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支持者，请和良知站在一起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名为“易中天：站在方方一边，站在“人”和良知这一边”。作者以此向方方、向所有支持方方的人们致敬！

作者首先说：
大疫期间，每天都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期待着阅读方方的“武汉日记”，可是也有一些心怀鬼胎之徒对方方大肆攻击，甚至进行政治陷害。从无数人为方方点赞、无数人为方方留言、无数人为方方转发就可以看出民心所在，宵小之徒只是躲在肮脏角落里的一小撮。

我想芳芳的所谓日记，所引发的讨论或者是争论，应该说是非常广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占了相当的人数。反对双方的发文和支持，双方的发文从数量上来说恐怕都不相上下，反对的发文或许要更多一些。同样支持双方的评论和反对，双方的评论也都铺天盖地。可以说对汪芳芳的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形成了两股鲜明的力量，而且这两股力量都堪称浩瀚。

那么既然方方说过，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那这浩瀚的批评怎么就变成了“大肆攻击”和“政治陷害了呢”？难道批评就是攻击，就是陷害吗？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方方是不是就是一个只愿唱听唱赞歌的人呢？其实只要你看方方的文章或者是日记，就能看得出来，凡批评他的人都被说成对他的攻击，凡批评他的人都被指责为“极左”。显然方方是不愿接受任何批评的，而这种把任何反对和批评的人都批为“极左”，又是不是政治陷害呢？因为凡“极”都应被抛弃，甚至被打倒的。

何况这批评的力量是浩瀚的，是摆在明面上的，很多不敢说全部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怎么就变成心怀鬼胎了呢？怎么就变成躲在肮脏角落里的一小撮了呢？显然坐着一上来就把所有反对方方批评双方的人，扣了一个小丑的帽子。这样的说话方式显然不客观。

接着作者搬出了作家王朔：
诚如作家王朔所说，“当下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左派右派之争，只有人派兽派之分。判断的标准很简单：说人话干人事爱人类的为人派，说鬼话干鬼事的是兽派”。方方秉持良知，记录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就是“说人话干人事爱人类”。因此，站在方方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就是站在良知这一边。

王朔首先否认有左派和右派之争，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社会有大量的亲美亲西方的公知，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被这些公知影响和带走的民众，也是有相当数量的。这些人多数不认同中国的制度，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方式，也不认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特别热衷于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同样以极高的热情来批判种种问题，而批判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否定制度。这些人是中国当今社会的右派势力。

我们说人无完人，事无完事。缺点，缺陷总是存在的，只要你做事，只有不做事的人才是完美的。批评，批判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也要看你出于什么目的，和批评的是否属符合逻辑、符合事实。这样的批评，我想没有人不能接受。

疫情期间，到底都有谁在干“人事儿”？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是那些一线的医护人员，是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保安、街道办事处基层官员、以及大量的志愿者。既然他们是干人事的人，自然他们说的话也才能说得上是“人话”。

那么，什么样的事儿不算人事儿呢？这个不好说。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这样的事情算不算人事儿，抑或算是鬼事儿。如，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尤其是曾经是作协主席的身份在社会中所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包括在警察，并利用警车，由警员亲自开车将自己的新加坡国籍的亲属送出疫情紧急中的武汉，送往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这算是人事儿，还是鬼事儿呢？普通人做得到吗？甭管新加坡有没有撤侨一说。

把一个尚在处于抢救当中的护士，方方提前11个小时就公开宣告了她的死讯，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那么什么又是人话，什么又是鬼话呢？和那些一线人员的言论相比，待在房间里，从各种消息上去评判严峻的疫情和战场，以及疫情下所发生的各种故事，并加以对某些事物以悲情的渲染，是人话还是鬼话呢？如，“3000多名枉死者” 发生疫情以来，事实上，我国因疫情死亡的人数3000多人。这句话所透露的信息是，所有的死者，都非因病毒而死，似乎病毒没有任何威力。因为方方认为，“这是一场人祸”。这样的言论是人话还是鬼话呢？

我们不排除疫情初发时，由于疫情紧急，病毒的性质一时无法确定，受感染的0号人员无法得到有效追踪，各种谣言满天飞，干扰着人们的视线，当然也有人为的专业上的判断失误，从而导致控制疫情不得力的情况，但完全把这种疫情的灾难说成是一场人祸，这难道不是有意而为之的说法吗？这是人言还是鬼话呢？

又如，仅凭一张医生朋友发来的图片，就能说图片中被扔的满地的手机，都是新冠死亡者丢弃在殡仪馆的。这种逻辑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能认定是殡仪馆的呢？怎么就能认定是死者扔下的呢？何况这么多，属于死者的个人私有财产。难道是死者商量好一块扔的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不能及时清理和收拾吗吗？就不能帮助死者进行个人物品保留吗？

“这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 它除了制造一种凄惨的场景，激发善良之人悲天怜人的同情心，难道不是转移了人们对其中内在逻辑的判断吗？这样的描写是事实吗？又算是人话吗？
怎么就得出方方是站在良知一边的结论呢？

接着作者发出了如下感慨：
遗憾的是，目前知识界公开支持困守孤城的方方的还是少数。并搬出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说张曾慨叹：“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里叹气，坏人在外面台上唱戏。”
不知道张校长这些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但这样的表达，在任何社会下都存在。坐在屋里叹气的就一定是好人吗？而在外唱戏的就一定是坏人吗？

在疫情当中，是谁在屋外唱戏呢？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是并肩战斗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务人员，基层官员，志愿者们，以及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深入一线报道的记者们，他们唱的是一出挽救生命的大戏。而又是谁躲在屋里整天的摇头叹息呢？今天指责那个“极左”，明天问责那个“人祸”……

作者又引用了大作家托尔斯泰的话，“如果那些不讲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话，那么正直的人也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确实的，正直的人的确应该团结起来去反对那些“坏人”。

接下来作者又搬出了“大师”易中天：
2月12日，方方的日记题为《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缓解的》，抨击那些喊空洞的人。第二天易中天以一篇《武汉铆起，马屁精滚开》，表达了对方方的支持。他在文章中说：“武汉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援助。他们心中的痛，正如方方所说，也非口号可以缓解。”他响亮地喊出“武汉铆起”，指出“一线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同情，空洞的口号，更不是无聊的吹捧，而是——理解。”他呼吁所有媒体，“多点理解，少吹牛皮。守住底线，不唱高调……请学会说人话，请学会懂人心！”

首先，方方强调武汉人的痛。难道受痛的只有武汉人吗？那武汉以外的人们没有受困吗？难道武汉以外的人们没有把武汉人当做自己的同胞吗？难道武汉以外的人们没有从四面八方去支援武汉吗？仅仅就是喊喊口号吗？

其次，易中天的“铆起”，是不是口号呢？是不是易老师对武汉人援助真正的行动呢？武汉人要的是理解，难道不是更需要援助吗？难道加油就不可以吗？把取得了一定成果和进展的宣传报道，说成是吹牛，或是拍马屁。那么请问，普通民众和国家没有权利知道前方疫情的进展情况吗？难道民众不希望取得的成果并被成果所鼓励吗？怎么全成拍马屁了呢？易老师的话就是人话了吗？

再接着的言论来自，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有人指责说，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的写下来。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难道疫情的战场不是全中国吗？武汉当然是最危险的地方，这没错，但你身处最危险地方当中的安全地带，怎么你就变成了战地记者了呢？你是像其他媒体那样深入一线了吗？去到医院、去到护士、医生、病人、殡葬人员身边跟他们深入交流了吗？你的哪一篇日记不是来自于这个医生那个医生，这个朋友那个朋友的消息，包括那个扔的满地都是手机的照片。这是真正的战地记者吗？战地记者是要冒着死的危险的。

而且战地记者，要做的是真实的报道。而不是臆测、猜想和渲染。难道我们的大学校长判断一个事情的能力就这么低吗？还什么“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 难道我们就只看到了悲剧吗？没错确实有悲剧，因为这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没有死亡，不可能没有悲情。但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只有悲情。当需要吹起冲锋号的时候，人们却听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哭丧号。这就是所谓的有胆量正视吗？为有这样的大学校长感到悲哀。

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先生，已经不能正常的与人交流了，谩骂使他所能够展现的最大的技能：
……张颐武则一副太监相。他居然厚着脸皮对方方讲做人的“底线”，他早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别说做人底线，离做狗的底线都差了十八条街……还有脸和方方怼，他连舔方方的鞋底子都没有资格啊。

所以把反对方方的人，都可以随便的批为“极左”，可以轻而易举的张口说出脏话，又可见支持方方的某些教授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

接着，阎连科，知名作家，是这样说的：
以方方、小引等许多武汉的作家、诗人和其他作者为代表的日记，最终会成为这场劫难最独特、细微的记忆和文学。这些日记是时代最坚实的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日记，不要太久，疫情之后的三年或五年，十年八年，在这场疫劫里死去的数千鲜活的生命将会成为记忆的空白。比如17年前的SARA，我们去哪儿还能找到如方方日记这样的记忆作品呢？历史总是以里程碑的方式来概括、轮廓过往和时间，而方方的日记和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刻写的最具体的文字。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我想这第1句恐怕就有问题。因为方方说了，她的日记是实事报道，而不是什么文学。当然你可以把它归类为文学。用方方话讲，它是事实记录。所以阎连科说他是最坚实的细节，所以说它是记忆可以，但说它是文学显然是错了。自我矛盾！关于疫情的记忆，恐怕不只有方方，恐怕各种各样的媒体，包括自媒体都有各自的记忆。3000多位死去的生命成为记忆的空白，不知道严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能记住这3000多位当中的几个，又都是谁？“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刻写的最具体的文字。” 这话我想是不错的，前提是那些记者真的有良知。而方方日记属不属于所谓“里程碑上的文字”，大家可以从她那些“人话”亦或是“鬼话”当中可以得到判断。至于阎先生说，“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我想把“捡起”改为“踩踏……已经掉在”，稍许会更贴切吧。

张抗抗：作家
如果你习惯了在黑夜之中摸索，别人的一点亮光，都会让你觉得刺眼；
如果你习惯了在泥沼中爬行，别人穿上靴子，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冒犯；
当你从宏大的叙事中，寻找胜利的希望和心灵的慰藉，别人发出一点悲鸣，你都觉得聒噪；当你沉醉于虚伪的赞美诗中，头脑发胀、热血沸腾时，别人一点抱怨都会让你怒不可遏……
----（张抗抗专门转发了“方方日记”中的一篇《说谎的记忆》，同时转发别人的这段话表达了对方方的支持）

不知道张抗抗此话怎讲？不知道当下的社会是应该用黑暗来形容还是应该用光明来形容？哪个是主流？哪个多一些？没错，黑暗中有一点光，也许你确实会觉得刺眼。但同样光亮之下，有一团污迹，不会同样觉得恶心吗？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国人，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在爬行还是在走路？是穿着鞋还是在赤着足？如果是爬行，你给他穿了鞋，难道他就不爬了吗？如果他有鞋，你还要给他穿鞋，是你看不起他穿的那双鞋吗？如果他是在走着，他不知道自己穿鞋吗？

在宏大的叙事中，寻找胜利的希望。难道不是应该采取行动吗？难道不是应该思考怎样战胜困难吗？灾难带来恐惧，死亡带来悲哀。但一味的哭天抢地就能解决问题吗？一味的嚎啕痛哭就真的不让人烦吗？对于那些想从死亡中寻找希望的人来说，是听没完没了的嚎啕痛哭，还是应该做冷静的思考和分析判断寻找答案更来的有力量有希望呢？而你在做认真思考和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那绵延不绝的哭爹叫娘的嚎啕仅仅是一点点抱怨吗？难道不刺耳吗？不该被呵止吗？要知道战场之上扰乱军心者，“当斩”。

再说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在他的《夜读冯天瑜新启蒙说访谈与方方日记》这样说：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我曾经跟朋友有过争论，就是是否可以真的言论自由，又或者说言论是否真的就绝对自由，没有边界。我就问朋友说我可以随便骂你吗，或者是造你的谣吗？朋友说，随便谁都可以。我说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因为如果你骂我或者是造我的谣，我可以用法律去控告你。那么其实这也就结实了，我们是不能随便说话的，我一说出去的话，如果不真实，是要被别人告上法庭的。你只有基于真实的言论，你就不必左顾右盼，也不必担惊受怕。当然这是大多数情况，也并不绝对。因为人总还是要撒谎的，比如我不我们不能老说“你总是要死的” 这种实事求是的真话。还有一些其他特定的情况，真话也还真的是未必能够说出口。但如果任凭假话谣言流行，让造谣者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肯定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美好生活。

另外，指责干活的人发生错误容易，因为干活总是要出错的。不能把这种谁随便对他人的指责，缺乏建设性意见的批评称为说实话，而把这种做法称为“有勇气”，就更加显得可笑，不是吗？因为这种话人人都会说。

丁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说到：
方方不是肩扛着闸门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响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开一剂良方而已，这就是启蒙者的职责所在，从中我们又望见了人性的微光。
人类不亡，启蒙不死！启蒙者虽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是她是没有一个私敌的人。
——丁帆《方方：一个没有私敌的人》

不知道丁会长所说的心理良方在哪里？具体是什么？是让人们身处灾难时陷入悲情之中来更加痛苦呢？还是准备让人们跳离随时可能被巨浪掀翻的小船儿？或是在巨浪掀翻之前自己把小船给掀翻呢？他启的是什么蒙呢？她所做的是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还是让人看到了人心的险恶呢？

“她没有一个私敌”。不知这个结论从何而来？自打爱国青年与香港废青之间发生言语充足之时，双方就已经把所有批评她为香港废青站台言论的人当做了“私敌”了。她日记的第1篇就提到了这些“私敌”，随着他日记的发表，她的“私敌”变得越来越多，她把他们统一称为“极左”， 并在他的日记里面不断的批驳批判那些“极左”的“私敌”。直到他的完结篇，“那美好的仗”，用多达6句之多的言语来表达对那些私敌的仇恨。例如，“极左尽管水平低劣，可他们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一点点传染我们的社会”。这样类似的言语在他的日记里面可以说比比皆是。不知道丁会长说这样的话是在瞪着眼睛说什么话？

接下来登场的，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起这场灾难时，肯定会想到方方日记，它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永恒……她无意于做英雄，但那些咒骂、谩骂她的人将她逼成了英雄。就像李文亮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眼科医生，但有人硬是将其逼成英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假如我是文学最高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方方，以文学经典的名义，用善良人性的名义。
——苗怀明《话说方方日记——以文学经典和善良人性的名义 》

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是在哪里？当一个人在地铁里面又乱嗑瓜子儿、乱又吐痰，面对众人的指责甚至谩骂时，也毫不收敛，也并不以为“耻”，而且还起来跟别人对着骂，“这地铁里这么多人，多闷的慌啊，多压抑呀，你们应该跟我一起嗑瓜子吐痰”。于是他成为了“名人”，成为了某些人心中的英雄。因为他干了别人不敢干，也不屑于干的事儿。这就是教授所谓的逼出来的英雄吗？她能跟李文亮相提并论吗？这样的人能算是善人吗？有善良的人性吗？

梁艳萍：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很多人每天都等候到子夜，读方方日记后再睡去。读者关心着方方，关心着武汉，关心着湖北，方方关心着人，关心着病人，关心着他人。方方的写作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人的写作，也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写作……只有直面惨淡的人生，才敢于与禁锢抗衡，才敢与死神较量，敢于突破道貌岸然的攻击与包围，方方做成自己。方方是直击的方方，人文的方方，大写的方方。
——梁艳萍《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

方方关心着人，关心着他人。当然表面看来是的确如此。至少她还是把她的侄女用警员和警车送到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这大概是他疫情期间所做的最大的实事。至于其他人，他日记里也确实多次提到。尤其是那“枉死”的3000多生命，尤其是广西的护士，尤其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两位院长，尤其是那些地方官员，更尤其的是那些“极左”。
她真的关心他人吗？那不过是她最擅长的文字游戏。从日记的首篇到最后的完结篇，她不过都是在打仗。借这疫情打她自己“所要守得道”的仗。只与他的敌人有关，与旁人无关。但他必须渲染悲情，以拉住观众。否则，她的仗不好打。

徐景安：深圳市体改委原主任
我看了几篇方方的日记，觉得她的文字朴实、自然，在隔离的空间里，收集来自朋友、社会的信息，写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二条主线，一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进行抨击和批评，二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产生的原因追责……我看方方日记都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褒扬，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良心,勇气和担当。正因为如此，有这么多粉丝愿意看……如果中国有很多个方方，成为义务的吹哨员，这真是社会的进步，治理的改善。
——徐景安《方方的“哨音”与王诚的“哲学” 》

我想徐主任说这话，方方恐怕不太爱听。什么叫“文字朴实自然？” 那岂不再说是日记的文字都是大白话吗？

防疫漏洞自然不会少，她毕竟不是我们日常的社会管理事务。它是突发事件，来的迅猛，发展的快，出乎人的预料，并且人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充分。手忙脚乱的事情，肯定会发生。我们每一个人平时在碰到意外事件的时候，都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也都会有想做好，但又做坏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的是“建议”，而不是指责；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谩骂；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袖手旁观，指手画脚。这样的人只会在忙中添乱，只会让人心烦意乱，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这里没有良知，只有显摆——看，我多能。这样的人为何要去褒扬？

企业家俞敏洪多少还算中肯：
现在看到因为“方方日记”引起的各种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真理不是愈辩愈明吗。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老百姓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我建议那些反对方方的人，没有必要不断删帖，以至于大家看到了批判方方的文字，却看不到方方自己的文字。另外，批判就是用理性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必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语言里充满杀气。我也不认为，只要是批评政府不作为或者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字，就是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的。这里面没有逻辑关系。坦率说，我从方方的文字中没有读出对于中国有多少否定和危害，倒是觉得，有些批评她的文字，显得狭隘而固执。
——俞敏洪《疫情日记3月23日丨病毒不应成为煽动情绪的武器》

方方与国外敌对势力是否勾结，我们不能轻易下这种结论，但是方方的立场却是鲜明的。俞敏洪这种把“批评政府不作为和揭露社会黑暗”等同于“借批评政府不作为和揭露社会黑暗”恐怕是很多人理解上的误区。

最后，如果批评那些批评者狭隘固执的话，倒不如多读读她的日记的那些文字，尤其是跟她的那些私敌有关的。就可以看出来谁狭隘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