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富国强军国防工业政策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富国强军国防工业政策历史性转折

——驳“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杨瑞华

【共和国同龄老三届红卫兵知青安庆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机修工下岗观大商店业主兼咬文嚼理独编】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简称——路文）

路文在“‘富民’逻辑及政策影响”这章中称：

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

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

路文关于改革开放国防工业政策转折的论调——保守僵化，颠倒是非。

如果在30年前持这种论调，不必说平常人，即使是路风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和“路文”所罗列的权威“证人”都情有可谅——毕竞受几十年政治运动洗脑，这些人头脑一时转不过弯——要用时间来证明。

但是，时隔30年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路文还持这种保守僵化，颠倒是非的论调并公开宣扬就是——诬陷或心怀鬼胎！

事实胜于诬陷：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苏等国仍忙于扩充军备、冷战对抗之时，第二代领导集体，把握国际、国内全局和发展趋势，预见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适时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把军队建设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全党工作的重心；坚持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大局。

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会议作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军队与国防的应急性建设同长远性、根本性建设的关系，使军队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为贯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会议作出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决策，并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会议确定，搞好改革体制、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中心任务，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顾大局、识大体，保证这一决策的顺利实现。参加会议的全军高级干部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心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有秩序有步骤地完成这一任务。

90年代我们党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

2002年党的十六大要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这个发展过程表明，我们党对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国家总体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升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系统的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政策核心是：

1. 不断强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军事保障功能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职能的构建，这是国防科技工业工作重点的转变。

2. 制定科技创新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机械化向集约型信息化的转变，快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3. 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打破自成体系的封闭式“固性”结构，实现向开放型和协作化“动态”体制的转变。

4. 完善国防科技工业法规体系，改革管理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由单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相结合管理的转变。

（一） 不断强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军事保障功能及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职能的构建，这是国防科技工业工作重点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突破了“姓军不姓民”的传统思想，建立起“军民结合、亦军亦民”的生产结构。在确保充分满足军队对军事装备需求的同时，以剩余生产能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找到了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力合理利用的科学途径。

国防科技工业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大批优秀人才，是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发展民用产品的客观有利条件，能够对发展国家能源、电子、机械、交通、通信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为了将科学发展观在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中落到实处，必须大力发展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装备、管理优势，结合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努力解决好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30年来，走军民结合道路的国防科技工业成绩斐然。到2007年，民品产值在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到80%。科技成果和技术能力转让，不仅推动了我国民用工业生产水平的飞跃，而且有助于国防科技工业本身产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如在新材料研究、信息运用、新型运载火箭研制、大型静止轨道卫星平台、核能控制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二） 制定科技创新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机械化向集约型信息化的转变，快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高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仅占2%，这直接影响我国武器装备研究开发能力以及更新换代的速度。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战略，制定高技术发展计划，努力提高新技术在国防工业的总产值中比重，使国防工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把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各种柔性技术广泛地应用到传统部门，使传统的军工产品向着战术技术性能更为先进、军事效果更加良好和经济效益日趋提高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现代化国防科研体系基本形成，国防科技新技术正在形成产业链条，对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对传统工艺技术改造方面，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已建成300多个核心军工科研机构，90余个重点实验室，科研基础设施得到大幅改善，军工技术基础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总体设计、系统集成、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配套的国防科研体系，有力保障了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

30年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成果丰硕，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科研、试验和生产的体系日臻完善，常规武器在逐步实现精良化；“十五”期间国防科技坚持自主创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能力取得重大突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和关键技术凯歌高奏，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30多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神州系列飞船载人航天飞行，大大增强了我国在高科技领域乃至太空领域的竞争能力。2006年颁布的《国防科技工业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更为今后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以实施高新工程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切入点，努力突破一批重大核心关键技术，着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三） 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打破自成体系的封闭式“固性”结构，实现向开放型和协作化“动态”体制的转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防科技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强化了横向联系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协作也更加广泛，联系也更为密切。彻底打破了横亘于军地之间的森严壁垒，广泛建立各类型专业化经济技术联合体。如20世纪90年代，核工业部坚持“军民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积极发展核电事业的同时，研制开发了近千项高技术民用产品，并与国防科技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开展科技合作交流；国防科技工业结合战略方向任务，正确处理平战结合关系，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构建“平衡配置”，有机发挥沿海地区经济技术优势和内地大型能源与原料工业基地作用，建立发展型外向经济，在材料、信息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高新技术的先导和辐射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显现。动员全国优势力量和科技资源，集智创新，协作攻关，民事单位因此成为国防科研生产坚实的配套力量。开放式的动态社会大协作，调动和利用全国科技资源服务于国防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机遇和巨大动力，许多重大工程和计划由此起步。

（四） 完善国防科技工业法规体系，改革管理方式，引入竞争机制，实现由单一行政管理向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相结合管理的转变。

国防科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而且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过去往往以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管理，严重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方式，也实现了相应转变。主要表现是：对军品研制、生产全面实行合同制；以法律形式保证军工科研生产顺利进行。为此，国防科技工业必须千方百计改变经济管理模式，适应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研制开发以及生产新产品。目前，我国军工科研生产合同签订率已达90%以上。这种以合同制为主的新型运行机制，完全改变了过去行政管理定点供给的封闭体制。

尤为突出的是，国防科技工业破除了传统的“供给制”观念，变“输血”机制为“造血”功能，努力实现决策的准确性，管理的科学性以及生产的效益性。国防科技工业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相结合办法，调动了科研生产单位和使用部门双重积极性，这就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合作机制，使产学研结合成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30年实践证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标志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步入科学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原文节选]

脱销的“折叠屏”背后, 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死而复生

路风

✪ 路风 |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富民”逻辑及政策影响

……

从理论逻辑上讲，开放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技术学习条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不能在通过自力更生阶段建立起来的基础上继续壮大。

但在“改革开放”开始后，“富民”逐渐压倒“强国”，形成了“富民”必须以牺牲“强国”为条件的政治思维。

这个政治上的转向使中国的技术政策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自力更生”被当作落后的东西而抛弃，完全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被当成“改革开放”的必然。

有三个例子可以生动地反映这种变化。

根据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李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饶斌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

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

被“枪毙”的还有运10——中国开发出来的第一个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型飞机。运10项目由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启动。经过10年的开发，运10于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85年2月，运10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七次从成都飞到西藏拉萨。但运10刚刚试飞成功，中国开始与美国麦道公司商谈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计划。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以三飞（1981）179号文向中央财经小组上报《关于运十飞机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安排的请示》，提出替代运10的方案是引进美制DC9-80飞机，但因民航总局不要DC9-80而未能立项。以后又由上飞从1985年开始执行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麦道82飞机的项目。1984年6月，上海飞机研究所的219位科技人员“联合上书”，呼吁不要去组装麦道飞机，提议在运10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干线机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来信上批示：“此事不再议”。1985年2月，因申请3000万元燃油费未获批，运10停飞，事实上下马。

政策的转向在“枪毙”红旗和运10之前就已经开始。根据张胜的披露，1981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爱萍与总理赵紫阳发生了一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在会上，张爱萍提出不能因为引进法国核电站（功率90万千瓦）就抛弃秦山核电站（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核电站，功率30万千瓦）。尽管张爱萍并没有反对引进，而且从战略上和核工业“军转民”上陈述了建设秦山的意义，但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最后赵紫阳不耐烦地说：“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张爱萍说：“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会议不欢而散。

由于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压力，秦山核电站最终被批准上马（1983年6月破土动工，1991年12月并网发电，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核电站）。不过，由于这个项目获批是以“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为条件的，所以它并不构成“路线”，后来20年的中国核电发展还是走上以购买外国核电站为主的道路。

枪毙或抛弃这些项目的逻辑是什么？直接说出来的原因是它们在技术上落后，如红旗耗油、不可靠，运10超重，秦山核电站功率太小，等等。但是，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

从张胜的隐晦叙述中，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

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

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

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领导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重新投入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

因此，如果自主技术研发、教育和国防工业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包袱，那只能说是来自战略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与对技术的看法有关，更与对“强国”的看法有关。否则，我们无法解开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自主掌握技术对立起来的历史悬案。

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

根据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回忆，他在1982年3月11日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他深感屈辱地说：

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

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道：

……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说句诙谐的话，我也亲身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孟戈非讲的这个事件发生在1982年，但它不是一个中国在困窘阶段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国社会心理开始发生巨大转折的一个标志。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先进技术”的时代，一个形成“外国技术一定先进、中国技术一定落后”社会心理的时代，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

何以见得？再举一个例子。

从2004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列车技术，除了高铁，还有机车。铁道部废弃了中国从1950年代末开始开发的“韶山”系统电力机车（同时废弃的还有“东风”系列内燃机车）。铁道部先从德国西门子引进8轴双机重联电力机车（EuroSprinter原型车，由两台4轴机车并联组成），即“和谐D1”，又在对方的极力推荐下引进世界最大轴功率（1600千瓦）的6轴机车（命名为“和谐D1B”），交由中国南车集团的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机厂）“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散件组装）。

可叹的是，

“和谐D1B”核心部件之一的转向架是由株机厂设计的，

原因是西门子根本没有做过6轴机车。但为了表明这是引进技术，铁道部要求株机厂把全部设计图纸交由西门子审查，一方面向对方支付技术转让费，另一方面把中国企业开发的而西门子没有能力做的技术拱手让给对方。

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方针后，铁道部因为连续大规模引进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松动控制。株机厂顺势于2008年提出自主开发6轴7200千瓦交流传动货运电力机车，这就是“和谐D1C”——它继承了“韶山”“血统”，与西门子的技术毫无关系。

株机厂开发和谐D1C的过程创造了业内奇迹，6个月完成从设计、试验到装车的流程，于2009年6月份下线，同年10月份批量交付，到同年年底就交付了60台，到2012年年底已经出厂约1500台，销售量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型号的电力机车。相比之下，

从西门子引进的和谐D1型机车却因为在中国市场不实用，仅生产了220台就被迫停产，同样引进的和谐D1B也不了了之。

如果以上述两个事件为标志，那么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时代持续了大约3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