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和阿部潮汕牛肉丸
1
看五条人,我总会想起阿部。
都没有读过大学,可不妨碍才华横溢;都是潮汕人,一口蹩脚的国语听来喜感十足;都在湿热的广州路边卖过唱,超级特立独行。
阿部是我在报社时的朋友。过去,他扮演过不少角色:小镇游荡青年、仓库搬运工、化妆品销售员、专栏作者、路边卖唱的广州、报纸编辑……
离开报社时,他在辞职表上填了四个字:纯粹想走!
他说:“当一个地方变得面目全非时,你就必须带着自己的理想与情怀离开,如果它是真的美好,它就不需要寄放在一个服务器上才显示出价值”
我没有问阿部是否认识五条人,但朋友圈的字里行间分析,他们应该有过交集。起码,曾经精神上有过同源。
2
有一年,五条人去香港演出。
一个港媒女记者很不解:“记得从前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量词,树是一“棵”的、车是一“辆”的、书是一“本”的,而人是一“个”的。但五条人告诉我们,人可以是一“条”的。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五条人”也可以是两个人。”
真是不可思议的两个人。
阿茂和仁科都来自广东的小县城海丰。
海丰在广东的地缘位置和方言文化身份颇为暧昧复杂,海丰与陆丰合称海陆丰,经常被外界视为潮汕人,说的自然也算是潮州话。但海丰本地人坚称自己说的是海丰话,属于福佬话。【1】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包括海丰、陆丰、陆河在内的海陆丰地区设立为汕尾市,但外界还是习惯延用海陆丰的老称呼。
当地民风十分彪悍。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出了两个狠人。一个是炮轰孙中山的陈炯明。另一个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大王”彭湃。
进入新时代后,海陆丰则因走私和制毒为外界熟知。去年一部大热的《破冰行动》就是根据海陆丰扫毒往事改编。
时空如此架构,会滋养出怎样的人?
1981年,阿茂出生于海丰县陶河镇,海丰县经济倒数的地儿。他爷爷和父亲都是泥瓦匠,小时候,父亲骑车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自行车后面。父亲干活,阿茂抓麻雀。
几年后(1986年),仁科出生在海丰县捷胜镇,他是“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颇有积蓄。父亲是个厨师,掌勺之余,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2】
拜改革开放的红利,广东人富起来了,到处修房子。阿茂的父亲从泥瓦匠做到了包工头,家里的有钱了,搬到了县城。
阿茂有个哥叫大茂,1997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进省城后,眼界大开,隔三岔五给阿茂寄些打口碟。
初三那年,阿茂听了英国独立摇滚乐团Gonez的专辑《bring it on》后,觉得自己彻底崩溃了,“思维彻底就不一样了。”
他和两个喜欢摇滚的朋友站在一起尿尿,一个朋友问,你们以后想做什么?阿茂提提裤子:“我想做音乐。”【3】
可一泡快意的尿还没撒尽,阿茂的生活就被打回谷底。他父亲承建了县城里一栋大楼,前期都是垫资,但最后收不回款项,生意破产了。
仁科家也倒了霉,父亲生意赔了,为躲债连夜举家搬迁跑路。
更悲催的还在后头。
3
阿茂高考挂了,蹉跎一阵后,2001年来广州,投奔哥哥大茂。最初蹭住在华师的男生宿舍。之后想着应该挣钱,开始在华师西门的斜对面卖打口唱片。
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叫“区区500元先生”,是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痴迷摇滚。
2002年,“区区500元先生”来广州,阿茂告诉他 ,自己写了一些海丰话歌曲,打算在街头唱。
“区区500元先生”说,可以联系其他有写歌的海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年,仁科16岁,还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听闻“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一门心思练吉他。
演出场地定在文化局的门口。看热闹的人很多。
阿茂唱了一首叫《高等教育》的歌,最后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场面极为混乱。仁科呆了。被“区区500元先生“推上台。【3】
就这样,仁科认识了阿茂。
2004年,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他把画具和颜料都卖了,凑了140块的车费。他打算跟父亲要点钱,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父亲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3】
4
仁科来广州后,挤在阿茂的租屋里。
在广州打工的舅舅给了仁科200块,让他做点小本生意。
阿茂想,自己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两人的摊子挨在一起。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
出租屋是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两室一厅,常住五到十个人,大部分都是走鬼。家里有几把破吉他,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 一段。
那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组建乐队。但是有乐队来广州演出,他们会想办法去现场。
阿茂的个头高高的,长得像谢贤,头发搭理的一丝不苟,当他活跃在广州各酒吧看演出时,引起了张晓舟的注意。
张晓舟是《南方都市报》的名记,懂球懂音乐,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文化界的宠儿。
谁也不会想到,走鬼和名记日后会发生关联。
5
2005年,仁科和阿茂搬到了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的一个,握手楼密密麻麻,中间夹杂着小饭馆、烧烤摊、发廊、诊所、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店……【3】
据说,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最多时住五万多人。早期广州的摇滚爱好者大都住在石牌村。
在这里,仁科和阿茂一起看了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很多年后,他们组建乐队并取名时,这部电影给了启发。
大半年后,有了女朋友的仁科不跟阿茂合住,一个人租了个单间,还在石牌村。他常常在六楼的天台上弹吉他唱歌。【3】
2006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
仁科和阿茂的处女秀是2006年10月广州芳村“民谣之灯”的音乐会。“他们当时喝了酒,拿着酒瓶上台唱歌,丝毫不怯场,好像要把这场子给搞炸了那样……如猛虎下山,真实又有些狂妄的姿态”。
在场的乐评人邱大立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成名,“有些音乐人是属于录音棚型的,而他们是介于舞台型和现场型之间,极具有感染力。”
6
成名并没有很快到来。
2007年,广州为筹办亚运会,开始清理小摊贩,严打“走鬼”。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开唱片店。闲暇之余,他们就整理前些年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3】
2008,周云蓬到广州领“青年领袖”奖,通过李文枫介绍,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
周云蓬在“喜窝”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
听了三首歌,佟妍马上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
那夜,张晓舟也在现场,他已经是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他一眼认出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阿茂。
在他看来,仁科和阿茂的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仁科和阿茂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用民谣走鬼来形容他们再好不过了。【4】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
录唱片时,两人想起在石牌村的年月,将乐队定名为“五条人”。
唱片文案包装由“区区500元先生“设计。2009年7月份,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发行了这张专辑。
初版《县城记》的CD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薄,红色封面,内有仁科和阿茂的履历和照片。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 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信封里还有一份由5位海丰中学生为五条人做的民间调查,他们在街头问了102个海丰老百姓:您知道五条人吗?
有人答:啊?五条人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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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谁呀?
尽管大众不知道,但敏锐的南方传媒给予了关注。
2009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2014年12月,在深圳旧天堂书店,张晓舟听到了五条人已经完成前期录音的新专辑《广东姑娘》。随后,五条人成为 了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旗下乐队。
张晓舟认为,五条人的源流,除了本土的民歌和戏曲乃至街头日常腔调和气息,除了从Tom Waits到盘古的摇滚洗礼,还有从两个方向吹来的海风:一个是从伍佰到新宝岛康乐队的台客摇滚和民谣,另一个则是在广东有如空气般无所不在的粤式情歌。
当时,他对他们的判断是“他们有可能挣钱,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气勃勃。”
《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他们拒绝了。
中央台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导演说都是人家跪着上央视,你还问我要出场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诡异的是,2020年,五条人登上了《乐队的夏天》。接受媒体采访是,仁科直言不讳为了名和利。
五条人也许变了,五条人也许没变。但中国再也出不了五条人.
过去,每一年,五条人都会回海丰县举办“回到海丰”的春节演唱会。但是2016年的春节,文化局没有批准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唱会。
五条人《县城记》获得《南方周末》“原创文化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但2010年,《南方周末》这个做了9年的“年度致敬”被叫停。五条人是最后一个获奖者。
文脉被断了。
五条人的作品中有一股潮湿、灼热、暧昧的广东“性“:荷尔蒙情欲,广东地域文化空间和身份政治变幻的隐喻。【1】
时过境迁,当互联网席卷一切,广州不再是文化地标。
8
五条人还在《乐队的夏天》继续淘汰和复活的游戏。
周云蓬说不喜欢《乐队的夏天》,像在马戏团看大象表演。
阿部说,如果五条人继续复活又复活,那就变味了。
话难听,但这是他的风格。
从报社辞职后,他开了家网店,做起了淘宝店主,专卖地道的潮汕牛肉丸,店名和他的微信名,就叫:阿部潮汕牛肉丸
按世俗标准,他绝对是个另类。他是我唯一见过经常骂客户的店主。他的口头禅是:你不买东西就滚。
2016年3月,他从广州前往厦门定居,和老婆孩子一起。他的两个女儿,名字都很好听,一个叫小芽,一个叫小贝壳。
在厦门,阿部用一种“一群人在家教育”的方式,教育小芽和小贝壳。他认为,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人,比把他们培养成人才,更重要。
————以下是阿部的口述————
自从有了小芽,我就下定决心,不让她读公立学校。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公立学校,都把小孩当成“商品“,然后去挑战、求证家长的”购买力“。
家长没辙,只能焦虑啊,只能拼命赚更多钱,去购买所谓的一个看得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高分”,可能是“老师的称赞”,也可能是“学区房”。
而这时,一切已经跟这个小孩本身没有关系了,没人在乎小孩的灵魂,没人在乎他的成长。
这种情况造成的是,家长和某种制度合谋,不断地逼迫自己的小孩,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社会新闻,很多小孩都有心理问题,这是很恐怖的。
2016年,从广州搬到厦门后,我和老婆决定,用“一群人在家学习“的方式教育小孩。
我们给女儿找的老师,都没有公立学校所谓的师范专业背景,而是愿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小孩的人。
学习这个东西,不是因为它是“新的“,我们才去学它,而是因为它具有普适性、常识性,我们才让老师去引导小孩,让她自己去领悟、感受、思考。
现在很多白领逃去大理,他们自己在家带小孩,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自己都不是一个足够完全、完善的个体,又何谈一个人带小孩?
我现在走的路是:和很多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我们找到合适的老师,
白天,老师带孩子爬山、远足、沟通、阅读;晚上,我们家长自己引导,带着孩子阅读、玩耍。
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你这么离经叛道,不送小孩去公立学校念书,没有文凭和学位证明,是已经打定了主意,以后小孩出国读书、生活吗?
我觉得不出国也是可以的,她可以打工啊。
很多人觉得,没有文凭,小孩以后没有出路啊,会饿死啊之类的。
其实不是的。你以后长大了,可以去学烘焙啊,可以自己做蛋糕啊,可以开网店啊,做生意啊,这么多选择,总之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至于什么文凭、学位、就业、升职之类的,我真的一点都不care。
我更在乎的,是她能不能学到某种技能,然后独立生存,因为,“成人”比成“成人才”重要得多。
我爸妈都是品德很好的人,但他们都没正儿八经教育过我,因为我觉得他们没能力教育我。现在想起来,这又是我的幸运,如果我出身于教师家庭,那估计我会死得很惨。
也有人问我,说不送小孩去公立学校读书,你有和孩子商量过吗?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扯了。你是孩子的监护人,你必须给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想想看,40多岁的人,天天和四五岁一孩子争辩,“你觉得怎样”、“你接不接受”这些问题,这不是有病吗?到头来,你培养出的只是不受束缚的笨蛋。
这也根本不是中国那些知识分子嘴里所谓的“平等”,因为亲子关系的平等,必须建立在伦理基础上。你开车去接小孩,他说你开的雪佛兰不行,非要你买奔驰,这时,你也会尊重小孩子的意见吗?
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被这种所谓的“平等”教育裹挟着走的,这既荒诞,又很可悲。
我一直说,我不想把我的小孩推进一个“绞肉机”。在她18岁成年之前,我会一直陪她长大。等到她18岁以后,我就不管她了,她爱干嘛干嘛,我也不会给她留一分钱,因为我有这个自信,就是有了我18年的陪伴,她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
很多人会问,你不用小孩给你养老吗?
我的想法是,“养儿防老“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说法。正常的教育,绝不会去破坏爱的伦理,而我们的很多家长,是以爱之名,破坏爱。
“养儿防老“,这个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它假定的是,你老了以后,你的小孩可能不会养你,这太荒谬了。
为什么?因为爱是有张力的。如果在你小孩长到18岁的过程中,爱的伦理存在于你们彼此交流的过程中,那小孩长大以后,是不可能不管父母的。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我们如今的太多家长,都在以爱为名,约束和绑架小孩,因为他们总是胆怯,总是担心,总是焦虑。
我就从来不担心,我每天都对未知充满兴趣,每天都兴致勃勃的。
我知道一点:你越想抓住小孩什么东西,越想维护小孩什么东西,越想让小孩达到什么目的,到最后,就越抓不住,越拿不下。
我希望我的小孩,都能成为独立的、有人味的人,而不是被绑架和被裹挟的“工具人”。
参考资料:
1.《广东姑娘的广东故事》,腾讯大家,张晓舟
2.《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你敢来踏我们的田?》, 南方周末,朱晓佳 姜弘
3.《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界面新闻,叶三
4.《民谣走鬼五条人》,南都周刊,张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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