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畔，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

1894年9月，鸭绿江对岸，中日甲午战争的平壤战役要开打了。

然而大清援朝鲜诸军“总统”叶志超必须得撤了。

叶志超一点都不想跑。于公，他是清军统帅，这仗打赢了，能保大清东北二十年无事；于私，他本就是战功卓著的清军悍将，因打仗勇猛号称叶大呆子，朝廷还御赐了“巴图鲁”（满语勇士之意）的称号，年轻有为，再有这仗的功绩，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朝鲜王。

但他必须得撤，因为弹药所剩无几。清军物资匮乏，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太先进了。

与我们大多数人印象相反，晚清时清军的装备并不落后腐朽，而是世界一流水平。

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以后，满清上下全都患上了“火力恐惧症”，成为唯武器论者的忠实拥趸，一边大搞洋务运动兴建各种军工企业，一边从全球大买特买各种枪炮军火。镇压天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用的根本不是大刀长矛，而是纯热兵器的洋枪洋炮。

曾国藩的好学生，晚清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更是痴迷于各种先进武器。各国但凡有新式武器发明，李中堂必然疯狂剁手大买特买。毛瑟步枪，买！加特林机关炮，买！马克沁重机枪，买！克虏伯行营炮，买！每遇战事，淮军泼水一样的搞火力压制，太平军捻军之类根本抬不起头来，被按在地上摩擦。

在带货之王李中堂的加持下，清军装备之豪华、奢侈、先进，令当时的英法等国也羡慕不已。

等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军已经装备有世界闻名的英国亨利马提尼步枪、德国新式毛瑟步枪、法国5响哈乞开斯连发枪、奥地利7响曼利夏连发枪，美国9响斯宾塞连发枪、美国20响加特林机关炮等先进武器，火力密度世界领先，亚洲第一。

根据美国人在甲午战前的看法，清朝陆军当时世界排名第五，而清朝大臣们也洋洋得意，曾在奏报中自豪的写到：“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相反，日军使用的还是落后的单装式村田步枪。

9月15日在大同江畔的船桥里之战中，叶志超部下卫汝贵遭遇大岛旅团，仅用200人就以凶猛的火力压制了日军多达3600人的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日军战史记载，清军，

“频频发射的连发枪的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

在驻朝清军的豪华火力下，日军将校以下死140名，伤290名，中队长林久实大尉被当即击毙，旅团长大岛少将及联队长、大队长等也被击伤，大败而返。日本诗人衫浦梅谭叹曰：

“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然而，清军凶猛的火力背后，后勤支持和保障却孱弱到几乎没有。在平壤决战前夕，仅是小规模的接触战，1.4万人左右的驻朝清军，每天要消耗100万发以上的子弹、900发以上的炮弹，规模2000人左右的卫汝贵所部，仅用3天就打完了全部的75万发子弹和5万发加特林机关炮弹、3400发火炮炮弹也仅剩600枚。

双方还没动真格，准朝鲜王叶志超已经弹尽粮绝。作为淮军的高级将领，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领导李鸿章的看似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威海卫的克虏伯要塞炮等先进武器，都是买来的，一旦遇到硬气的敌人或者封锁，撑不了几天，就会原形毕露。

而看似能造枪造炮的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军工企业一样是面上光鲜，质量低劣不说，更缺乏统一规划和调度，导致武器是五花八门万国造，根本供不起前线泼水式的火力压制，

“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

“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

在两天之前，举世瞩目的甲午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虽然官兵质量和技术水平高于日军，但国产炮弹质量低劣，甚至装不进炮膛，而最有效的开花弹更是临时抱佛脚只造了55颗，各舰一个小时就打光了。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以0:5的战绩大败亏输，丢失了制海权。

作为全军统帅，李鸿章也知道战争打的是工业，打的是后勤，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个大清的工业，都是地方各省各自为政搞起来的，没有统一规划、缺乏中央领导，更无财政支持，毫无体系可言，根本没有强国的底蕴。整个国家没有钢铁的骨架，而是一个纸糊的房子，外表光鲜而已。

作为文韬武略的一代人杰，李鸿章不是不知道这是体制问题，但要解决这种问题的难度、需求资源和环境要求远远超乎想象，他无法解决，也解决不了，只能坐视清军在甲午一败涂地。终其一生，李鸿章自嘲只是一个裱糊匠。

我们经常提百年耻辱，但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并未伤筋动骨，输给横扫世界的英法联军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中国真正的沦落，是甲午战争一把揭穿了中国的强国面目，满清很快丢了朝鲜、越南、缅甸等藩属国和台湾库页岛等本土，随后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更是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更可惜的是，中国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历史机遇。

中华千年帝国的衰亡，始于鸭绿江畔。

甲午战争一打，满清发现自己辛苦了几十年的同治中兴，原来是个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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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抗日战争一打，国民党发现自己统治大陆的“黄金十年”也是个渣。

1927年，国民党实现了全国统一，在一帮耶鲁、哈佛、伦敦政经高材生的领导下，轻工产业如雨后春笋，面粉香皂火柴品牌纷至沓来。搞百货，做消费，发财又好又快。

夜上海灯红酒绿，没有人关心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的重工产业，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大为盛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买办出身。

在这种思路下，蒋介石以钨矿、桐油、猪鬃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从德国买回了20个师的装备，号称德械师，然而，这些买回的德国装备还不如晚清，缺乏重火力不说，自己只能造步枪和子弹做补给，连钢盔都补充不了。

直到抗战爆发，一下被日本人打回原形。

1937年，钢铁，日本年产580万吨，而中国只有5万吨，黄金十年只增加了2万吨的钢产量。飞机，日本年产1580架，中国一架造不了，只能组装；大口径火炮，日本年产744门，中国一门也造不了；坦克，日本年产33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年产9500辆，中国一台也造不了；军舰，日本年产52400吨，中国一吨也造不了。

中国空军号称有100架霍克战斗机，国防部开会时候，蒋介石发现买飞机的钱竟然被宋美龄存在香港的银行吃利息，气的大骂，“女人当家，墙倒屋塌”。

在晚清，中国好歹还能造军舰和蒸汽机，在军阀混战的北洋，中国好歹还能造特种钢和大口径火炮，而到了国民党控制下的民国，整个国家只能造步枪子弹迫击炮等轻武器。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于是乎，精锐的德械师在淞沪和武汉会战很快打的精光没法补充，1939年以后不见了踪影。日本小豆式坦克，重量仅3.5吨，装甲仅6毫米，在欧洲战争几乎是玩具一样的存在，我们只能以血肉之躯去炸毁它。

抗日战争，中国山河破碎，损失了5000万人，更由此错失了以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历史的机遇第二次与我们擦肩而过。

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出身的大户，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工业体系的价值，后续的南斯拉夫铁托，波斯湾雄狮萨达姆也不是不想搞，然而，这套体系有四大难以逾越的天堑。

第一要天量的资金和资本支持。钢铁、石化、成套设备不但是回报漫长的烧钱机器，它更需要水利、桥梁、铁路等基建类吞金巨兽的支持，仅仅是规划工业体系本身，设计方案就是天价。

工业体系的建设花费要重金投入，损耗和维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当年TCL在广东设立液晶面板工厂，一期仅设备投资就高达40亿元，每年的折旧更是高达30%，一个企业如此，整个国家的花费难以想象，根本不是卖农产品和初级资源出口的农业国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是俄罗斯这样的曾经大户人家，有体系却用不起，只能废弃，一样快速跌落。

第二要雄厚的人才和知识产权储备。现代科技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是一个门类齐全细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简单工业制成品的产权与专利可能高达数百件，一台坦克的设计图和工艺图要装满好几个教室。造出东西，知其然很难，掌握其设计思路和原理，知其所以然更是难上加难。

要搞定这些，不但要大学，而且要批量的大师，仅一个钱学森，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就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更遑论大师的集群，绝不仅仅是拿体重同重量的黄金就可以衡量的。

第三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时机。从铁路、工厂、大学到人才培养，动辄以十年计算，这就需要该国必须具备稳定的外部环境，用来发育筑基，在弱小之时，最好还有大国提供安全保护乃至核承诺。

东南亚的小霸越南，有法国留下的基础，一心想建立印支大国，然而始终缺乏稳定的安全环境，50年代被法国打，60年代被美国打，80年代被中国打，一直到1990年前后才有时间发展。所以说，发展是大国的专利。

第四得有广袤国土人口和强大的行政效率。40多个重工业的大类，没有2亿以上的人口是根本玩不转的，强行硬上，只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沙特等一票富的流油的国家理论上什么都可以买到，但几千万人的基数根本无从获得工业化的人口。

更关键的是，工业的产出是必须通过生活消费来反哺的，这就需要高效简练的行政力量来配置消费和市场。美苏争霸，美国有20亿人口以上的市场来消费和反哺，前苏联带着一票穷国，貌合神离，畸形的重工业持续干烧，撑不下去被拖死是迟早的事情。

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是蒋公的粉丝，崇拜的不得了，但撇开第四点不谈，我们从历史的进程中来看，天量资金、海量人才、安全保障这三大要素都不是蒋系的英美盟友所能够给予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选择蒋系和他的盟友，不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