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崛起及中国衰落的根源在哪？

      近代至今无数人探索过这个问题：西方文明近代不断崛起以及中国急速衰落的根源在哪——现在多数人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体制优势支撑了西方近代的繁荣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枉顾英国19世纪末仍然是贵族体制、美国1970年代才落实“普选”等事实，另外南美、东南亚、印度等国施行“民主体制”后仍然摆脱不了贫困与落后；一部分人也认为，西方文明内核就比中国先进，自古希腊时期在思辨逻辑等方面就领先于东方，但是这种田忌赛马的说法无法解释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长期领先西方以及日本近代崛起成为列强的史实；至于其他“地缘结构说”、“人种优越说”不一而足，但是在现实面前往往都难于自圆其说。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抽丝剥茧来剖析历史的真相吧：

      一、文明的维度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工厂和制造业是催生国内自由、智慧、艺术与科学、国内外贸易、航海、改善交通、文明以及政治力量的原因，是冲破农业的枷锁使其重获自由并提升其商业地位的手段，它使租金、农业利润和工资大获增长，使土地财产大量增值。”

     马克思做了更经典的总结：“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

     可以说工业技术改变了人类文明史和国家发展史，工业文明首先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现代农业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播种等无不来自于工业技术的进步，一亩农田的产量因此可以是农业时代几倍甚至数十倍。19世纪一台纺织机器的日生产力起码相当于几十甚至数百名手工业者终日辛勤的劳作，蒸汽、电力机车的速度和运载量简直让传统的人力畜力已无法匹及——

       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让原本只能终日劳作才能勉强温饱的人们终于摆脱了苦力老作的束缚，原本在农业社会极少数人才能从事的社会管理、科技发明、艺术创作、司法裁判、教书育人等“贵族化事业”成了现代社会一项普通职业，从而极大刺激了政治、科学、教育、艺术、管理等事业的“爆炸式”发展。可见，工业社会以生产力革命为基础，他使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井喷式”的增长从而催生了大量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人民的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社会方方面面事业因为工业发展开始繁荣起来，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催生了政治、科学、军事、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各种变革，工业力量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势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李斯特进一步总结说：

    “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

     显然，一个国家掌握的科学技术越先进、工业实力越雄厚，它的整体实力就越强大、社会就越繁荣富有活力、人民生活也就越自由富足，甚至它的文化价值观伴随着工业品的输出影响到全世界。就如《三体》描述地球文明与半人马座文明的差距，工业国相比农业国整整领先了一个“文明的维度”，工业国拥有的全方位竞争优势对于农业国来说犹如“降维打击”，一个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又谈何容易？

     二、中心与外围

      依靠奴隶、鸦片贸易及战争赔款，西方国家顺利获取了“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的西方工业国犹如一头钢铁巨兽，伴随着机器开动的轰鸣声，它需要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获取石油、煤炭、木材、矿石、橡胶、棉花等原材料，同时又需要巨大的市场，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的机车、轮船、军火、药品、面粉、家具、衣服、食品等工业品再销售出去。

      一斤非洲的腰果在当地1美元能买到几十斤，但是经过法国人加工包装后放在大型超市里一斤可以卖到十几美元；1940年代美国发明青霉素（盘林西尼）后，一个剂量成本为55美分，但在中国一根青霉素竟值一根金条。腰果、青霉素仅仅是经过初步工业技术加工的食品和药品，而聚集大量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工业品诸如航空发动机、芯片、高精度机床、精密测算测量仪器、软件操作系统等更能带来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依托于技术垄断的政治经济等附加条件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依靠这些巨额利润的回流，发达工业国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去改善民众生活（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同时拥有大量资金去投资科技、教育、医疗、艺术等以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此外，以国家暴力为依托，工业大国制定了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球性秩序，进一步巩固自身优势地位。

     自此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全球化工业化大生产之中，并产生了“国际分工”——

     可见，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发达工业国自然站在了世界资源分配的食物链顶端，它们从落后国家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然后出口工业品及高附加值产品获取高额利润，并且借助技术和金融优势进一步掠夺落后国家（“外围”）国家，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而大多数工业技术落后甚至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自然沦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工业品倾销地甚至金融投机的“乐园”，这些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价值观高度依附于“中心”的国家称之为“外围”。“

     “中心”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依靠“外围”的不发展或畸形发展来供给“养分”，并且外围”随时要准备吸纳“中心”为了自身发展而排除的阶级矛盾、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等诸多“毒素”，世界上悄然形成了这样的剥削与被剥削、供养与被供养、支配与被支配的殖民秩序。这就是南美经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著名的“中心-外围”理论，它用极简又精辟的道理拆穿了西方诸多经济学家用深奥语言和复杂数学曲线“伪装”的现代经济学谎言。

     正如张文木教授总结道：

   “印度是英国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纺织业生产水平比英国高，英国就用各种方法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强迫印度人必须消费英国的纺织品。这样大量的利润返流到英国，使英国整个富起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生产单位，原来由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现在被转嫁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英国与印度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原来英国国内畸型的生产消费矛盾的国际转移。这样世界各民族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卷入国际市场，任何一国的政治状况与外部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较之张文木教授的抽象表述，19世纪末的英国金融家塞西尔·罗得斯直白的有些过份：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如果能理解这个道理，再去看近现代历史发展脉络就非常清晰了：

      1.18世纪末英法争霸，拿破仑却为什么远征埃及？因为埃及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印度又是英国最重要的原料供给国和工业品倾销地，拿破仑“围魏救赵”，掐断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运输要道也就间接沉重打击了英国。

      2.美国内战中，英国为什么全力支持南方政府？美国南方是其原材料供给地（木材、棉花等）和工业品倾销地（纺织品、武器装备等），英国自然不希望拥有强大工业能力的北方政府统一全美，从而大力支持南方；

      3.为什么近代俄国一直热衷扩张领土？早年游历西方的彼得大帝深知：身处北方内陆的俄罗斯如果没有出海口便没有办法参与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争夺，拥有暖港的出海口是俄国历代统治者的夙愿，在这一过程中获取领土只是副产品；   

       4.近代德国为什么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近代德国完成国家统一较晚（1871年），德国在二次工业革命后急需原材料和工业品倾销市场，1913年德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越英国，但非洲、印度、中国等传统殖民地几乎被英、法瓜分殆尽，德国不惜发动战争夺取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支配权；一战英、法胜利后为了让德国负担得起《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高额战争赔款，遂保留了其一定的工业能力，德国凭此重新崛起并再次用战争方式解决与老牌工业国资源分配“难题”。

       可见，近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史本质是围绕世界资源和资本市场支配权的争夺展开的。谁的工业技术先进、谁的工业实力雄厚，谁就能成为主导世界秩序和格局的主角。旧中国出现国家任人宰割、人民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国，而农业国不可避免成为帝国主义“外围”。

      三、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

      要全面客观理解旧中国落后的根源，必须把当时中国的放在世界格局下去审视：19世纪末，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性化时代，英、法、德、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工业国每个工业部门均有十几个或几个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等类似的“联合组织”控制，比如在“自由竞争”阶段的一家纺织企业经营范围仅仅是加工棉花，它对于原材料采购、纺织品销售及运输、纺织机器生产甚至信贷等业务是不涉及的。但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了更稳定的控制原材料及市场，不仅纺织企业之间走向了联合，而且上下游产业及关联性行业也走向了联合，其特征就是资本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最终形成一个个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

      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这一时期德国1%不到的大型企业，竟占有了75%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美国一半以上企业产值仅有1%的超级联合公司完成的；金融资本垄断更为严重：1913年柏林九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可支配资本达到整个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6%，同一时期法国的金融业务基本已有里昂信贷银行等三家大型银行垄断，而洛克菲勒和摩根家族的两家银行基本控制着全美的金融命脉.....

       正如列宁所说：“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300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

      这些“垄断资本”寡头通过强大的资本力量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零部件，在把国内市场瓜分完毕后，其必然要利用“国家暴力”去夺取国外的资源和市场，诸如印度、南美、非洲乃至中国只是供养这些工业大国的“外围”。“垄断资本”寡头的集聚规模及高度的“排他性”促使各个工业国之间为争夺这些“外围”的竞争已趋于疯狂，甚至不惜发动“世界性大战”。对此恩格斯早已看出端倪，1888年他在《波克罕“纪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一文中准确预言了1914年的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规模和影响：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

     列宁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老牌工业国集团与新兴工业国集团为争夺“外围”甚至爆发了两次世界性大战，他们在掠夺、瓜分中国时虽然有这样的分歧那样的矛盾，但有一点列强们是一致的：决不能允许一个新兴工业大国出现，中国只能作为工业大国的“外围”存在。

      过于残酷的现实，可能让读者觉得与以往欧美国家构建的“民主自由”话语体系大相径庭，我们用实例来看看一个“外围国家”摆脱西方大国殖民体系到底有多难：

     由于“中心—外围”论深刻揭示了先进工业国在“自由贸易”及“民主自由”幌子下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本质，在拉美国家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因此它迅速从一种学术理论演变为一种革命浪潮，尤其长期作为美国矿产资源供给地和金融投机场所的南美国家反响最强烈，其中智利70年代革命与美国支持的反革命的之间较量更让“中心—外围”理论经受实践检验，更显真理的光芒：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开始，“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阿连德赢得了36.3%的选票当选为总统，阿连德成为经过西方“民主体制”选举出来的智利领导人，但是此时“民主传教士”美国却深感不安——因为“人民团结”阵线本身就受“中心—外围”理论启蒙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其主要政治观点就是让智利摆脱帝国主义“外围”的命运，彻底走向民族独立和解放。阿连德甚至声称：“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外围）不发展存在；而（外围）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得到这样强烈的政治信号，美国迅速撕下“民主自由”的伪装，开始着手搞垮智利新生革命政权。

      作为与帝国主义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恩来敏锐感觉到智利新生政权的脆弱性，周恩来1971年在接受墨西哥《至上报》记者胡里奥•谢雷尔采访时说：

     “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是无产阶级武装，这才能保证政府掌权。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事实印证了周恩来的高瞻远瞩：1970年9月8日，美国“40委员会”（40 Committee）会议做出决定，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在智利组织反对派对抗阿连德的可能性，同时尼克松对时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说：“看看能为阻止阿连德上台做些什么。如果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使我们摆脱阿连德，就该试一试。如果需要资金，我会批准。援助智利的计划将会中止，智利经济应该受到遏制，直到它喊叫为止。”

      美国开始有步骤、有计划的搞垮智利这个“民主政权”：（1）舆论战：美国输入大量资金指使南右翼美报刊媒体持续抹黑诋毁新政府核心人员及其各项政策，扰乱国内民众对新当选领导人及其政府的信心；（2）经济战：美国通过各种力量阻止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提供贷款，利用各种手段阻止其他国家或私人机构向智利投资，并且利用美国跨国公司操纵智利经济引起物价大幅上涨和智利有色金属迅速贬值；（3）外交战：美国利用自己在南美地区强大政治经济影响力，打压、孤立智利，渲染阿连德政权对民主体系和美洲安全的践踏与破坏（讽刺），在国际上制造丑化智利领导人及国家的形象；（4）培养第五纵队：对智利国内政治、经济依附于美国却又在新政府政策下利益受损的旧势力进行收买和拉拢，组织、支持智利反政府和反革命力量，让其成为颠覆新政权的“木马”；（5）扶持代理人：中情局暗杀了明为保持中立、实质同情支持阿连德的智利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施奈德将军，并用政治承诺和金钱拉拢智利右翼将军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皮诺切特的家人被送往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基地，解除了皮诺切特施行“反革命”的后顾之忧。

     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美国支持的军方右翼代表皮诺切特在1973年发动了“9.11政变”，阿连德被打死，“民选政府”被右翼军政府取代，皮诺切特为了稳固自身统治开始实行大屠杀和恐怖统治——长达25年的军政府独裁导致数以万计的进步人士被屠杀，25万人遭到囚禁，百余万人被迫流亡......“民主传教士”美国颠覆了民选政府扶持了独裁军政府，真是绝妙的讽刺。智利国家矿产资源、国内市场彻底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围猎场”，依靠大量出卖国有资源智利出现“虚假繁荣”，在西方媒体盛赞下智利终于引来了“自由与发展”！

       美国全方位扼杀第三世界国家进步力量的“手段”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些手段都曾用到过刚成立的新中国身上，不知那些认为1949年革命“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发展关系，声称“新中国前三十年在走弯路”的人们怎么解释上述这段历史呢？

        在目睹智利革命的一系列斗争与失败后，普雷维什给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利益网，它在与外围的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工业文明相比于农业文明是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先进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在政治、经济、科技、舆论尤其军事力量等处于全方位、压倒性优势， 前者对后者随时可以进行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在这种险恶局势下，中国要挣脱西方列强已严罗密织了上百年的“殖民枷锁”何其艰难，更遑论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再去分夺列强手中紧缺的资源和市场！

        这也揭示了中国近代革命两大紧迫且艰难的任务：一是政治独立：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断帝国主义捆绑在中国身上的殖民枷锁，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是经济独立：学习掌握近现代科学技术，动员整个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完整的经济工业体系——谁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谁就能成功领导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