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怎样延续长江经济带龙头地位？这四点至关重要

上海怎样做好长江经济带发展龙头？需加强“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

文|焦永利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面积达1400平方公里，占全上海面积的1/5，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市委决策将整个崇明岛建设成为国际生态岛，这充分体现出上海为长江流域作贡献，为长江流域贡献标志性生态产品的姿态以及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如何更好贯彻这一精神，如何更好带动全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加以思考。

1.长江经济带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

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发源，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路奔流万里，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文明、承载了中华儿女的世代繁衍。今天，覆盖沿江11省市的长江经济带面积达20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全国的40%，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45%，对于全国发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从国土空间格局看，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沿海、沿江地区的开放发展与率先发展构建了“T”字形的国土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逐步转变为“菱形”结构，南北向的“北京-广深”线和东西向的“上海-成渝”线构成了南北纵深1800公里、东西横跨1600公里的巨大“十字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五大城市群分据四方及中央，主要城市之间联系密切，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骨架”，而长江经济带堪称这个发展骨架的脊梁，她横贯东中西而又接南连北，串起了上述五大城市群中的三大城市群，对于未来全国的发展格局与发展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如此无以复加的重视与表述充分展现出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这也意味着，未来长江经济带如何发展，用什么样的理念引领发展，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开花结果、落地生根。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所需要的理念革新和路径重塑，就是当前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所需探索的方向，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将为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定下调子、涂好底色、趟出新路。

长三角城市群

2.生态文明时代，长江经济带需系统升级发展理念

如何正确理解总书记强调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与建设“黄金经济带”之间的关系？这是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分析这一关系应当从进入生态文明的时代大转型谈起。

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维度看，人类发展经历了四大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四大阶段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单向度适应、不自觉的和谐、自觉的破坏、自觉的和谐。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地位相仿，其生存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单向度适应。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提升，开始具备“发展”的自觉，但整体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冲击较小，这种结果上的“和谐”多少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是由于生产力的限制，“非不为也，不能也”。

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人类对自然生态加速攫取与破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乃至“已污染，未治理”的道路，由此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面对这种“显性”影响，先贤早已进行反思，哲学家黑格尔在两百年前就曾预言“当人类欢呼对自然的胜利之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

今天，我们正在迈入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观也在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跃迁，从偏重增长到科学发展，再从科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对于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观，应该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为重要特征的发展观。因此，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观也绝不只是单纯强调生态保护这么简单，应该是“绿色”和“发展”的新组合，实现绿色基础上的发展，同时用高质量的发展实现绿色。

上海崇明岛湿地景观

要实现这样的新组合格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念的制约、路径的障碍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中理念的转变尤为重要，这是迈开步子探索新路的认知前提。

如前所述，工业文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在更深层次上，工业文明还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或许这种“隐性”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直观认识。

当前，许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工业文明的一整套理念与做法紧密相关。在生产领域，对环境的忽视，实际上是把发展的成本转移给了全社会，背后是一套规模导向、自利导向、效率导向、线性发展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仍有一些错误观念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是在追赶阶段不得不付的“必要代价”；在区域和城市发展方面，摊大饼、上规模、重生产轻生活等理念与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生活品质不高等城市病；在生活方面，许多地方政府在认识上将公共服务作为一种“配套”，而非作为自身的“主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工业文明思维方式的重规模、重效率，实际上很多是“局部的效率”与“质量不高的规模”，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冲击过大，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循环的阈值。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当前生态环境形势就非常严峻，沿江污染性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众多，废水排放量大，危化品吞吐量巨大，接近每年2亿吨，且呈高速增长态势，一旦发生重大倾泻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许多长江岸线及周边区域功能交错、利用粗放，重大工程协调度低，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趋势明显。因此，总体上看人类活动导致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明显，流域大湖经常干旱见底，生物完整性遭到系统性冲击，甚至达到最差的“无鱼”等级。

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在更高维度反思和审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是底线、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但是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也决不只是加大生态环保的力度这么简单，从更深层次来看，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是深刻转变发展理念，系统升级整个经济带的操作系统，而不仅仅是个别软件。好在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将给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换提供更为广阔的背景、更为强大的支撑。

3.上海地位独特，应做好“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

未来，长江经济带有望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巨龙，而龙身的摆动方向最初是由龙头来决定，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这条发展巨龙的龙头，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具体而言，上海与中上游其他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理联系、产业联系、制度联系、理念联系，上海需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系统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对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强大的“功能支撑”，需要探索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操作方案，为中上游地区提供“路径示范”，积极参与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加大生态补偿的“资源投入”，最终，通过率先融会贯通落实新发展理念，探索生态文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对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发展提供“理念引领”。因此，上海对于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可以总结为“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四大方面。

第一，提升城市能级，提供功能支撑。上海已经明确了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愿景，这一愿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支撑。早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为什么我考虑深圳开放？因它对着香港；开放珠海，是因为它对着澳门；开放厦门，因为它对着台湾；开放海南、汕头，因为它们对着东南亚。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此后， 在1991年2月18日视察上海的讲话中，他又明确提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可见，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深化改革，着眼的格局就是联通内外、带动长江流域发展。这一任务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内涵与任务，当前，上海已经形成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集聚了完善的要素市场和一大批跨国公司总部，海港、空港、口岸具备世界级枢纽和贸易保障能力，跨境投融资等资源配置功能持续提升。未来，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交汇点， 需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构筑科技创新、全球平台、制度创新、品质生活等领域的新高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在考察上海文化品牌工作时曾提出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他说“纽约有百老汇，伦敦有西区，很小的一块地方，却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展览、演出，让全世界的人‘打飞的’也要来听、来看？”其实，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推广，上海有多少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和平台是让全世界离不开的？未来只有多构筑这样的功能平台，方能进一步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拓展长江经济带作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腹地属性。

第二，探索转型发展，提供路径示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任务，上海有条件率先探索路径，然后向其他地区提供路径示范，从而降低整个经济带的试错成本。在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逐步建立了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和政府监管制度创新方面进展突出，比如，建立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推动贸易便利化，口岸货物和船舶申报100%通过“单一窗口”办理等，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了新途径。在国土空间发展方面，上海新一轮总规提出了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在“缩量”的情况下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探索也将对整个经济带的城市群合理结构、城市高效发展提供借鉴。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早在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就启动了结构调整，努力发展“四新”经济，上海服务和上海制造的效益不断提升，这些都会对中上游地区的发展提供路径上的借鉴。

第三，保护区域生态，加大资源投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指出，目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较弱，难以有效适应全流域完整性管理的要求”，“区域合作虚多实少，城市群缺乏协同，带动力不足”，“地方投资力度和积极性欠缺，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够。”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也需要龙头上海的积极参与。一是加大对中上游的生态转移支付，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在生态合作上超越长三角城市群范围，积极构建全流域合作平台，探索创新财税体制安排，引入政府间协商议价机制，在生态容量、土地指标等方面开展合作，优化全流域资源配置；三是推动产业协同、绿色发展，引导上海各类人才、技术、资金积极服务中上游发展；四是利用金融优势，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带动企业、社会资本、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积极投入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第四，走在时代前列，做好理念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出要“充分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龙头作用，……，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笔者认为，发挥这些引领作用根本上要靠先进的发展理念引领。从开埠开始，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逐步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在诸多方面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未来需要继续发挥理念引领，更好担当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需要实现理念上的新跃迁。一是实现城市发展主导要素的结构跃迁，未来城市竞争的赛道将切换到创新和质量上来，需要对城市发展的动力体系进行系统性再认识。二是实现城市发展动力逻辑的认识跃迁。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从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要素—配套”模式，转化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良好自然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吸引人才、机构—衍生创新成果与产业”的发展模式，必须将“人—自然—城市—创新”统筹考虑，构建“自然生态、人居生态、创新生态”三大生态体系叠加共振的格局，从而形成一个能够滋养创新的完整系统。三是打通三大生态体系的转化路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的本底，人居生态是人类活动的密切接触圈层，创新生态是产业结构高端化之后的核心动力，这三者统一于“人的活动”，而以生态资本和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地点质量”，涵养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

总之，长江经济带在全国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加突出，需要系统升级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理念，在此进程中，上海作为“龙头”，应当积极发挥“功能支撑、路径示范、资源投入、理念引领”四大作用，在引领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身全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发展腹地的纵深，在新时代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再谱新曲、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