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改良为什么越改越凉？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初，曾有过90%的支持率。1988年11月，也有71%的民众赞许苏共中央的工作。然而到了1990年6月，则降为21%。进入1991年后，更是持续下降到15%、13%、10%。 苏共解散前夕，据苏联社会科学院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只占4%，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则占85%。种种迹象表明，苏共已经失去了人民，苏共领导人也已经丧失了影响力。

　　苏联人民为什么会抛弃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党政分开，多元化，新思维，这些看来都是最现代因此也受到了西方高度赞扬的东西，怎么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静悄悄地解体？

　　前苏联历史学家、苏共中央书记麦德维杰夫就此在他的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写道：“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然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

　　麦德维杰夫的解释是：“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的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脏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须要倒塌。”

　　我觉得，麦德维杰夫可能在苏共内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太久，以至于意识形态置于经济建筑之下了。实际上人民对于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关心。莫斯科《自鸣钟》报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苏联人民可能不懂得什么叫新思维，但是没有人会拎不清自己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钞票。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末期，由于经济崩溃，人民的生活也十分困难。1990年，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9%以上的商品短缺；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得不凭票供应；居民手中已有2000亿卢布的购买力得不到满足。1990年莫斯科1274家肉食店，6月份有35家脱销，8月份有272家脱销，9月份则达到730家。麦德维杰夫也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年》这部书中写道：“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定额供应食品。”人民对空谈的民主没有兴趣。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才是他们亲身感受到的。这大概是戈尔巴乔夫不讨巧的原因吧。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增进人民的福利，反而导致了相反的结局呢？

　　答案很简单，增进人民的福利，从而就不是戈尔巴乔夫集团改革的目的。民主，甚至多元化，都不是什么过错。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是首先实行党内的民主化，再带动社会的民主化，而是倒过来想用社会的民主化来推动党的民主化，因而就把广大党员和党的中坚力量排斥在外，剥夺了他们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当人民群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那么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经济改革都不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大肆指责毫无权利可言的普通干部，说：“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增加的幅度比解决的大。”“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进而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强调要坚决克服这些“阻碍机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书中引用西方的评论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利钦主持莫斯科市委工作期间，曾有过微服出巡、到商店排队购物、乘坐火车汽车、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积压问题等颇得群众好感的举动，甚至摆出了带头反特权的架势。当然可以说叶在作秀，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连秀都懒得做，可见在其心中，人民群众根本毫无地位。

　　改革从来就没有把矛头对准官僚集团。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都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戈尔巴乔夫本人即有“疗养院书记”的雅称，被认为是他获得提拔当选的一个虽提不上桌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对这一情节，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总统助理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作了披露：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B.H.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

　　“同许多'疗养院书记'一样，迎来送往着一个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这种见面当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叶·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取消社会劳动分工，消灭阶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平等，走向国家的逐步消亡--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是全不在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繁荣的资本主义。

　　既然如此，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官僚特权阶层，更倾向于依据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分配使用权力，与党内外不法分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

　　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被侦破后，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及大批党政官员都涉案被捕。对犯罪人员住处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象：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中就搜查出高达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这些党政要员，不仅是国家资源的分配者，还成为国家资源的占有者、所有者。

　　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也是这个特殊阶层中的一员。有资料载，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福罗斯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别墅区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有记者写道：“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

　　对此，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分析指出：“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

　　为了实现平衡，戈尔巴乔夫又不得不保护特权者的利益。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和腐败之风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巴托夫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而在享受特权的官僚集团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间，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不断滋长，他们意识到，要把特权永久化，并且能够子子孙孙传下去，就必须扔掉社会主义这件紧身马甲。这种想法也并不仅仅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在党的核心层也大有其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领导人无论在年纪上还是精神是都是垂死之像，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战友索洛缅采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问题不在于生理的老迈，列宁在1922-1923年间也患重病，医生常常只允许他一天工作10~15分钟。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说的、写的和口授的东西几乎是他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问题在于他们早就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只想着得过且过。

　　戈尔巴乔夫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就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在戈尔巴乔夫主政的开头几年，雅科夫列夫千方百计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帮助他推出“改革与新思维”，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同时还利用负责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把一些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人，提拔担任新闻媒体的负责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许多政治措施，实际上都来源于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曾有人把雅科夫列夫称之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和“公开性之父”。

　　1923年出生的雅科夫列夫，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卫国战争。1994年，在他的《一杯苦酒》这部书中，他谈到了他的心路历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精神生活就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得出社会物质生活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这真是奇谈怪论”。“历史进程已将马克思主义等谬误学说抛到了生活的一边”，“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

　　他回忆说：“时至今日仍然相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它是生活的真谛。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颗粒不剩……”“我生来初次认识到什么叫谎话连篇，什么叫恬不知耻。我本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说谎--不管是在台上发言的，还是在台下恭敬地专心听别人发言的”。苏共二十二大后，雅科夫列夫认为他洗了一个“凉水淋浴”，开始醒悟，觉得“修正和清理一些东西，国家也就会加速自己的发展”。但后来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是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因此要“毫不妥协地推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条”；要“坚决否定号称历史火车头的暴力革命；坚决否定'剥夺剥削者'的罪恶主张--要斩草除根地否定他们”；要“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争斗发生在统治集团内两大松散的派别之间，他们就谁该掠夺、怎么掠夺争吵个不休。这里边完全没有人民群众什么事。叶利钦看到戈尔巴乔夫受到了西方的热情对待。，于是承诺自己也会这么做，而且会做得更快、更彻底。官僚集团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及其“费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投向了叶利钦及其“休克”战略的怀抱。如果党的领导层都已经失去了对社会公正和人民民主的信仰，那么1991年危机发生时没有基层党员挺身而出，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1992年，每个俄罗斯人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证券，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周的工资收入，就好像这是给他或她的苏联公民权的报酬一样。然而，这点钱根本就赶不上物价的飞涨。可怜的俄罗斯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这些证券，而那些投机性的投资基金乘机把它们买到手，从而拥有了这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