现今的犹太人承担，从教义上割除了反犹主义的基础。路德派教会在坚持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的同时，公开抛弃他的反犹观点。很多新教教会也和反犹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犹太教组织也和基督教会沟通，求同存异。但不说了不等于没有了，基督教反犹势力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比如影星Mel Gibson的反犹言论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除了正统教义，迷信也为反犹火上浇油。一些人相信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才阻碍了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犹太人被放逐出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上帝要通过犹太人的苦难来证明忤逆的后果，因此惩罚犹太人反而成了替天行道。

欧洲反犹传统由来已久，这是中世界的雕刻，述说犹太人惯于偷小孩用于血祭的事情。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是典型反犹捏造之一

除了宗教角度，还有社会角度，这是以犹太人族群为目标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在漫长的漂泊历史中，不坚定的犹太人早都融合到当地主流族群了，剩下的都是信仰和意志坚定的，特别注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宗教认同，这反而成了他们不合群、怪诞甚至邪恶的罪名。

基督徒不准从事高利贷，但社会对借贷的需求切实存在，犹太人就这样被半推半就地推进“注定要下地狱”的高利贷生意，这是犹太人从事金融行业的开始，也是对犹太人贪婪、无耻的偏见的开始。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犹太男孩都必须认字，必须熟记《塔尔穆德》，这是犹太教拉比对《托拉》（犹太教对旧约的称呼）以及对人间律法和规矩的解读。死读书还不行，还要通过辩论来加深理解。这使得犹太人普遍强记博闻善辩。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必须熟悉律法，这是犹太人从事律师行业的开始。由于识字率和文化水平高，犹太人在欧洲朝野普遍担当会计和税务，在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现西班牙）更是如此，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狗腿子” 既遭人妒又遭人恨。在基督教律法管制下，犹太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得担任公职，只能经商谋生，但这被土里刨食的一般民众看作谋取暴利、不劳而获。或者从事被人看不起的演艺。在中世纪南欧和巴尔干走马灯一样的穆斯林、基督徒轮流统治中，犹太人为了生存，有时假装改信“执政宗教”，但私下坚持自己的犹太教信仰，成为犹太人欺诈、缺乏诚信的把柄。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这些逐渐成为欧洲反犹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驻人间、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优越感和外界环境的压迫，使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自然地抱成一团，往往将对犹太民族的忠诚置于对当地族群的忠诚之上，招来“他们只知道索取，从来不知道回馈”的不公谴责。同时，欧洲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是在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形成的。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只有不到一半法国人说发育；19世纪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时候，说意大利语的人更少。语言和教育成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重要途经。犹太人坚持自己的语言、传统共和文化，拒绝融入主流族群，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也是一个WASP主导的国家，欧洲的反犹情结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另一方面，反犹在美国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确，比歧视黑人还要招惹麻烦，但这不等于反犹情结就此消失了。在特朗普时代，甚至有可能冒头。

特朗普倒不反犹，女儿伊万卡就嫁给了犹太人，但特朗普的铁粉圈就不一定了。特朗普的铁粉圈不光以WASP为主，还以低教育、低收入、排外、反智、拒绝政治正确为特色。在宗教上则拥抱福音派，但在宗教上越是虔诚，对犹太人问题上的精神分裂就越严重。

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这也是一个正在经历相对衰落的第一强国。相对衰落不仅体现在与中国的差距日益缩小，也体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的相对滑落。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找出罪魁祸首是第一反应。有过错的一定不是“我们”的，一定是“别人”的。美国人不仅在国际上找“罪魁祸首”，也在国内找。历史使得犹太人当初不得已而拥抱的金融、律师、商务、娱乐行业在现代社会成为金领行业，与传统的农业、蓝领制造业日益加大的落差反过来把犹太人置于排外情结浓重的族群中的“别人”位置。从这一点来说，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中越成功，对如今的美国困境就要承担越大的责任。在2016年大选中，反华尔街、反主流媒体不仅是特朗普铁粉圈的特色，也受到伯尼·桑德斯支持者的拥抱，而华尔街、主流媒体与犹太人的影响不可分割。所以这个问题还不限于特朗普铁粉圈，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的主犯罗伯特·鲍尔斯就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作为政治领袖，特朗普的号召力在于煽动怨愤，撕裂族群，比烂，而对于重建共识毫无建树。他也是一个把段子当作哲理的人，把战术当作战略的人，把冲动当作果断的人，张口就是口号，随手就是政令。他的“使美国再次伟大”符合美国利益，尤其迎合铁粉圈的期望，但他根本没有有远见、富于一致性、可操作的政策主张，反而在政治上到处怼质疑他的人，在经济上到处怼贸易伙伴，甚至怼本应在同一条战线的美联储。

在这样的政治领导下，美国的政治空气进一步极端化，被政治正确压制下去的沉渣可能泛起，反犹主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唯一。

曾经有一个时候，美国被认为是美丽之国。美国人自己称自己的国家为山巅之国。美国已经从山巅上下来了，匹兹堡的枪声可能进一步揭示美国丑恶的一面，这对未来美国国内政治和美以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