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诺贝尔文学奖伴随前苏联和美国冷战时代（中）

​那么前苏联其他四位获奖者，为什么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排斥和驱逐，这就必须说说苏联政治文化的历史。

可以说，在东西方两大阵营此消彼长的斗争史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因此，苏联这个东方阵营最强大的国家，从成立之初，就已经非常注重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西方文化的侵入防范非常严密。为了防止西方运用文化这个工具向社会主义进攻，斯大林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手段和措施。历史上，苏共打造的意识形态防御举措，足以称得上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个手段，一直维持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种严密的防范办法，是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

首先，为了防止西方利用作家学者对苏联进行政治渗透，苏联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比如，苏联作家协会可以将这样的作家开除会员籍，作品可以遭到封杀。还可以运用开除公职、党籍，被收回住房等社会福利的办法，以此用来禁止这些人的种种反社会主义行为。使这些人不仅丧失政治上的权利，而且失去经济上的来源，生计都受到严重威胁。第二，对这些人中影响极坏的，可以进行搜查逮捕。1964年，Р·麦德维杰夫的《政治日记》开始在西方定期发行，1965年他被克格勃逮捕。其实，这期间仅在维尔纽斯就有100多人因为私下出版物中发布反政府言论被审讯。第三，被审判入狱。不少人因为发表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被判刑。第四，被关进精神病院。第五，也是比较多的使用办法，剥夺国籍驱逐出境。为了减轻在国内控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苏联当局更多的是倾向于将这样的人赶出国门，禁止他们作品的传播。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至于这种做法的得与失，我们暂不做评论，因为那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的关键历史时期，双方对对方都是严加防范的。

苏联的这些高压办法，当时运用于阻止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对防止敌人的文化渗透，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美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运用文化领域对苏联的进攻，虽然不择手段，但是很难以得手。正是这个严密的防范，曾使苏联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占有先机。可以说在开始阶段，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己都承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西方不是苏联的对手，那时也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成长阶段。社会主义各国对美国的防范保持了一致行动。

但是后来，特别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当这种为了被动防范造成的固步自封使意识形态平衡被打破以后，苏联共产党渐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产生了错误理解，加上忙着与中国开展了理论论战，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便也就集中显现出来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文化政策确实又出现比较大的失误，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高涨，这几乎成了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误，解决与西方斗争的策略和斗争艺术问题，纠正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但是，此时的苏联正在忙于否定斯大林，对原本坚持的基本方向和正确道路开始进行“修正”，使这种不同政见者运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有机可乘，快速成为一种力量，直接影响了苏联国家政治安全。

这种局面，为美国文化入侵渗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时机，最终的结果使苏联主流政治文化让位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为苏联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的失败结局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批被后来称为苏共和苏联掘墓人的青年一代持不同政见者的成长，直接威胁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二十大以后这一代人执掌政权以后，对苏联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影响。成为真正意义上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掘墓人，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亡党亡国。

至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其阵营非常复杂，大概来说，包括这样几种类型的人。其一是直接崇拜西方文化，崇尚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西化派，推崇西方价值观，是认为外国月亮圆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二是非常明确地利用文艺作品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怀念沙皇时代俄罗斯贵族生活的一大批泛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这批人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斯大林，而且明显对苏联当下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为此时中苏的理论论战正在进行，一批原本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满，按照后来的话说，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搞修正主义不满，不赞成苏共20大以后采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表示赞赏的一部分人。这部份人比较少，但也一样被当作不同政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选代表直接给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对苏共领导人背弃列宁斯大林的不满。正是这样多种元素的力量的组合，使整个社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狂潮。但在这个狂潮中，更主要的力量也是根本的力量是西化派为主体，是一些对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不满的人。特别苏共二十大以后，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力量，对苏联执政党和苏联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在文学阵营里，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为数不小的力量。很奇怪，一些作家当时热衷于参与政治谈论和论争，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影响，用文学手段表达对政党的不满，发泄亵渎政府和老一辈领袖的言论，甚至出版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书籍，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寻常现像。

而这时的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在二战结束后，本来都是同盟国的苏美各国，在对抗希特勒德国时曾进行并肩作战，而这时，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逐渐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而且在与日俱增。1946年，以丘吉尔的《和平砥柱》演说为标志，拉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实际上是冷战的动员令。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

所谓冷战，与热战不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文化便是首当其冲的主要手段。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对利用文化领域进行冷战，用最低的投资对苏联进行政治渗透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也是他们特别娴熟的惯用手段，而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热潮，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无疑是送上门的大礼和良机。他们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时机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凡是持不同政见者，都很快进入了美国中情局的视野。这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为数就不少。美国人认为，利用他们的作品做文章，作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极其有效的和重要的手段。中情局的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充分满足这些作家的虚荣心，把掌握在西方人手里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橄榄枝，伸向对获奖充满欲望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和斗争手段。因为每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仅获得文学声誉，而且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这足以让一些人政治立场发生动摇。

在这四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中，首先要说的是《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比较起来，这部作品影响最大，也是美国中情局花的本钱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项目，当然收到的效果也最为明显。

《日瓦戈医生》这部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风靡一时，被中国一些中青年作家作为文学模仿的经典和范本。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多个知名作家，都以熟读《日瓦戈医生》作为一种光荣和自豪。这件事本身，抛开文学本身的因素不说，单以中国改革思想极其活跃的大背景，这样一部书被人为引进并被大肆吹捧，本身就有美国的政治背景和周密运作，因为利用一本书来渗透一个国家，从而让一代人的价值观发生动摇，他们已经在苏联获得成功。其中《日瓦戈医生》就是他们成功的政治工具之一。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企图用他们在前苏联用过的同样手段，在中国再度推广和使用。那时的一批中国作家，都形成了一种时髦，在自己的作品里极力模仿《日瓦戈医生》那样的思想和韵味，如果别人说自己作品具备《日瓦戈医生》那样的技巧和思想风格，是一种十分值得炫耀的有才华的表现。这种开始的简单模仿，到最后的盲目崇拜，再到后来思想深处对作者表现的强烈政治思想认同，深深影响了今天中国的一批作家。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学课堂的教授，一部分知名作家，开口闭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种盲目对文学时尚的追逐，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

如今，这批作家的作品，按照今天老百姓所说，离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越来越远，离西方价值观西方文化越来越近。所以，什么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虽然奖项设置不少，但真正深入中国老百姓人心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因为在对西方文化观的追捧中，慢慢地就丢失了灵魂，很多作家至今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获得大奖的什么作品，以及当下正在激烈争论的日记什么的。那些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对毛泽东等领袖们冷嘲热讽的什么解读历史的作品，那些嘲讽党的革命史，甚至直接攻击党的重大政策，如土改、抗美援朝等，等等，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不能不说，是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一批同类作品，对改革年代的中国一代作家影响至深。今天，人们一提经典文学，依然能够记得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老作品，比如“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还有《创业史》等。这些年一些被作家圈子吹到天上的那些时尚作品，不仅没给老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遭到大众的唾弃和反感，甚至被厌恶和憎恨。文艺创作成了一些作家圈的个人行为，离大众和社会越来越远。同样，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影视文化和其他娱乐文化。由此思考，改革之初，那些盲目引进的西方欣赏的文艺作品，实际是美国及其西方有预谋的一种文化战略。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简单点说，这就是苏联版的一部“伤痕文学”。作品反映的时间点是1917年的2月革命、10月革命，再到国内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作品写了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故事。说穿了，这就是一个老版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本身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就是透过这么一个三角爱情故事，作家却用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伟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在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为背景的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看不见了，十月革命给苏联人民以及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伟大进步看不见了，革命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看不见了。读者能看到的，只是这样一场革命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和破坏，给个人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心酸记忆。这部作品，文学手法比较高超，实际上是在运用文学方法，质疑十月革命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这自然与当时苏联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格调灰色的典型的思想消极的内容有严重问题的作品。

对这样一部作品，即使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苏联思想界文学界必然展开坚决的理所当然的批判。在当时情况下，苏联对这样一部作品的批判，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而且也是广大苏联人民的底层百姓的一致要求，从捍卫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成果角度观察，这个批判都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尽管苏共在理论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但国家的社会主义旗帜毕竟还没有倒下。苏共党员中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还没有变质，刚刚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向往的。人民不允许这种诋毁社会主义的充满灰色基调的文艺作品在文化市场大行其道。

然而，苏联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情报，很快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捕捉到了。凡是苏联反对的，美国人必然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他们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完全可以运用《日瓦戈医生》做文章。他们认为，苏联对作家及其《日瓦戈医生》的批判，恰恰是美国人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

1958年1月，当英国的情报机关将《日瓦格医生》的手稿做成两卷微缩胶卷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这正是他们期待利用的苏共的禁书，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的急需书籍。于是，一个周密的计划，由美国中情局开始实施。按照计划，首先由中情局亲自出马，做盗版书出版，做便携式印刷版，由二渠道发行商发行，甚至评论推广商等多重角色，都由美国中情局的人员负责。计划先让这部书的俄文版在欧美市场流行造势，而后想尽一切办法，将这部盗版书推行到俄罗斯读者中去。

一个布局周密的计划开始了实施，一部书作为武器，开始了对苏联的文化攻势。很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作的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在荷兰出版了。这部书硬皮精装本在荷兰本地印刷。纸皮本的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印刷。计划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批准实施，可见这对于美国来说多么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受命于总统的任务乐此不疲。今天，已经解密的美国情报局档案这样记载包括《日瓦戈医生》一类图书的行动目的：

【“为了对苏联进行文化进攻，凡是在苏联东欧被列入禁书的作家作品，都可以拿来作为我方宣传之用，比如像《日瓦格医生》，还有像其他人的小说、诗歌等等，凡是苏联禁止的反对的，都是可以列为我们进攻的文化武器。”】

美国人的目标和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进行文化渗透。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开始筹划怎么把这样在苏联读不到的图书向俄罗斯散发。

历史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特别的机会。

1958年，世界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是由43个国家参展的图书博览会，在布鲁塞尔足有500英亩的土地。美苏两国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览馆，目的在于宣传本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更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兴奋的是，比利时政府为了推销生意，事先已经向苏联公民发放了16000份的签证，这样就有大批苏联人前来博览会。为了实施这样一个计划，事先美国人还特别招聘了一批荷兰特务送到了华盛顿培训，负责参与送书的活动。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装精美的《日瓦戈医生》已经运到了布鲁塞尔，对小说的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览馆进行，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克格勃的注意。

但是，很巧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就在美国展馆的旁边，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在梵蒂冈的这个馆内，流亡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在这座馆内拉起了帘子，借地方办起了自己的一家小书馆。于是一项十分缜密的活动就在这个帘子后边开始了。来自俄罗斯的大批读者，从这里可以悄悄从经销商手里接到免费的蓝布皮《日瓦格医生》赠书。书拿到以后，苏联读者立即扯掉书皮。于是在这座展览馆里，蓝布封皮几乎铺满了地，因为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在回国时通过海关检查的。就在现场去掉了封皮及对书进行现场解体以后，把书拆开为若干部分，然后悄悄塞进衣服口袋。这样，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格医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带到了苏联。在苏联读者中开始了秘密流传。越是政府列为禁令的图书，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于是，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广泛传阅。

然而，按照法规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盗版书。当年，也就是1958年10月，当瑞典学院向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苏联以政府名义立即宣布，这是真正的反苏挑衅。迫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到瑞典去领奖，发表了感谢声明后，又转而拒绝接受颁奖。

此后，美国人的初步成功，似乎尝到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渗透的诸多甜头，于是多种多样的袖珍版的《日瓦格医生》在欧美各地出版流行，各种俄罗斯青年与外国青年联欢聚会的机会，都可能成为美国情报局的特务们向他们兜售赠送《日瓦戈医生》的时机。尽管克格勃的特工们时时都在盯着这类文化交流的往来，但《日瓦戈医生》依然在苏联土地上悄然流行。往往你越是禁止，越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就像我们文革时期的一些黄色手抄本，当你作为政治事件去查去追的时候，恰恰为这种书的流行做了最好的铺垫和广告。

今天这部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已经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但是因为一部小说展开的东西方力量的角逐，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段历史。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也没有去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是在祖国和奖金面前必须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