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已经不再只是关于乔治·弗洛伊德了

1967年4月14日，马丁·路德·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题为“The other America”的演讲，其中提到暴动虽然具有社会破坏性，但归根结底是被忽视群体的语言。暴动或者骚乱带有居高临下的贬抑色彩，也许应该用抗议（或者抗争）更合适些，它不仅是被忽视群体的语言，更是他们发自心底的呐喊。

分享一篇国外学者对弗洛伊德事件的短评。

——写在前面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后，美国立即发生了日益狂暴的抗议活动，但这不仅仅是因为警察杀死了弗洛伊德（Floyd）。媒体会让人这样想，那仅仅是关于谋杀弗洛伊德和野蛮的政策。政客们希望人们这样想，所有那些呼吁保持冷静和对话的领导人都希望人们相信这一点。

弗洛伊德可能在九分钟内被谋杀了。但是，当今美国的许多年轻人，尤其是但不限于有色人种年轻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在缓慢、稳定地被消耗，被“系统”的不公正和不公平所榨干。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越来越有多地回报富人，而忽略了其余人——也把膝盖压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而且那个制度，那个膝盖，也同样冷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也无意减轻压力。

如今，各个年龄段的工人阶级青年都知道，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越来越阴险地摧毁，一步一步地，年复一年地：被解雇，从一个低薪工作转向另一个低薪工作，积累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缺乏最低水平的健康福利，随着租金的上涨而不断变换公寓，没有希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希望还清学生贷款，实际上他们作为二等甚至三等经济公民身份，必须生活在21世纪形式的经济契约中 ——同时他们看到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财富几乎成倍增加。

在特朗普执政的过去三年中，公司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富有的投资者和最富有的1％的人获得了4.9万亿美元的税收减免，用于股票回购和股息的金额高达3.4万亿美元。当富人及其公司变得更富裕时，其余的人则要勉强应对工资的停滞或下降，同时承担两份或三份工作，不断的失业和离职。

上周所有在街上的示威者——几乎是所有年轻人——不仅在抗议对弗洛伊德的谋杀和制度化种族主义。那是抗议之矛的顶端。抗议远远超过了种族问题的范围。所有这些抗议者背后都有很深的挫折和绝望，这影响着数以千万计的人，尤其是美国青年。

年轻的抗议者从弗洛伊德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因此，抗议活动是广大美国青年之间社会团结的爆发！不仅是黑人和少数民族青年，而且是整个美国青年。看一下各个城市中示威者的构成。他们大多是各个种族和性别的千禧一代，他们认为自己已被“制度”抛弃在后面。他们被社会遗弃，被随意处置。他们实际上都是工人阶级青年。抗议活动表明，阶级与种族走到一起！特别是在青年中。

他们尤其是黑人和有色人种担心警察的暴行。但是，他们也害怕终其一生过着低薪、无福利、不安全且无用的兼职和临时工作。通常要承担两份甚至三份工作，才能勉强活下去。

现在，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到来，即使是大多数低薪服务工作岗位也被病毒和近期的经济崩溃消除了——其中很多工作岗位都不会很快恢复，甚至根本不会恢复。国会预算办公室（2020年6月2日）宣布，失去的工作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才能恢复，而且许多工作根本不会回来！经济将不会有V型快速恢复。它将是W型，超过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反复崩溃和衰退之后出现周期性的短暂脆弱的复苏——不管是否随后出现该病毒浪潮。经济已死。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已进入长期衰退阶段。

抗议者尚未意识到，但很快就会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和自动化的兴起，将清除更多没有前途的低薪工作。麦肯锡咨询公司称，人工智能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消除所有职业中的30％。即使工资很低，无前途的服务业工作也将被淘汰。

除了上述担忧之外还有对气候危机恶化的恐惧，抗议青年知道他们必须经受住这一切。随之而来的是，公众日益意识到美国正在深化的政治危机，因为在美国政治精英特朗普一派的带动下，该国开始陷入暴政统治。

美国已经进入了“三重危机”：医疗保健与环境，就业和经济，以及美国自身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抗议者知道这一点。他们感觉到沮丧，越来越沮丧、愤怒和绝望。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绝望。所有这些“社会危机导火索”正在助长抗议活动。警察的野蛮行径、体制上的种族主义和谋杀只是点燃一切的火花。这一切已经不再只是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了。

来源：加州圣玛丽大学经济学教授Jack Ras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