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时期的地狱: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大屠杀研究(三)
三、对太平天国战争中屠杀现象深层原因的探究
在上一部分我对太平天国战争中各类非人道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分别探讨。但正如我在第二段结尾所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哪方的屠城或杀降其背后都有共同的原因,而这一共因正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缺失。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在辛亥革命之后发扬光大。因此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仍然是由封建宗法、天命观念构建起的国家,无论是清廷还是底层民众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都不了解。1858年英法舰队驶向天津,“船搁浅在烂泥地时,船员会把绳子抛向民众,岸上的人会帮忙将船拉离泥地”。正如民众不会因为舰队是外来入侵者而抵抗,湘军士兵也不会认为安庆和南京的民众是本族同胞而停止杀戮。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大沽炮台。太平天国战争进行中的1860年。
民族主义与屠戮同胞之间的关系亦可从西方的事例中得出。邹容《革命军》引俾斯麦语:“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但在200多年前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期间马格德堡市也曾被同民族的天主教联军屠城,约25000平民被杀,联军指挥官冯·帕本海姆伯爵称“自耶路撒冷被罗马攻陷以来没有比此更糟糕和更该遭天谴的事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起源。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而处于宗教和封建领主统治之下的欧洲也会产生屠戮同胞的事件,而到了两百年后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西方自然已经不会发生同胞相残之事。
马格德堡屠杀,1631年。屠杀后的马格德堡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对于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需要民族主义理论的成熟,另一方面则需要民族危机的深刻。此时中国面临十分严重的内乱,民族矛盾相比之下只能位居次席,且国人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了解和引入也近乎为零。
事实上,除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我们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件时油然而生的愤慨和悲痛之情,也是因为21世纪的人们早已接受了人道主义这一概念。而人道一词也是由日本红十字会1877年使用汉字翻译国际红十字会的概念,而被中国红十字运动者引入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刚刚创立的时期,战争双方在屠城或杀降时也自然无法从“人道”这一角度进行价值评判。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此方面才逐渐与国际接轨,从狭隘的种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再经历抗战的民族战争洗礼,最后将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扎入国家精神之中。因此若站在如今的视角去评判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事件,实际上是以如今的价值标准来约束过去之人。但这不代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种种不人道事件情有可原,相反,我们应该痛定思痛,通过对这些惨痛事件的回顾与剖析来警示今人,不让这样的悲剧在这片大地上重演。
而民族主义发展到了现在,这一在世界各地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精神是否还能为世界的发展继续做出积极贡献,那就是本文讨论范畴之外的另一个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2004。
[2] 陈作霖:《金陵通纪》(二)卷三,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3] 《金坛见闻记》,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4] 佚名氏:《庚申常州城守日记》。
[5] 莊毓鋐、陆鼎翰纂修:《武阳团练记》,《光绪武阳志馀》,光绪十四年版。
[6]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 Hake, A. Egmont, Events in the Taeping Rebellion,Being Reprints of Mss. Copiedby General Gordon, C. B. in His Own Handwriting...London: W. H. Allen and Co.,1891.
[8] 曾国藩:《讨粤匪檄》,收于《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9] 曾国藩日记,收于《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0] 曾国藩家书,收于《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11] 沈梓:《避寇日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八册,2004。
[12] 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3] 侯竹青:《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4] Hans Medick and Pamela Selwyn. Historical Event and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The Capture and Destruction of Magdeburg in 1631.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52 (Autumn 2001), pp. 23-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