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古文明受“西方”影响的证据，貌似越来越多了

      周朝的建立者周族的起源，是学术界长期关注而未得解决的重大问题。不仅历史学者， 考古工作者亦常关注于此。过去有关这个问题的解说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东来说， 即主张周人来源于东边的晋南； 二是西来说，以为周人出自西边的羌族；三是本土说，主张周人出自关中土著。学界各持己见， 至今未有一致认识。

      相对“本土说”和“东来说”，“西来说”之类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地下出土文物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从“地上文献”的角度来看，《左传》、《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俩是非典型“史学”著作，史学价值不可低估），大量记载周族祖先长期处在戎狄之中的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逐渐发掘出来的石峁遗址，随着出土文物的越来越多而被学界越来越重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大批学者认为石峁遗址和黄帝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下断言，石峁遗址就是黄帝部落的统治中心。

2013年《光明日报》曾连篇累牍发了多篇文章，讨论石峁遗址，引发了考古学界和上古思想史界的广泛讨论，一时间各种论断层出不穷。

光明日报的报道

       在众多线索之中，该遗址出土的大批量的玉成了核心证据。

按石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据说其数达4000余件之多。1977年，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继续在石峁进行采集与收购，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 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 “黄帝之时， 以玉为兵” 的传说。

       很遗憾的是，石峁遗址出玉的消息传开之后，该遗址在八九十年代被盗墓贼毁坏严重，令人痛心不已。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还可以在 《山海经》等反映传说时代的古地理书中找到。

距黄帝族活动区域不远的内蒙古阴山一带出产玉器的相关记载。如 《山海经·西次三经》中便记有黄帝所在的峚山  （即密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作为黄帝下都的昆仑山 （约当今内蒙古卓资山） 亦是  “其中多玉”；帝之平圃  （即玄圃） 所在的槐江之山  （约当今内蒙古狼山） 则是 “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

考虑到 《山海经》全书除黄帝之外，更无其他古帝与玉或类似玉的矿藏发生联系，则黄帝与其所统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内蒙古、陕北一带，并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应不是无端的揣测。

出土的各种玉器

周人出自白狄，这是著名先秦史专家徐中舒提出的观点。白狄姬姓， 黄帝亦是姬姓， 中原华夏各族中，只有周人与黄帝同一族姓， 其中缘故正是因为周人出自于狄族， 或者说周出自白狄族南迁的一个支系。

文献记载周人祖先自不窋之时起便  “在戎狄之间”，其孙公刘迁豳，豳地据称处在戎狄包围之中， 实际也是属于戎狄的一个居邑。故文献称公刘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着浓厚的戎狄习性， 直到公亶父迁岐， 才“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

 黄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仅包含作为华夏先民的姬姓周族这一支， 也包含其他姬姓之戎， 如犬戎、骊戎、无终、鲜虞等各个支系。这就使人联想到，  原来早期华夏与所谓戎狄其实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华夏、戎狄其实就是一家。

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进华夏，  如骊戎、无终、鲜虞等，有的则再分蘖出新的族系， 或衍变发展成为以后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 如战国时期的林胡（儋林）、楼烦、匈奴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由此推而广之，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应当是一个由古代华夏及众多蛮、夷、戎、狄等少数部族融汇而成的大家庭， 黄帝不仅是华夏———汉族人的祖先，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先周族作为华夏先民，也作为白狄族的一支曾经居住在祖先黄帝所在的地域，  他们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偏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着物质文化上的往来。现石峁及  周围地区的考古发掘已能提供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例如石峁发现的青铜器物， 学者就指出它们或是从阿尔泰地区经由今蒙古国南部和我国内蒙地区直接传播到陕北高原的。

其中一件若干年前发现的与数枚玉环、玉瑗套装在一起的砷青铜制作的齿轮状铜环，不仅其冶炼技术可能来自域外，其形制与其所蕴含的宗教意蕴， 恐怕也与域外有着直接的联系。石峁玉器的材质有相当部分来自北方和西方，这大概是学者一致的认识。还有那为数众多的石雕人面像， 其制作风格和表现形式，包括其背后隐含的原始宗教意蕴出自西方的人群，大概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所有这些，都表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存在，也显示了石峁在早期中西交通要道上处在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这当然也是和石峁作为中国北方人群（白狄族群） 政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故学者提出诸如早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类有关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题， 这些，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华夏族早期对外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古代内地与西域乃至 更远的西方的交通，绝不始自张骞。今石峁一带的考古发现，无疑为上述命题提供了新的依据。

西来说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西来”说，或者狭义的某些技术西方输入说，这个西方到底是什么概念，这批学者尚无定论，西到哪里？哪里算西？而且这个“西”是否是这批技术（比如冶炼等）的最初发源地？也是值得探讨的。

而且西来说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技术文化输出倒灌现象的存在。

笔者之前曾很浅薄的思考这个问题。比如9世纪后的古印度僧人来中土学习佛经现象。原处的佛教经典在南亚失传之后，反而在隋唐保存完好，并有汉译本。如果割裂佛教东传的历史，表面上会出现佛教是从东往西输入的奇怪现象。

所以说，无论东来还是西来，都必须要考虑文化的“双向”交流的可能，哪怕这个双向并不是同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