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对话波兰前总理米莱尔先生

本文选自《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作者：李向前

2007年5月，我访问波兰。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魏向阳的热诚安排下，见到了原波兰总理米莱尔。米莱尔先生61岁，面颊红润，体格健硕。特别是他那已经有些歇顶、但泛着智慧光芒的大头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米莱尔1969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党内几经升迁，后来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后，他曾出任波兰政府总理，是波兰有名的政治家。我和我的同事，就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历史，同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围绕着设计好的几个问题进行。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在波兰出现的军管和圆桌会议。

米莱尔先生是这样回答我们的：目前社会上对军管的好坏评价不一。观点基本是肯定否定各占一半。我本人认为军管是必要的。因为军管可以避免苏联和华约方面的干预。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干预，其程度比当年对布达佩斯的干预还要激烈。军管中当然要有许多人员伤亡，但不军管伤亡可能更多，经济也会遭到破坏。波兰那时非常困难。团结工会刚诞生时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团体，后来发展为政党性质的组织，准备夺取政权。由于它搞了一系列罢工，导致商店里商品短缺，波兰经济面临崩溃。而军管制止了这种崩溃局面，也摆脱了外部可能的干预。波兰局势通过军管走向了正常。

米莱尔接着说，为什么前面宣布实行军管，而后来却出现了圆桌会议？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对改革发生意见分歧。一派人主张改革，另一派却是保守的。一派认为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不然不能适应竞争。要培植公民社会，要把权利下放到地方。但在另一方面，团结工会的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发展到可以同执政者平等对话的程度，以至到了再不能实行军管的无可奈何的地步。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已在实行改革。到1989年，即使波兰再发生什么事，苏联也已经不可能像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样来干预了。波兰只能寻找自己的方法摆脱困境，而不能指望别人来做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圆桌会议才召开了。这是史无前例的。电视播放了圆桌会议，执政者同反对派平等对话，双方商定走出危机。1989年6月4日进行了选举。这次选举使反对派进入了议会。参议院中99%的席位为反对势力占据。而在众议院中还是实行党派的议席分配。统一工人党及卫星党即农民党和民主党开始还占多数，后来农民党和民主党倒向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便成为少数。以后形势发展的速度远超过协议所设定的速度。一年半后，提前举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通过了一系列实行市场经济和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的法案。

现在执政的法律公正党对上述事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圆桌会议是一个背叛。他们说，共产党已经到了那么虚弱的状态，应通过军事手段一下夺取政权，而不应谈判。而左翼党认为圆桌会议是史无前例的、没有流血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急剧变革。我个人认为，圆桌会议是17年转轨的动力。

我问米莱尔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问题。因为有人说，波党丧失执政地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真实的吗？另外，波兰的国家转轨，是怎样一种情况。米莱尔告诉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与原先的统一工人党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党完全是一个新党。因为统一工人党在最后一次全会上，合理合法地终结了自己。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不是原来的纯粹政党活动了，而是在议会民主的更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内有原来工人党的党员。我本人曾经是统一工人党的政治局委员，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两个党的纲领完全不同。确切地说，它更像一个西方民主社会里的政党。

过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保障的。可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以后，宪法保障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体制下，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由宪法来保证，只能由民主来决定。随着社会主义体制在波兰的终止，统一工人党就完全不能存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过去在体制上，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剧变当中，波党上下一致认为，这个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米莱尔说，回想八十年代，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社会主义会解体，预见苏共会垮台。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消亡了。八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就像在两百年中发生一样，谁都无法预见。在圆桌会议上达成的席位分配格局，本来应该维持四年。这时统一工人党和农民党、民主党还占多数。可在两个月内，农民党和民主党就倒向了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成了少数党，团结工会成了提条件的党，出现了团结工会的政府。团结工会合法化后，一百万波党党员投向了团结工会。占少数席位的党的决定权就丧失了。

关于转轨，米莱尔先生说，目前，社会民主党主要向右翼发展，但从趋势上慢慢会向左翼转。这个过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欧洲性的。主要是对市场的干预度问题。如何把市场的高效和公正结合起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失败。这么大一个党的垮台，就说明了问题。是让自重压跨了，谁也不愿维护它。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党内曾有不少人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和民主化的程度，提出应适应西方体制。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市场化和公民化程度。

米莱尔先生说，私有化在波兰是有基础的。剧变前，虽然工业的主要部门为国有，由国家控制，但农村基本是私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国营农场，但更多的是私有土地。农村有很多小型私人的作坊。过去鲜花、水果的生产，都由小农进行。私有制的存在使体制过渡变得容易了。转轨后，很多公民对私有制是熟悉的。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波兰开始改革。允许海外波兰人回国投资大型企业。私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一直占较大的比重。公民很容易融入市场经济，所以转轨容易得多。

米莱尔又说到，他和一些专家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谁都能模仿和照搬的。波兰是统一的民族和宗教国家。而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国家。中国的多元国家模式，使得人们希望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控制。而波兰统一的民族国家却希望摆脱集权的控制。比如上海居民收入很高，很富有，它要建立一个小国家不是更好吗？但这不可能，中央不会允许。因此中国需要中央的控制。但在波兰，各地区几乎没有差别，因此在波兰更需要自由，而不是中央控制。

不知为什么，米莱尔先生在回答我们相当沉重的问题时，却显得很轻松。军管、圆桌会议、丧失执政地位、转轨，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命运关天的大事，可米莱尔相当轻松地就解答了它们。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失去了政权以后，是否可以回望一下社会主义的波兰，到底留下了什么遗产。对此，米莱尔先生略微思考了一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遗产，我首先要说，是人民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在波兰文盲已被扫除了。同时，波兰国界也是稳定安全的。原来波兰有三个邻国，即东部的苏联，南部的捷克和西部的东德。现在你看，我们周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立陶宛。南部变成了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面则统一为一个德国。尽管经历这么大的变化，波兰却还是统一的。体制发生了改变，国界却没有变化。还有，波兰的对外关系也还是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做法。

可能是“遗产”问题触动了米莱尔，他突然说到了卡廷森林案。他说，卡廷森林案对波兰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案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沉重历史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信任我们也仇恨苏联，都同这个案件有关。案件使公民们和社会认识到，波兰社会主义政党的确存在很多缺陷。

关于当前波兰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这个话题，米莱尔说，波兰左翼政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政治的自由。波兰现在有一种倾向，是牺牲民主自由来加强国家集权。但事实上，国家集权已经极大地存在了。公民是弱小的。波兰政党的左翼应当关心民众的权利。第二，经济活动的更加自由化。市场自由消除了官僚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第三，政教分离的社会自由。在波兰，教会是具有引导社会走向的力量。但从信仰上说，它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在妇女地位、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上，在立法问题上，教会总是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此，米莱尔说了一件有关他个人生活中的“趣事”。这件事说明，在波兰，宗教影响巨大。它不但左右政治，也深入社会思想、传统礼数和生活行为。米莱尔回忆说：我出生在一个宗教背景浓厚的家庭。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结婚时只进行了世俗婚礼，没有举行教堂仪式。结果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不承认我和妻子是合法婚姻。婚后，他们不愿意让我和妻子在一起。后来我和妻子说，我们还是举行一个宗教结婚仪式吧。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母亲甚至激动地哭了。米莱尔说，在波兰，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主张不信教的。在统一工人党执政时期，大家对宗教持比较宽松的态度。尽管波兰党正式对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但党员去教堂也没有任何限制。统一工人党从来不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从米莱尔先生这个非常“私人”的故事中想到，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故土波兰进行了一次访问。他除了做弥撒和讲经，也说了一些别的话。从那时起，团结工会即应声而起。西方政界一般将教皇的访问，看作是“共产党政权终结”的开始。可见，在相当程度上，宗教在波兰乃至在许多国家，并不是像米莱尔先生所讲的，只是“一个传统或仪式，而不是信仰”。

同米莱尔先生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坦白地说，此刻我们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谈话带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也有政治角度的分析。但对波兰发生的剧变，我们还是疑团多多。除去那些一般的、显性的原因外，更深层的东西在哪里？难道社会主义的遗产，就那么一点点吗？

波兰是个有悠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国家。波兰的工会运动，甚至早于苏联。在二战中，波兰作为被纳粹最先侵占的国家，人民遭到杀戮，财富蒙受巨大损失。1945年，在苏联红军和盟军大反攻的关键时刻，华沙人民曾经举行英勇的起义。战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一度，波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波兰出现过最早和最有理论建树的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等。他们的改革理论，曾经深入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然而，波兰又是典型的被“和平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统一工人党在社会建设、经济模式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在同“团结工会”反反复复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了执政地位，丢掉了社会主义。当然，在米莱尔等剧变当事人看来，波兰的政治变革可能并非坏事，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上观察，波兰事变至少提供了可以长久研究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华沙也在伸出双臂，迎接关心自己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