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谢增长论批判导言

陈平教授近日写出了一本新书：《代谢增长论：技术小波与文明兴衰》，从多角度跨学科的方面系统解释了自商品市场经济诞生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且综合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自然哲学的一般规律和西方经济学的手段，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并且指出了西方经济学所面临的的问题：与所研究的对象——现实的市场经济严重脱节，总是迷信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单一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经济混沌理论和代谢增长论。为现在迷茫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和崭新的方法，同时在其中也对一些经典经济学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分析和批判。

平心而论，笔者对陈平教授的思维，和这本书所带来的思维高度，以及在看完了陈平教授所推荐的书籍之后，笔者对陈平教授的学识和才华都十分敬佩。不过，就如陈平教授一直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之所以能看到更远的地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陈平教授的代谢增长论的的确确是一本好书，但是并不是说陈平教授说的就是至理名言，我们也需要站在陈平教授肩膀上看待问题。更何况陈平教授也在自己的新书里向我们提出了问题，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的困局提出了问题。

那么，陈平教授在他的新书提出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陈平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历史多线演化的根源和发展经济学上面的问题。首先是需要我们分析列宁为什么能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进而推断并且能够归纳总结出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对象的发展经济学。

其次，陈平教授对于马克思和马尔萨斯两个人关于科学技术的作用问题的看法上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批判，并且提出：“技术经济学必须注意研究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影响。这就是说，应当把科学学对技术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建立一门技术经济学的边缘学科，使它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是陈平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四大问题——人口、能源、人才和环境语焉不详表示需要有人能够进行更新迭代，并且提出需要建设生态经济学来应对问题。

最后，陈平教授说到：“以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都可以用一个共同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这就是经济结构的概念。技术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都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内容，发展经济学虽属于生产关系经济学，但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比较经济体制的方法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

虽然陈平教授提出的问题的的确确也是目前作为战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活着的哲学，需要有人不断的通过智慧进行更新迭代的哲学，是一个现在还依旧发展出旺盛生命力的近代哲学。笔者对于发展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是有几点的见解是不敢苟同的：

一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现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给人感觉和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剥削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更新迭代，一方面成功的将自己锻造成了一个表面光鲜的花花世界；又一方面成功的把自己陷入了“内则无法家拂士，外则无敌国外患者。”的状态。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假设资本主义是不断更新迭代，新的资本主义是在旧的资本主义的尸体上成立的话，那么陈平教授的代谢增长论无疑是对对政治经济学其中的一个假设是有很大问题：那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而是有很模糊的迭代和更新的过程。列宁革命性的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是在这之后呢？帝国主义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原来封建帝国主义过渡到工商业帝国主义，再从工商业帝国主义过渡到金融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的内核——单一国家主导并控制市场没有变化，但是帝国主义的外表，和资产阶级的组成是有很大变化的。从以英国为代表的辉格——托利党和保守党——工党，到以美国为主的共和——民主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逐渐被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再到三个资产阶级互相内斗所取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变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陷入一个又一个陷阱而消亡，而在这些尸体上却又诞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关系和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从诞生之初却变成新的尸体，等待着下一次的审判。

二是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批判了马尔萨斯对于经济增长曲线跟不上人口增长曲线的假设和对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处理方法。但是其实承认了马尔萨斯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类社会发展势必会导致一段时间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并且提出了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利用科技优势来弥补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并且在恩格斯的著作里详细的论证了这条道路完全可行。而人口增长的问题则是自然哲学里面的一个经典矛盾：是选择优生，还是选择多生。二者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调度而非市场调度，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选择既能够优生又能够多生的道路。而能源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正如“有机的社会不可能用形而上学的分析来处理”。能源问题之所以变成问题，是因为目前我们使用的能源不仅仅是作为能源使用，而且还是作为优秀的化工原料和初级工业原料来使用。正如煤炭的开采使用促成了煤化工的诞生，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使用同样也促成了石油工业的诞生。当今社会所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均是出自煤炭和石油（最早的高分子材料酚醛树脂就来自于工业煤制苯技术，而聚乙烯和聚丙烯材料以及多化合物共聚合材料均来自于石油化工成果），如果我们能够将能源和工业原料分开并且单一使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摆脱人类社会目前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将化石能源完全转为工业原料，甚至可以将能源原料在能源转化的副产物转化为工业原料。尿素的合成突破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隔阂，那么将能源原料与工业原料分离，甚至将能源原料的二次三次产物转为工业原料是完全可行的。

至于第三点，是陈平教授说对了的，技术的更新势必会导致就有技术和旧有的生产关系的衰落，但是并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在第一点我们所做的假设完全就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支撑：正因为电子管和电力工业的诞生，使得还以蒸汽工业和邮局为主的英国失去了维持霸主地位的根基；正因为晶体管和高分子材料的诞生，使得还在死抱着电子管和大型集成电路的苏联与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失去了最后翻盘的机会。而资本主义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资产阶级随着资本组成的变化而变化，旧有的资产阶级也会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和垃圾堆。就如同在封建帝国主义还能够和资产阶级叫板的土地贵族到了第二阶段不是转型成为了新的资产阶级（包括婚姻，以土地资本换工商业资本等等），就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符号或者是国家的吉祥物。

当然，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关于李约瑟问题，笔者和陈平教授的意见相左。陈平教授解释李约瑟问题是利用普利戈金的理论来解释李约瑟问题，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地理位置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李约瑟问题。我们将这些互相竞争的单线论点整合为一个耗散结构的统一的动态模型。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东西方的不同文明。这些相互作用由多维的动态过程组成，包括地理、气候、人口、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单个变量不足以决定这个多维的演化过程，而且社会演化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性过程。资本主义和科学的产生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就像生命起源问题一样，它们出现的概率非常微小，但一经诞生和成长，就改变了历史的命运。”

“······”

“也许我们会思索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因为中国遭受的灾难和战争比欧洲更加频繁和深重（Chen，1979）。在中国，环境的涨落太大而无法保持一个复杂的结构。我们应当从比较世界史的角度， 对公元前2世纪秦汉以来的农民战争和官僚体制做出全面的历史评价。 从混合型的复杂农业到单一种植的简单农业，同时伴随着从采邑制到地 主制的变迁，这些变化都是在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结构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变（Chen，1979，1988a）。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派的假说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不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成长起来。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就不可能独立发现科学或孤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观察中国过去十几年改革的出发点。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或所谓西方文化也是希腊、罗马、犹太、阿拉伯以及中国等几个文明冲突交融的产物，并非在英格兰的孤岛中诞生。”

其实陈平教授已经摸到了李约瑟问题的本质，但是限于陈平教授对于哲学并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解释还只是局限在利用现有的理论和战术的眼光来解决问题。李约瑟问题的根本在于东西方在面对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上选择的道路不同，而选择道路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在今后都互相点出了令双方都互为惊叹的哲学方法，同时也成为了哲学流派里面的两大古典流派。在这其中，任何一个流派指导下的国家和世界对另外流派指导下的国家和世界产生的傲慢终将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这一点，东方已经承受过了，但是死要面子的西方还将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付出更加痛苦和惨烈的代价。

当然，除了上述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其实陈平教授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在看罢这本代谢增长论之后，会回过头去思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局限性和基本假设的失误的原因之一。

请大家随笔者看这样的一段话：

“社会主义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的成本。恶劣的环境、落后的交通以 及资源的缺乏是传统中国自给自足农业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改革前中国配给制的经济模式。现代的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穷国。社会主义已经通过获得国家独立和军事安全来证明它的资源节约效率，但这又是以低 生活水平和低社会流动的高成本为代价的。社会主义体系并不是工业化 的一个更高级的阶段，而只是内陆国家或穷国为取得工业化而采用的一 种互补性（complementary）的方法（这里，我们引入量子力学发现的互补概念用于社会研究之中）。因为中央集权的政府能够在早期调动全国的资源迅速改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以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但是 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难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因为其产 品仅为满足大众的生活所需，不具备富裕社会中的产品多样性。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混合经济才有国有经济保障国家安全和民生必需的基础，又有外资、民营和合作经济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国际先进性以及地方特殊性。

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证明了它的省时效率和较大的人员自由流动，以此来 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消费水平（Berger，1986），但却是以大量地消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需要许多基本条件：开放的世界经济、发达的运输体系、先进的技术、平衡的教育体系、良好的市场体制，以及强有力的管理和行政体系。为了建立或改善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条件，需要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和合理的政策，这些条件不可能通过跃进式改革在一夜间达到。在一个缺乏基础设施和市场经济必要体制的国家里，想通过动一次休克式“手术”就以所谓的市场均衡达到目标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行的改革方案必须是小心细致的混合经济模式，包括消费品的市场经济、高技术的计划经济以及稀缺基本品的配给经济。一个全盘西化的方案是注定要失败的。”

基于陈平教授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思想实验：

“如果有一个国家拥有了绝对多的生产资料和商品，绝对强大的工业实力，拥有一个高效且自由调度的政府，那么当它有一天抛弃了一般等价物决定货币的额度和价值（例如大家熟悉的金银本位制度）而采取使用了以商品的数量决定货币的额度和价值（换言之就是采取了商品本位制度），那么这个国家比起金银本位制度的国家的优势在哪？”

当然，这个思想实验还可以在往深层次的方向去想，例如：如果这个国家遭受到了来自金融投机资本的攻击，那么它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或者为什么可以绕开货币直接控制商品，如何保证特殊商品的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等等。

笔者之所以要写关于代谢增长论批判，并不是说陈平教授的思想和理论完全错误，也不是简单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需要改革，不需要更新。而是通过现有的智慧和理论架构来分析、批注和判断了解陈平教授到底在想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通过分析陈平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战略性哲学分支下的经济学——所固有的时代局限性和假设错误做出分析并加以批判，从这里对当今社会制度和目前经济学的问题提出哲学上的思考和笔者的回答。并且对于作为社会哲学分支下的经济学，这句话就如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句至理名言一样：

有机的社会不可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分析，就如同一元的世界不可能用二元理论的架构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