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说出“胜利”都应该怀有羞耻之心

黑泽明《七武士》

01

不得不说，我们真的已经对“新冠状病毒”产生痛感麻木了。

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300遍，会迅速产生审美疲劳。同样的，那些灾难中再悲痛的画面，再感人的故事，经过300个电视台以及互联网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痛感麻木。

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又是如此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也被抽象成某种精神符号。

在这其中，无论你是需要伟大、高尚，还是惨烈、卑劣，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与画面。而至于，那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忽略。

文亮医生去世的时候，悼念一夜如潮水涌起。但很快，这股情绪也如潮汐退去。不到一个月后，文亮医生的同事，同科室的医生梅仲明，也因新冠肺炎而殉职。

而绝大多数像梅仲明这样的医护人员，并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是谁。他们只是被抽象成了“殉职医护人员”，他们的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很快被人遗忘。

66年前，黑泽明在电影《七武士》里，讲述过这种的遗忘。

一个村子因为遭受山贼的洗劫、屠戮，濒临灭亡。村民们为了活命，请来七名武士与山贼交战。而酬劳，几乎为零，只是“期间吃饭管饱”。

武士们根本不在乎酬劳，只是单纯为了信仰、荣誉和悲悯，来帮助这些村民。最终在几番死战中，村子保住了。而七武士，因此牺牲了四个。

当最后一个山贼被杀后，危机解除。村民们立马搬出大酒大肉，在田里唱歌跳舞，欢庆胜利。这时候，他们不再需要武士，完全忘记了武士的存在。没有一个人去牺牲武士的坟前悼念，也没有一个人向幸存的武士道谢送行。

最终，幸存的三个武士，站在四个牺牲战友光秃秃的坟前，说：

这只是场败仗，赢的是那些农民，不是我们。

今天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就像电影中的武士。这场战役，同样，最后赢得不是医生，也不是市民，而是一些官人。最后的结局，即便是胜，也是付出牺牲战友这样巨大代价的惨胜。只是有些人在乎胜，有些人在乎惨。有些人看见勋章，有些人看见坟墓。

历史总是重复，疫情总会有一天会结束，但我们并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一切都会被忘记的，我只是希望，待疫情结束的那一天，能给牺牲的一线医护人员立碑。为了他们的荣誉，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

汶川地震纪念碑

02

一直以来，灾难塑造了中国的气质。

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患难，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体系。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性格，中庸、忍耐、坚韧而消极、记忆短暂。

许知远在《中国纪事》中曾记录，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受灾最为严重，大半个县城都被埋在土里。那里的废墟中心处，堆放着一排排面目全非的遇难者。那些遇难者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令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而在另一处废墟的临时帐篷区，正灯火晃晃，传来呼呼啦啦搓麻将的声音。

2013年，一个浙江地产商跑到北川，拍了块地，打算搞房地产。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生锈。要知道，北川灾后，政府重建新县城，给每家都分了安置房，人人都不缺房。再说，经历过家破人亡的浩劫后，谁那还会对房子有什么执念。

但三年之后，这个项目开盘，房子很快被北川人哄抢一空。

我们到头来发现，中国人对于灾难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对灾难的承受能力，远远比旁人，甚至是比自己想象中的强大。

这强大的背后，多多少少有许多无奈的成分，拿生命在默默承受。

就像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当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直到自己在整个地球上都举目无亲。他都能将这种灭顶之灾，一点点掰开了揉碎了，消解于自己漫长的忍耐当中。

1998年抗洪，我一位叔叔是奋战在前线的军人。那时候他一身军装，即便满是泥污，却是英雄的象征。他走在路上，能感受到别人投射给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尊敬与钦佩。

而仅仅两年后，他穿着同样一身军装，站在火车上，发现一个农民暗暗指着他。他最后听清，那个农民在跟他的儿子说道，“看，那里站着一只黄皮狗。”

《七武士》中，山贼被歼灭了，对于村民来说，武士就没有了利用价值，瞬间从神坛跌落。现实中，洪水结束，军人也从神坛跌落，从英雄变成了“黄皮狗”。或许疫情结束，医生也将从神坛跌落。

说起来，这并不算可悲。人性的劣根，一向习惯于在灾难时期，将拯救者奉为信仰，而信仰用完即丢。只要不去蘸血馒头，就已经算是仁慈。

华山医院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因为公开讲话金句频出而爆红。关于他的视频，点击动辄上百万。但他对这份“红”，充满理智，他说：

等过了这个事情，大家该看电视的看电视，该追剧的追剧，该看跑男的看跑男，谁要看我啊？当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会非常silently走开。你再到华山医院来，你也很难找到我了。

无论发生什么灾难，群众的关注都是有限的。当潮水退去，曾经围困在潮水中的当事人，也许就搁浅在沙滩上，而没有人关心他们是否会患上精神绝症。

就像当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各种救助物资从全国各地涌向灾区，同时而来的还有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关爱。一时之间，整个灾区被巨大的爱包围，似乎也融化了死亡、恐慌和悲痛。

然而，当救援者各自回去，那些灾民不得不独自面对巨大的落差。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在地震中幸存，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坚持下来后，最终却在地震发生很长时间后选择了自杀。

也许遗忘，并不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直接原因，然而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忘记。

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

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也并非令人叹息，只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特征罢了。

诗人里尔克

03

1935年，希腊诗人卡赞扎斯基正在中国旅行。在北平城的一座四合院里，他和一位中国老外交官进行了一番谈话。

因为当时一些日本人正试图从满洲进入华北，诗人问退休的外交官：你们不害怕吗？

老人微微一笑，说：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

诗人又问：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它敌人吗？比方说水灾，前几年，长江泛滥，淹死了三千万人。

老人继续保持着他的微笑，耸一耸肩，说：三千万人算什么？中国是不朽的。

现在我想起来这句“三千万人算什么？”依然感到毛骨悚然。这三千万人仿佛不是具体的生命，而是棋盘上的弃子，被扫尽了历史的垃圾桶。

至今，每次在重大灾难之中，一些掌权者往往讲“全国一盘棋”。棋类游戏的策略，是为达到整体目标而构建，所以有些棋子可能是弃子，在实施策略的过程中，要被牺牲掉。

但如果这个逻辑，推广到社会中，却是反伦理的。人不是棋子，每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越是在灾难中，我们越要避免把人当作弃子。

当卡赞扎斯基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依靠着土地的辽阔，人口的众多，还有在废墟中欢笑、煮食、生育子女的生命力，凡人皆可成为弃子的思路，来渡过与吞噬一次次灾难。

中国历史上是个瘟疫多发国家，从公元前七世纪到20世纪的2700年里，中国光是规模较大的瘟疫就爆发过700多次。从清朝入关，到鸦片战争，不到200年的时间里，有78年的时间是处于大规模瘟疫的爆发状态。

瘟疫对所有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许多涉及军事行动以及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关头，它甚至成为主要因素。而它也一再被后人忘却。

这次大疫，和以往所有的灾难一样，是一场有英雄，但没有胜利的惨剧。我们所有人都只是熬过来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没有熬过来，永远倒在了冰冷的冬天。

而这时，我想起里尔克的诗，送给每一个人：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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