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 认识一个人

        近期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记述的是40个人的入党故事。这本书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谢春涛主编。这中间有老一代的革命家朱德、彭德怀等；也有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邓初民等；原国民党将军高树勋、续范亭等；著名文化人沈雁冰、钱学森等；还有几位全国劳模徐虎、民营企业家梁稳根等人。许多人的故事我都能知道一些，但有一人的入党故事，却使人印象深刻，这位使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就是杨度，在书中的故事以《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走上光明大道》为题。

对杨度的记忆，脑子里只有他曾为袁世凯当皇帝出过力这样一点模糊印象。其实杨度的人生非常精彩。在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重大事件，杨度多有参与，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参与“公车上书”。 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中举之后，杨度旋即赴京参加会试，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因文章不合规制而名落孙山。“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1895年春。清王朝在1894年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惨败，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爱国主义浪潮迅速高涨。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领导下，发动在京的外省举人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当时作为湖南籍在京举人杨度也在北京，参与了这一活动。

参与预备立宪。清朝末年，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拉拢立宪派，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决定实行预备立宪。一是替“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撰写报告。1905年7月，清政府决定派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这五大臣对西方宪政一无所知，急需寻找一位精通宪政、捉刀代庖之人。于是，五大臣的随行参赞熊希龄专程赶到日本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考察报告。杨度曾是一代鸿儒王闿运的门生，向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杨度曾感慨地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欤？”于是欣然受命，并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二是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由皇太后和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诣。这年九月，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此时的杨度由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位封疆大臣的联名保荐，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官衔，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但清朝朝廷宣布的预备立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革命，宣布仿行立宪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没几年，清朝政府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主张君主立宪。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杨度认为“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杨度的主张得到了梁启超的赞扬，引为同调。

为袁世凯称帝鼓与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仍不满足，渴望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1914年袁世凯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授予二等嘉禾勋章。1915年，杨度为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挥笔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将君主立宪称这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以杨度为首，串联孙毓筠、杨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成立了筹安会——“筹一国之治安”，以学术团体的名义，研究共和政治的得失，宣扬君主立宪，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但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皇帝只当了83天，便告失败。杨度也因“助纣为虐”遭到通缉。

在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的皇帝梦破灭后，杨度还一度与张勋纠合在一起。

在经历了清末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一连串失败的事实面前，杨度的“帝师”梦终于破灭，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转变。在他的人生转折中，孙中山、李大钊、陈赓、周恩来等人对杨度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

孙中山。杨度于1902年和1903年，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杨度与孙中山相识，尽管两人的主张不同，但不妨害他们成为朋友。 1905年在日本东京杨度与孙中山曾经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于是，在杨度于1922年赶往上海对孙中山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此后杨度便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

李大钊。在为国民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杨度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许多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他对李大钊的文章钦佩有加，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1927年4月，杨度得知张作霖准备大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急忙派长子将情况转告李大钊，但李大钊等30多名革命志士最终还是因为转移不及而被捕。为营救李大钊，杨度“毁家纾难”，断然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大洋积极疏通关系，奔走呼号。

陈赓。1928年，杨度迁居上海，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将自己卖字和代人撰写墓志的酬金悉数捐出，用来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为党的事业不惮劬劳、慷慨解囊的行为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到杨度家中拜访，希望杨度能为党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信息。杨度当即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此后，杨度利用杜月笙门下“清客”的身份搜集了大量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情报和绝密军情，及时转送给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人潘汉年，为党在白色恐怖猖獗的上海坚持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恩来。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并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离世，当时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严峻形势，杨度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难忘的记忆》一文，明确指出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杨度曾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身份才被人们所了解。

《辞海》（1989年缩印版）里是这样介绍杨度的。杨度（1874——1931） ，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闿运门生。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次年著《君宪救国论》一文，并联络孙毓筠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死后被通缉。此后向往革命，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杨度出生日期为1875年1月10日）

杨度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政史上留名的人，一位在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前辈、同志。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尊敬！

参考资料：

1、《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谢春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第一版。

2、《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2年1月第一版。

3、《中国近代史》，陈旭麓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