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八十周年】毛泽东“理一分殊”思想发微 （下）

​无独有偶。清初理学大家陆世仪不满意于朱熹混淆了“理一分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与“一本万殊”（本原与派生的关系）两个不同性质的命题，曾对之做出区分。他说：“一本万殊，犹言有一本，然后有万殊，是一串说下；理一分殊，犹言理虽一而分则殊，是分别说开。”陆世仪所谓“分别说开”，亦正是毛泽东强调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政治用意所在。朱熹在阐发理学义理时常使用水喻，如前文提及的“如一源之水，流出为万派”。为了进一步说明“一本万殊”与“理一分殊”的区别，陆世仪也针锋相对采用了水喻。他说：“譬之于水，一本万殊者，如黄河之水出于一源，而分出千条万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个水，而江河湖海各自不同也。”“一本”之水，讲的是源与派的问题；“理一”之水，讲的则是同一性（一般）与差别性（个别）的问题。陆世仪认为，“理一分殊”的要害在于“江河湖海各自不同”。我们不难看到他的江河湖海喻与毛泽东的杨柳松柏喻在神韵上的相似之处。

以上可见，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宋学“理一分殊”论之间存在高度的同构性。它透露出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思想传承关系，而这也正应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的“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那句话。

当然，必须看到，“理一分殊”的具体内涵在这一转化中发生了实质改变：毛泽东用“矛盾”这一辩证法范畴取代了“理”这一理学范畴的位置；矛盾论又建立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实践”这一唯物论范畴，其丰富内涵（包括“造反”）则是旧儒所谓“行”所无法涵盖的。就此而言，以辩证唯物论为本，毛泽东的“理一分殊”论已大大突破、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准确地说，所谓继承指的是“批判继承”，或冯友兰所谓“抽象继承”。

行文至此，我们仍面临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在他的著述中毕竟没有直接使用过“理一分殊”这个表述。那么，我们论证的所谓“承继”，是否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暗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朱子的“理一分殊”论或曾有所闻见，兹举例为证。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大会上讲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趣的是，论及世间道理，朱熹曾有一句名言：“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非常显而易见，以上两句话在修辞结构上存在高度同构性。难道这纯属巧合吗？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毛泽东借用了朱子语录的修辞形式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前文曾提及，毛泽东在青年求学时代就曾研读朱子著述，对《朱子语类》中记载的言论不会陌生。而“千头万绪”这句略带俏皮的话，则如雪泥鸿爪一般，为我们提供了毛泽东出入朱子理学并曾接触到“理一分殊”这一说法的思想踪迹。

如果我们的推断合理，那么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所展示出的“理一分殊”意蕴，就不是无心的暗合，而应是有心的化用。他在这句话中给宋儒的“理”赋予了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造反、革命。“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正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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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毛泽东的思想、中国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土壤。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同日，中共中央关于执行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决定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今后更加深入地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可见，毛泽东所谓“民族化”（或“中国化”），意味着马列主义不仅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历史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那么，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中，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是如何结合的？这就成为亟待探讨的重大文明史问题。

早在1985年11月，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在一次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讨论中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需要认真研究，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那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1991年11月，胡乔木在与逄先知、金冲及讨论如何编写《毛泽东思想概论》时再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讲这个不好。只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还不完全。它有一个历史背景，有一个文化背景。”1998年6月，费孝通在与台湾学者李亦园的谈话中也提出：“马克思主义进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却说不清楚。我觉得，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应该答复这个问题。”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如费孝通这样的学界识者，都深切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内在蕴含的中国文化特点。然而，对于这些文化特点的认识，需要我们就其复杂的脉络与隐微的机制做深入的梳理与发掘工作。

本文即沿此问题意识所做的一个初步的探究尝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上形成的指导性思想方法——原则与表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乃是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论的继承。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同是“理一分殊”之道理，毛泽东却把宋儒的宇宙本体论转化成了革命行动论。理论原则固然是一，但不应成为束缚行动的教条，而应是引导行动的指南。如此，他的思想方法达成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张扬。综上，“理一分殊”可谓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而正是这一思想为珍视中国经验、注重中国特点、探索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理据。

行文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当年毛泽东大胆地采用“实事求是”这一“汉学”的思想纲领来会通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也不惮于揭示“理一分殊”这一“宋学”的精华义理，作为理解毛泽东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把钥匙。至于毛泽东的思想中“实事求是”与“理一分殊”这两大中国化理路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