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冲突的前景与结果

无论是在2017年6月洞朗对峙期间，还是在当下或者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印两国都在小心翼翼的管控行为，边境之间几乎不存在不受控制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冲突造成20名印度军人丧生后，中国官方仍然冷静地对双方伤亡保密，以免引发两国舆论的激烈情绪，从而导致决策上的压力。但是管控行为不一定意味着“管控危机”，管控行为也可以受控地“升级危机”。作战包括了大量复杂的要素，如果只使用纸面数据推算，我有几千人，你有几门炮，我有几枚导弹，你有几架飞机，就推算出中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的，对于任何“人在回路中”的控制系统而言，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宝贵的资产。何况双方都在不断增兵呢，这是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既然不存在不受控制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那么一旦爆发热兵器的冲突，就有两种可能：1.至少一方认为自己在力量对比中至少暂时获得了优势。2.使用热兵器冲突不是本国中央政府决策行为，而是前线军人从军一级到连排一级决策行为，甚至是第三国策动印度军官的行为，这种情况更大概率会在印度方面出现。这是印度作为一个内部整合严重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国情决定的。

 因为地理因素，十年前，一般情况下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印度拥有巨大的人数优势，人数对比大概是是5：1，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0：1，很多地段中方面对印度的蚕食策略完全无能为力。因此，印度的蚕食策略在2010年前有过不少得手的案例。印度的蚕食策略一直是争取在每年的雨季到来、交通不便之前造成既定事实，中方想打破既定事实就要发生肢体冲突。而最近十年中方大力度投资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后这一情况得到改观。

  西藏军区所属山地步兵第52旅（驻地林芝八一），山地步兵第53旅（驻西藏亚东），齐装满员配置，第54重型合成旅（驻西藏拉萨）以及新疆军区阿里部队，牵制了印度近十万人。2019年中国对印度贸易顺差是3917.4亿元。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战略角度而言，还是从国防经济学角度而言，中方所采取的战略是取得了效果的。2017年6月洞朗对峙期间，中国摆出了不惜一战的态势，使得印度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但中国的后续处理不能称得上成功：中印关系过快缓和，出于某种原因，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继续对印度发放贷款用于边境争议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给印度养成了一种并不利于双方局势稳定的行为模式，即印度方面可以“愈是低成本地制造边境紧张局势和冲突，愈是能获得超越边境范畴的全局性超额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其执政党和在野党可以分别通过对外示强获得政治利益。2018年4月武汉会晤，中方支持莫迪竞选连任，扩大双边合作。2019年10月，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加强沟通，在多个领域开展对印合作投资让利，但无论中国人释放多少善意，也并没有避免本次印度故技重施上升为流血冲突。因为印度自恃中国需要印度市场而非印度需要中国市场。如果中国继续不妥善处理问题，将强化印度并不利于双方局势稳定的行为模式。

在疫情危机之下，印度军方最为担心的就是财政缺乏所导致的预算缩减，因此，保持中印边境紧张，有利于其为维持预算规模而争取舆论支持。

中方缺乏高原山地作战经验，对于高原山地作战的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下沉到一线作战部队，与巴基斯坦专业山地部队山地作战经验交流不足，即便是中方在秋季退兵，也是一种受情势所迫，不让情绪代替理智的合理选择。

  在中国方面，人口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安全，适龄兵源不足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防安全的因素。二战后，由于人口的损失，德国日本和俄国都面临了严重的问题。德国日本和俄国都丧失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能力。战后德国和日本在其相对国力的巅峰，连整合本区域都有困难。在战争中，消灭对手几千万人口，不知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是在和平时期，使他国采取错误的人口政策所消灭的几千万人口却易如反掌。2014年据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估计，整个军队的独生子女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这对中国的军事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水平提出了严肃的考验。

  对于中国而言，在熟悉印度的策略之后，如果不能尽早给印度以教训，纠正其错误行为模式，则后患无穷，成本将越来越高，甚至会影响反分裂战争的进行。对于印度而言，已经授权前线部队作战，抓住时间窗口在雨季开始前给中国制造麻烦，而印度高估己方实力，低估中方实力与决心，与1962年并无二致。如果在今年6月到7月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印度将面临又一次甚于1962年式的败局。

  中印冲突的美国因素

  美国最大问题在于，作为当今全世界在二战后最具备全球治理经验的国家，却发生了治理经验不足的问题，即在战略层面对中国认知的智力供给不足。美国可以吸引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家为美国工作，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它无法理解中国。

  长久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界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冷战时期，政策界最杰出的人才，要么是搞苏联（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及其势力范围研究的，要么就是从事中东（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研究的，对华研究团队智力资源不足：他们相信“历史终结论”这一过时的意识形态宣传，不能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这一基本事实，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推出了“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一缺乏逻辑关系支撑的结论。在错误的逻辑和“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认知判断之下，美国所谓“知华派”都严重误判了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很好地掌握中文、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其中的很多人陷入“意识形态”陷阱，在缺乏长期一线观察，学习和研究的情况下，不学无术地将中国政府描述为一个道德上缺乏合法性的脆弱政权，认为中国的制度行将崩溃，朝不保夕。当事实和他们的认知相左之时，他们枉顾事实而向其他人一遍遍重复他们的认知。这本质上是认知能力不足导致的认知偏差，所引发的自欺欺人。

  因此在2016年起，随着中国硬实力的经济账面数据接近美国，美国决策层病急乱投医，采取了一系列加速中美关系恶化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账面数据接近之后二十年内就是科技和军事的接近）。美国当局的这些缺乏建设性的激进对华政策，经过中国国有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放大，引起了大量中国民众的不满，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能够造成中国内部分化，反而迅速打击了美国在中国内部的代理人和中国内部的亲美派。

有位学者说过：“中国的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了。在共产党成立后，照搬苏联经验，大部分干部也都是苏联培养的，这些人回来搞中国革命，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是，这些人有个好处，他们立场还是不错的，救国救民，以瞿秋白、博古、任弼时为代表。那么，毛主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集合。所以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照搬苏联的经验按苏联道路走，对中国革命的造成很大损失。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掌握国家教育科技文化，甚至党的重要部门和政府要害职能部门的一些人，经过美国培训、美国培养、美国回来的。这些人照搬美国的东西在中国来推行，能坚定立场也可以。更要命的是，这些人与早期回国的人，以及一些科技工作者与钱学森钱伟长等首批回国的科学家相比，立场都没有了，完全被资本所俘虏，追求名利金钱，除了教条主义照搬美国经验，立场也有问题。”

  与顶尖科学家供给不足的局面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在行政官员方面供给充足的国家。在美国缺乏建设性的激进对华政策之下，中国曾经留美的年轻官员靠边站。因此，在中国的依靠年龄优势擢升的行政体系之内，这些在美国上过学的知美派以后很难具备年龄优势而被擢升至高级岗位，无论他们对美国抱有好感，还是对美国没有好感。

中国80年代以后的出生的人逐渐成为社会中坚，他们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的物质匮乏时代，也没有经历过政治动荡时代，他们没有历史包袱。他们也没有走出国门后因巨大的落差而产生的震惊感，他们没有上一代人“中国物质落后是因为制度落后是因为人种不行文化不行”这种错误的逻辑认知 。相反，他们明白一切都是发展和建设的结果，更因为中国物质建设的成就而产生了保护这种物质建设成就的意愿。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物质建设成就的战争威胁，都会被视为对他们生存的环境的威胁。他们甚至在审美趣味上也倾向于更能够欣赏中国古典美学，其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审美。

对于中国而言，完成祖国统一有明确的时间表。这一时间表将美军新质战斗力（包括但不限于中导，隐身无人攻击机，隐身无人加油机）生成时间考虑在内。2020年伊始，中国领导层就对形势做出了谨慎的估计。而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实际上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这是由造舰计划和舰队下水速度决定的，也是公开透明的。如果2026年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那么美国在中国内部的代理人将面临灭顶之灾。

  随着过去几年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印度将中国军方在印度洋保卫中国海上航路的活动视为潜在军事威胁，并且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视为在印度周边岛国兴建军事设施。

 印度渴望发展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大国，这无可厚非。印度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广泛，更好的经济关系，以平衡中国，这也无可厚非。但印度与美国的合作并不深入，印度因为担心中国的担忧和战时可能的打击，不允许美国在印度本土建立海军基地。而以《后勤支援协议》（LSA）取而代之。美国迄今跟全球60多个国家签订了《后勤支援协议》（LSA），印度删除了《后勤支援协议》中可能引发印度人担忧的因素，如：允许美军在印度驻军等等。这并不是什么美印深度结盟的体现。《通信与情报安全备忘录协议》（CISMOA），《海陆空域地理情报交流合作协定》（BECA）（用以交换地形、海域及空域的数据）这两项协定仍未获批。

在完成这两项协议之前，中印/美在印度洋打不起来大战，因为：

1.美军对于在缺乏（印度）强有力支援的情况下，与中国在印太战区发生大规模海上冲突，并无很大的意愿。而印度不愿被美国战略捆绑，并无提供强有力支援的能力和意愿。

2.美军在当下以及未来数年内，更倾向于尝试着使用更为低成本，低风险，但具备良好可操作性的方案，比如在中国大陆可能的反分裂战争中，部署少量部队加大中国的成本和损失。而非全面介入的大规模战争方案，因为那样意味着美在西太平洋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量基地的潜在损失。

  印度知道其伟大愿景无法通过抨击或遏制中国来实现。相反，应该扩大合作，发掘潜力并为自己的利益建立互信。中国是印度的帮手，而不是竞争对手。这最终将构成印度对中国的基本理解。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更为不透明，当一个紧急的问题出现时，各部门之间缺乏时间辩论，所有的常量与变量，静态与动态定于一尊，首脑决策占据最大比重。这是从建国以来一贯如此的。中国因为自身的首脑决策体系，因而对他国的首脑外交抱有了过度的期望，但往往事与愿违。同时，中国的决策层，大量的决策者有长期的地方官员履历，谨慎尊崇“栽花不栽刺”原则，在与同僚发生冲突时，习惯于通过合作输送利益而非对抗解决问题。但这种做法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并不合适，反而可能造成外方错误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不断通过制造问题获得利益。

  与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对美人力资源净流失国家。印度学者的一系列担忧很能说明问题，“通过回答一些问题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哪个国家是印度人选择的首选国家？印度人的才华和才能在哪里被认可？印度人在哪里被视为对社会的贡献并被很好地吸收了？印度人在哪个国家担任重要职务并能够对印度事务产生影响？”

  没有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100%完全一致的，除非这是一个国家。印度可以保持良好的对美关系，但印度作为一个对美人力资源净流失国家，在这种关系中，损失的仅仅是人力资源吗？在印美的国家利益相左之时，在美印度裔是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印度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印两国都该思考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竞争的本质尚不是制度之争，而是中美治理能力之争，谁能更快改革，谁能更快提升治理能力。美国最大问题是其制度本身已经不能限制资本损害其自身长远利益的行为。美国患了美国病，已经过度金融化，华尔街过于强大，赚取了美国接近一半的利润，而监管太弱而且滞后。大量诚实善良的美国人深受这种治理能力低下和缺乏制度创新能力之害，却无能为力。在越战之后，美国政府获得了不进行改革，不解决问题而应对并平息群众运动的经验，美国民众就丧失了以群众运动寻求社会改良的能力。中国国内也面临着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危害国家长远利益，资本裹挟政策，房价畸高严重降低生育率，负债率高企，严重危害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主管部门失职，以至于需要最高领导人提出“房住不炒”，本身就是治理能力存在问题的体现。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对于中国而言，美国作为上一次大国冷战（对苏联）的胜利者，以及当前诸多对强国和中等国家制裁（俄罗斯、委内瑞拉、朝鲜、伊朗）的主导者，美国决策者对冷战具备丰富的理解力，美国的执行层对冷战具备操作丰富经验和执行力。而且决策权和执行权（事权）的利益存在高度一致性。冷战的表象是遏制战略，如同冷战大师乔治凯南所言，“在每一个面、每一个点上对美国的敌人进行毫不留情地打击”。冷战的实质是尽最大可能提升敌国的成本损耗，最终耗尽其有限的资源而难以为继。曾经历任战略情报局伦敦站站长、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顾问、负责经济的副国务卿、进出口银行行长、履历全面几乎覆盖军、政、经重要职位的美国第11任中情局长威廉·约瑟夫·凯西在1982年写给美国总统里根的对苏战略备忘录中写到：“美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大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奉行更有侵略性的对苏打击策略……俄国人的原油外汇是有限的，但我们的财政能力是近乎无限的，如果俄国人要跟我们在斗争中比拼财政的损耗，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奉陪到底，我坚信最后垮掉的绝不是美国。”；“我们拥有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关键技术的垄断地位，完全可以通过许可证制度限制技术的流通，只要坚定不移地强化这种限制，很可能窒息俄国人的技术升级，最起码也将极大增加其产业成本”；“苏联的扩张成本远高于美国，将让我们获得更多地机会在波兰、阿富汗给克里姆林宫放血……俄国拥有太多的敌人，他的财力将在各个方向承受损失”。

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风险来自于内部的不良的决策机制和有待提高的管理水平。中国不是监管/反腐过度，而是监管/反腐严重不足。无论是在国内大量闲置的产业园，还是在中国投资的国外一带一路项目上，大量过度超前建设，短期收益低下的资产，不仅构成了极大的债务和财政风险，而且成为了人家攻击“债务陷阱”的口实。

  中国在未来数年内财政将持续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吸引一流人才回国从事技术研发，如何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打破封锁，如何降低军队使用成本，如何持续追加各类先进而昂贵的武器的后续订单，把投资真正发挥出效益来，形成战斗力，提高对手发动战争的成本从而维持和平，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印美三国政府和人民而言，如何保持平衡，尽量把财政预算少花在枪炮上，多花在民生上，才是对智慧真正的考验。毕竟在国家竞争的长跑中，这二者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