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意识形态立场

第十次中心组学习，安排了我专题发言，由于要参加抗击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准备发言的材料《在战“疫”斗争中升华伟大的中国精神》推送到观察者网，也转发到学习团队了。这段时间，我在思考，如果我谈到意识形态，感觉不好把握，思考起来没有头绪，大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

一

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人的思想。但它不是指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指一群人共同的思想。通俗地说，一个群体对世界具有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所形成的一套解释世界的体系。

最初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不再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更多的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也相对固化，并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在有利益分歧和斗争的条件下，可以更通俗一点：世界观可以简化为，我是谁，你是谁；价值观可以简化为我是正义的，你是邪恶的，或者在质的方面是不同的，或者在量的方面有区别；贯彻和推广价值观包括在不同的领域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达到这样的目的：统一自己一方，争取对手一方。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意识形态。2.意识形态不能离开社会单独存在。3.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意识形态不断随社会发展的表现 ）

曾经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然而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苏联，却在一夜之间倒塌了。我们对此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论断：“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苏联的解体与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渗透密不可分。当苏联人自己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时，苏联就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出现不一致时，凝聚力就消失了。所谓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让全社会的思想保持一致，拧成一股绳。

当今世界，最直接的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争。2020年，我们看到太多西方上演的荒诞剧。曾经高喊自由竞争的美国施压英国和其他“盟友”一起抵制华为这样一家企业；曾经的世界所谓“灯塔”撕下自己民主和人权的遮羞布，对各种组织叫嚷着不听话就“退群”；甚至当戴不戴口罩都成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区分时，我们清晰的看到了那些冠冕堂皇说辞下的真实面孔。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2020年10月21日，英美两国官员以加强英美合作为主题，举办了大西洋未来论坛。美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却在炒作反华议题上大下功夫，通过视频连线花了整整20分钟时间攻击、抹黑中国。奥布莱恩称中国意图“在所有领域寻求主导地位”，还打算“垄断对本世纪至关重要的每一个行业”并且大肆攻击“一带一路”倡议，炒作老套的“债务陷阱”论调，妄称中国“向贫困国家提供不可持续的贷款”，中国“利用这些国家对债务的依赖侵蚀其主权”，让“一带一路”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在联合国等场合给中国投票”。不仅如此，21日当天奥布莱恩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反华文章，大肆渲染中国如何“传播意识形态”、“威胁美国民主”，炮制所谓的中国“控制海外涉华信息，侵犯美国信息安全”的阴谋论，妄图将美国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无理行为“正当化”。

对于奥布莱恩的反华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22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奥布莱恩的说法是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美国一小撮政客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蓄意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冷战”，有违历史潮流，不得人心，注定失败。赵立坚用“三个从不”阐述中国的立场：中国从不输出意识形态，干涉别国内政，从不谋求改变任何国家的制度，无意同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果美国政府襟怀坦荡，完全可以像中国政府这样向世界坦荡宣示：美国不谋求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不谋求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绝不干涉别国内政，如果美国政府作出这样的承诺，相信会受到各国热烈欢迎。

二

在某种意义下，没有对比，就没有自信。足够的自信，也使我们能够抵御一些意识形态的有意渗透。在这个特殊时期，擦亮眼睛，是必要的，意识形态工作更是需要的。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要统一思想，团结一致。

先来看“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对比。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并加以阐释：“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6年8月我在《青年干部论坛》上谈过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一些观点：我所理解的中国梦，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源于1776年美国梦——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肤色、种族、信仰、阶层，只要经过不懈努力，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美国梦所倡导的是一种平等、民主、自由的精神，已成为美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向。但，很显然，它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对象：财富。美国梦过分强调经济上的成功、财富上的积累，而忽略品德行为的提升、整体全面的和谐；二是主体：个人。美国梦过分强调个人梦想与追求的实现，却忽略了个人梦想与社会大方向的关系，忽略了整体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这使得美国梦具有强烈的享乐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恰恰是中国梦更加振聋发聩的理由：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国家的梦，是富强的梦，是时代的梦，更是14亿中国人自己的梦！

再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优先”的对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它着眼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同时，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在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成功道路。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选择。

美国优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政策，逐渐暴露出“美国霸权”的本来面目，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根据特朗普签署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可以将“美国优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收缩”阶段、 “四面出击”阶段和“重点打击”阶段。“战略收缩”阶段。这里的“战略收缩”并不是特朗普不想展示美国的力量，而是按照他的判断标准来选择“有所不为”。在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当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接着签署“禁穆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这一系列动作让世界大跌眼镜，人们深感“特朗普不靠谱”。“四面出击”阶段。就在世人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知所措的时候，特朗普开始把精力聚焦在他擅长的贸易领域。“重点打击”阶段在所有的征税对象中，中国一直是美国的主要对象。2018年7月6日凌晨，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向多位记者确认，将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额外关税。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正式开始。实际上，美国早就处心积虑地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都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并称中俄两国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可以看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包含着几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美国优先”是衡量一切政策是否必要的标准，此外没有别的标准；二是对现行的国际协定，只要是认定美国在其中“吃亏”了，都必须退出，无论该协定多么重要；三是对于美国的国内政策，也要按照是否符合“美国优先”的标准来决定是否有必要废除或者重新制定。特朗普的政策逻辑就是以“美国优先”标准来衡量国际和国内政策。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美国优先”逻辑体现了美国的“战略焦虑”，由此出台的遏制和敌对政策将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障碍。美国一部分政客认为。“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美国政界意见领袖涉华舆情报告》显示，部分美国政界精英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在贸易政策方面中国对美巨大的贸易逆差已经造成了美国的“全民性经济焦虑”。尽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但是在“遏华”问题上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从一个美国学者眼中如何看待中国。2019年7月24日，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在北京大学期间，与数十位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智库研究人员和学生见面交流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正输掉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较量。迈克尔指出，美国与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将是长期的，希望中美能和平管控零和博弈，取得双赢。但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在理念之争中已落后。早在特朗普当选前，中国就提供了另一种吸引人的模式，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把他们的国家从贫穷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前从未有哪个国家如此长久地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制度似乎不再与美国式资本主义融合，它越来越像是另一种模式，并不断产生成果；相比中国制度的优势——能实行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管控收入差距并致力于社会和谐，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变得两极化，阻碍了重大计划，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收入不均问题。那种认为民主比威权更能造就社会和经济好结果的观点，越来越易遭到反驳；在全球舞台上，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对多边世界秩序更有诚意，支持贸易、气候和安全方面的国际规则。反观特朗普，决定退出数个国际协定。许多中国人认为，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以及制裁华为，违反了国际规则，是美政府干预帮助美企的行为。这种看法得到世界许多领导人赞同；更可怕的是，迈克尔·麦克福尔与中国学生和学者交流后感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美国正失去那些曾崇拜西方的中国人。

三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读者文摘》，后来改叫《读者》这本杂志，那时候了解世界很大程度从《读者》得来。

《读者》里讲述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的故事，杂志里很多都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细节的富裕社会，人人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热爱读书，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过日子，老外们个个谦逊、良善、低调、坚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莲花一样，文章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借此批评一下国人，素质低啦、太浮躁啦等等，读了以后，便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怆感。那时候中国不仅会有大量传播“国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还会有人将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强行绑定，认为有这种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优秀的制度，我们只有全面向他们学习，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好日子。

中国人大量外出旅游见世面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见得多了，国人开始清醒过来，好像欧美也就那么回事，百姓也不是谦谦君子，欲望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道德标准也没强多少。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在并没有实行这些制度的情况下，突然也超了车，一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国就剩中国独善其身，其它国家陷入瘟疫里反反复复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三波，与中国这边各个城市可怕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国也只有中国经济出现了正增长，其它国家一脸懵逼四处灭火，给全球人民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谈到疫情，从武汉封城开始，我把自己一些感想进行梳理，那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能在短时间基本取得抗疫的胜利，西方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严格防疫措施为世界争取了“喘息时间”的条件下疫情仍处于失控状态。结合思考的一些体会，4月14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不到200万例的时候，我对全球疫情作了适当研判，推出了《从新冠疫情看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新冠疫情作了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在我国首先监测发现，并逐渐在东亚各国发现；第二个阶段，在中东和欧洲，从中东的伊朗、南欧的意大利向周边国家蔓延；第三个阶段，在英国和美国，从两国向全球蔓延；第四个阶段，在东欧各国如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南亚的印度、非洲的埃及和拉美和巴西全面爆发。然后，对中西方应对疫情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中西方应对疫情差异原因，得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制度优势。文章中特别对美国、印度、巴西疫情大爆发的可能性提出了预警。接着，5月8日推出了《美国大选成就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5月9日推出了《从应对新冠疫情看西方民主的立场》，6月22日推出了《从抗击疫情看“两个维护”是最大的政治》，7月13日推出了《面对疫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考》，9月10日推出了《疫情下美国大选的闹剧和割裂》，10月21日推出了《弘扬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等文章。这些思考，和断断续续推出的文章，主要想厘清两种制度本质是什么、区别在哪里的问题，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西方政党只是为了选民服务；又表达了抗击疫情不仅仅是两种制度的竞争，更是两种价值观的竞争。中国共产党生命至上原则，西方政党是经济至上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把生命和责任作为首要任务，西方政党把个人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在和李书高同志商榷关于抗击疫情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时候，表达了中国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文化的本质是互助和感恩的文化——我这次有难时你帮过我，下次你有难我报答你。就是人们常说的点滴之恩涌泉相报；西方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和机遇的文化——我这次有难你没抓住机遇打败我，下次你有难活该我抓住机遇弄死你。输赢没有道德问题，只是机遇问题，你抓不住机遇说明你没能力，而绝不是道德高尚。在回答卓少“后疫情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势”指出，在理解很多国际问题上，不能单纯拿我们自己的认知去理解很多国家的民众和政府，中美之间真正的博弈，不管谁当总统，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中美真正的大博弈，不是在嘴上，而是私下都在具体做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低估美国人的智慧，美国整个两百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挑战极限的冒险史，转危为机是美国的家常便饭，所以尽管此次疫情会改变很多东西，但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上，我们都需要更加重视对手。

这些文章和感想，归根结底，就是要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就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