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呼唤民众觉醒，民众觉醒了，他又怕了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陈独秀老黄瓜又刷了一遍绿漆，火了一把。与以往纪念建党的影视剧不同的地方是，这次完全是陈独秀为第一主角。加上于和伟多次出演陈独秀的积淀，这次的《觉醒年代》让陈独秀真正一枝独秀，个性比较突出，引起不少人关注。而他后来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的事，也有些人开始质疑。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是后来人给戴的，而是在87会议之后，当时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给他就戴上的。但这个帽子的被戴上去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拿下来过，后来的历届中央也从来没有为他翻过案。

早年在陈独秀还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候，按照苏联相关方面的安排，国共两党合作，这并不是右倾投降主义，而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然，陈独秀这是执行了苏联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在1926年之后，国民党党内就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分共要求，中山舰事件之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起码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412之前这段时间，中共是应当有所准备的，以备不虞。

但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做了些什么呢？他仍然和苏联一样在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强调大革命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大局，所以中共在面对国民党党内日益强烈的风控要求的时候，应该忍让，而不应该过分的强调斗争。

大革命开始后，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不仅国民党将这称之为痞子运动，加以污蔑，中共党内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也包括陈独秀等人。而这恰恰就是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千呼万唤的民众的觉醒，但当他们真正面对已经觉醒的民众的时候，却吓坏了。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时候党内高层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那个年代没有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是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只有毛主席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湖南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

一直到412之后，甚至马日事变都已经发生了，连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已经将他的军队里面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了，陈独秀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党内左派身上。具体来说就是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力挽狂澜，继续国共合作。

最后是在苏联特派代表的支持下，由瞿秋白等人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将陈独秀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并且宣布开除党籍，同时下决心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也是在这个方针确定之后，才开始准备在南昌发动起义。

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之下，南昌起义的相关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了，只等一声枪响彻底与国民党决裂，刀兵相见，陈独秀仍然冥顽不灵，坚持反对武装起义，认为武装起义是胡闹，要求周恩来的人立刻取消武装起义计划，并且派人赶往南昌阻止起义。

所以说，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坚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陈独秀后来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根本原因。但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直到412这段时间里，陈独秀领导下的，党中央对国民党斗争不够坚决，他是需要负责任的。

至于到412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刀都已经举起来了，他还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够力挽狂澜，继续国共合作，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都不冤枉。要求放弃南昌起义计划，这就等于让中共束手就擒，继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他是右倾投降主义，也不冤枉。

当然，因为武装起义连续失败，瞿秋白本人过了没多久，也被打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又进入了李立三当权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给各地红军带来的损失更大，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盲目要求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变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瞿秋白在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后来被俘后牺牲。在被俘后，他在狱中写了一个《多余的话》的小册子，对自己参加革命的事多少流露出后悔的意思，觉得自己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并不适应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尤其是那个时期比较残酷的党内斗争。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瞿秋白，也包括陈独秀。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身上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后来在瞿秋白等人主持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时候，不少人就批判说，陈独秀在党内缺乏基本的民主，大搞封建家长制。这也是事实，因为在陈独秀看来，其他的党内同志都是当年的学生辈，都是娃娃，懂个什么，当然得都听他的。

不仅如此，在陈独秀之后，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之后的王明、博古等人，中央的权力实际上始终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即便此时革命的重点已经转向小镇青年为主体的各地的武装斗争，但在中央发号施令的，也仍然是这些并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工作的年轻人，除了读过一些作为条条框框的基本理论读物之外，并不了解现实情况。

小资产阶级有个特点，就是容易动摇，要么极右，要么极左。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之后的瞿秋白和李立三就一个比一个更左，凡是反对他们的，或者是他们所反对的，就要打成右倾。在中央苏区，毛主席就多次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包括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上都是指向毛主席强调现实情况的一些做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其实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党内，第二次才是在全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就是党外。第一次在党内，是各个根据地从实际工作出发形成的经验、教训，再结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一套理论，也就是后路王明、博古们所批判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1927年决定发展独立武装开始，党内斗争的主线，实际上就变成了各根据地与中央不切实际的空想、瞎指挥的路线的斗争。而且，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从1927年之后开始，不是正确路线战胜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路线，而是敌人在不断地帮助正确路线，打击错误路线，让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然后才能认识到正确路线的正确性。

1932年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被敌人破获，中央被迫转入中央苏区，这是第一个转折，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到遵义会议上被迫同意毛主席复出，这是第二个转折，但真正完成这个过程，彻底清理过去这个时期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中央的错误路线，则是整风运动，到1944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才算彻底完成。

在此之前，党内正确路线不仅要对付敌人的明枪，还得应付党内教条主义和各种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暗箭，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还能虽然坎坷不断但却能披荆斩棘、战胜敌人和困难、走向最终胜利，简直算是人间奇迹。

在这个意义上，也才能理解在延安整风时，教员为什么要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了，而且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不改造他们，他们不和工农群众结合，还要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所谓理论去指挥工农群众，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很多时候比敌人都大很多。很多敌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帮敌人做到。

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吧，你要说他们真有啥知识，其实也算不上，就是比读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毛主席都比他们强多了，但他们自己犯了错误，自己不反思自己，就用一句自己“毕竟是书生”、“书生气太重”敷衍塞责，根本没有认真的反思，承认自己的错误。

陈独秀被开除之后，一度成立过托派组织，之后又和年轻的托派闹翻，1932年被捕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提前释放，到四川江津居住。在此期间，他确实拒绝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但延安曾经私下联络，希望他能去延安，却也被他一口回绝。据负责与他接洽的人后来回忆，因为他不愿意去延安“寄人篱下”。

去了延安怎么就叫寄人篱下呢？去了就得让你当总书记，发号施令，大家都把你供起来，当教主，这就是尊重你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你就肯去了？照这么说，教员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多次被打倒，靠边站，被迫去“休养”，为什么他就没有觉得这是“寄人篱下”，等到有需要了，他仍然会不计前嫌，马上复出，继续工作呢？

这不是书生气的问题，也不是所谓读书读傻了，而是自己究竟怎么认识自己和党、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献身给党，献身革命的问题。这是踏踏实实干革命，和叶公好龙式的谈革命的区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为小资产阶级，原因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