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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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19-12-20 17:12

　　11月9-10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厦门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中心和历史系承办的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顺利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17家科研单位以及23家高校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会，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植物考古年会。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朱人求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教授，以及我国著名环境考古学家夏正楷先生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历史系葛威副教授主持。朱人求代表承办单位对参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致辞中指出，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具有跟古生物学结合的悠久传统，本次大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新文科建设。赵志军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我国植物考古年会的历史，指出现在从事植物考古的队伍不断壮大，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植物考古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植物考古涉及范围广，各个分支学科参与热情高，促成了当前发展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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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人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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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致辞

　　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围绕植物考古新发现、农业起源与传播、植物考古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植物考古与古环境重建等议题，在三个分会场进行了38场报告。除了分会场报告以外，本次年会还有15位学者通过海报形式在茶歇期间进行交流，现场气氛融洽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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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一第一小节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蒋洪恩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吕厚远研究员全方位地介绍了团队十余年来依托973项目开展的一系列成果以及取得的新认识，包括冰消期以来植物的利用与驯化选择、水稻驯化衰退与气候、海平面的关系（以宁绍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全新世气候变化与稻作农业传播以及千年尺度下气候对人口/文化发展的影响等。兰州大学董广辉教授报告了在宗日遗址开展的最新动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结合以往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成果，探讨了宗日先民的生业模式，提出4600-4000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狩猎采集人群和低海拔河谷地带农业人群之间存在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物物交换”的共存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树芝研究员利用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木炭遗存重建了该地区商晚期的温湿度和降水量。研究表明，商代晚期降雨量明显偏多，结合殷墟甲骨卜辞关于商都发生水患的记载以及特殊的淤积土堆积现象等，进一步认为水患可能是商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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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一第二小节由北京大学秦岭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针对近些年考古学界对传统孢粉分析存在的一些误解，以李家沟、西城驿等遗址的实例分析详细介绍了破解古代孢粉分析的五大密码，强调了正确使用孢粉分析的结果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进行科学判断的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张健平副研究员展示了近年来在粟类作物植硅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包括对粟和黍、青狗尾草和粟、黍和野黍的判别等，指出对粟类作物微体遗存的正确甄别和鉴定是开展粟作农业研究最根本的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张俊娜副教授重点关注了古代地貌这个因素，通过洛阳盆地钻孔资料探讨了北方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地貌演化和动因机制，通过对中原地区和天山地区的对比研究展示了地貌演变对古人类农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对罗家坝遗址案例分析衍生探讨了古地貌在人群迁移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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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一第三小节由中国科学院吕厚远研究员主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程至杰副教授报告了对项城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出土炭化遗存的分析结果，认为豫东地区仰韶时代中期农业为稻粟兼作模式，具备整个黄淮地区的时代特征，其中粟黍居优势的特点与陶器展示的特征都表明了豫东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中国科学院贺可洋博士针对目前河姆渡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下王渡遗址为对象，通过AMS测年、孢粉、植硅体、硅藻等多指标分析中全新世海平面波动和该地区的水稻驯化，进而集成考古数据对东部地区人类迁移、聚落转型及水稻驯化等文化响应进行了考察。中国科学院高玉博士报告了对高原腹地迄今年代最早、文化堆积和遗存最丰富的曲贡遗址开展的植物考古和年代测定，发现曲贡遗址既有粟作农业，又有麦作农业，同时还有荞麦生产并存。结合昌果沟等遗址的数据，观察到距今3千年前的雅江中游生业形态发现了转变，其中气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雅江中游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路线。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周助通过银川盆地钻孔岩芯的孢粉分析重建了该地区中上新世时期高分辨率的植被演化序列，从中提炼出这一时期银川盆地环境表现为凉湿-温湿-干旱的变化过程，同时指出这个变干的趋势可能与青藏高原距今340-330万年大幅度隆升存在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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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一第四小节由兰州大学董广辉教授主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姜铭副研究员对目前越来越多的麦类遗存考古发现中存在的“晚麦早出”现象进行详细考察，认为这种现象会严重误导麦类作物传播时间、路线等问题的探讨，强调了直接测年的重要性，分析了造成“晚麦早出”现象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实际工作中的应对措施。国家博物馆邱振威馆员以河北坝上地区兴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16-2019年的发掘为例，展示了植物考古实践中如何逐步思考并调整采样方案和研究思路，强调了根据遗址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科学采样方案的重要性。武汉大学王欣副研究员分析了白水河流域下河等7处遗址粟、黍炭化种子及相关动物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认为至少从距今5500年前先民就开始采用施肥等农田管理技术来提高粟黍农作物产量。施肥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北方地区粟作农业扩张、人口增长和仰韶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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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二第一小节由厦门大学葛威副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郇秀佳研究员通过对现代稻田表土的植硅体分析，建立了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水稻扇型植硅体指标，同时进一步对植硅体组合进行分析，建立了可以鉴别稻田的判别函数，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和鉴别古稻田提供了新方法。中国科学院葛勇博士通过对我国常见的几种黍亚科植物小穗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发现小穗中特有的植硅体类型在属一级存在较好的分类特征，在属内也有进一步分类的潜力；通过这些形态特征，能够较好地区分黍、粟、稗、马唐、求米草、雀稗、野生狗尾草和薏苡等，可以应用于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山东大学赵珍珍博士报告了对青海沙隆卡遗址陶片及石器表面残留淀粉粒的分析，发现了丰富的淀粉粒类型，表明沙隆卡遗址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具有较强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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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二第二小节由中国科学院关莹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顾纯光对淮河中游的渠沟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了稻、粟、黍等农作物，并确认了其比例高低，为该遗址农作物结构演化和传播路线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邵孔兰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的植硅体和孢粉进行分析，认为青铜时代的阿敦乔鲁遗址农业结构已经是粟黍和麦的结合，同时认为阿敦乔鲁遗址为季节性牧场，为花期之后的冬季牧场。西北大学马志坤副教授通过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微痕和植物微体遗存分析，认为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两处遗址蚌器功能具备实用性和延续性，至少包含了处理黍亚科植物、橡子、小麦族植物或其淀粉粒制品，挖掘或刮削块根块茎类植物，并兼有其他用途，其中一部分蚌器可能用于收割或切割粟类及小麦族植物茎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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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二第三小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华助理研究员主持。西北大学田多博士通过对天山东西两端阿敦乔鲁遗址和海子沿遗址的浮选，提取到了数量可观的炭化大麦遗存，发现了可供食用的大麦块状食物和草拌泥，并获得了可靠的测年数据，表明大麦自公元前两千纪就被普遍加工利用，为研究早期农作物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赵美莹通过对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米兰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在距今
1200 年左右已经出现黍、粟、青稞、小麦、桃等 8
种植物，环境较为湿润，为我们追溯吐蕃占领时期米兰戍堡古代居民的生活图景提供了实物素材。中国科学院饶慧芸助理研究员通过对小河文化三个代表性遗址出土干尸的头发、骨骼以及草篓中残留物和古代麻黄植物等进行分析，检测到麻黄的特征生物碱标记物，这是中国早期医药的实证，为鉴定考古遗址中麻黄植物以及证实人类摄取麻黄提供了有效的新方法。中国科学院博士生王彦人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林芝地区
10 个遗址的考古调查，认为林芝地区的最早人类活动可能早于距今 4000 年，在距今 3000
年后主要利用的作物是大麦、小麦和豌豆，同时结合古气候记录，对农业模式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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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二第四小节由中国科学院张健平副研究员主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闫雪馆员通过传统方式的稻作加工模拟实验，研究了不同加工阶段产生的植物残留物组合。结果显示，未成熟稻、基盘、稻胚、碎稻、稻壳等对区分作物加工阶段具有参考意义。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区分成熟和未成熟稻的形态标准，并认为小穗与颖果、基盘与谷物的比值结合未成熟稻的比重可以作为区分作物加工阶段的参考指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魏娜助理馆员对齐国周代不同遗址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周代是中国传统农业形成的关键时期；从西周开始，小麦、粟、黍、大豆、大麻可能已经成为基本的作物种类，粟和黍在农作物中占据主要地位；东周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小麦的种植扩展，与粟一起成为齐国旱作农业的主要作物。山东大学博士生张飞通过植物大遗存资料探讨了晚商时期（ca.1250BC-1046BC）大司空东先民食物与身份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晚商时期大司空不同遗迹的植物大遗存进行分析，发现某些种类农作物具有指示群体身份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则不能，提示晚商时期具有身份代码性质的食物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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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三第一小节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蓝万里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华助理研究员通过河济地区先秦时期两处遗址一手植物考古材料，以及之前学者在该地区和邻近、周围区域的相关研究，结合考古学背景和自然环境背景，探讨了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到两周时期各个阶段的农作物结构及生业形态，发现河济地区与西侧的中原地区各个时期农业结构相比，具有明显的延后性。山东大学博士生郭林分析了来自黄河下游泛滥平原—菏泽地区考古调查的植物大遗存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史前时期到周代的10个遗址。探索了这一区域史前到青铜时代农业风险管理策略。结果表明，在菏泽地区，除了社会组织方式对农业生产加工产生的影响，4000aBP洪水事件应该是影响本区域农业策略的主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瑞静助理馆员报告了宝塔遗址2017年发掘出土的植物大遗存分析结果。浮选出土的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和小麦，另有少量豇豆属、委陵菜属、葡萄属、猕猴桃属、紫苏属、花椒属、吴茱萸属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源，为了解该遗址及澧水下游地区商时期农业和野生植物资源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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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三第二小节由国家博物馆邱振威馆员主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尹达助理研究员报告了宁夏隆德县沙塘镇北塬遗址2013
年发掘区的浮选结果，该遗址是一处比较单纯的齐家文化早期遗址，测年结果大致为公元前 2200 年至前 1900
年之间。发现粟、黍、小麦和大麻四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糠稷、野燕麦等近 20
个不同种类的植物遗存，为研究齐家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提供了新的素材。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马晓娇馆员对重庆涪陵古坟坝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其中，商周时期发现了粟、黍、稻谷和红小豆四种农作物；至宋代，农作物种类更加多样，农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稻谷和小麦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粟、裸大麦、豌豆、红小豆等作物品种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特别重要的是，本次浮选中发现了罂粟的遗存，对研究罂粟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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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三第三小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树芝研究员主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凌馆员结合多种类型的植物遗存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平原地区粟作农业的传入时间及发展状况。研究表明，屈家岭遗址的先民从油子岭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粟的利用，而在石家河城址内的谭家岭遗址点所采集的屈家岭文化早期地层土样中，也找到了确切的炭化粟证据。直接测年数据显示，粟作传入江汉平原地区的时间应在5600-5300BP年之间。山东大学博士生杨凡报告了河南荥阳汪沟遗址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系统采集的植物遗存分析。结果表明，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是汪沟聚落主要的生产方式。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谷物收割和脱粒在特定场所集中进行，显示汪沟聚落有着较强的劳动力组织能力。中山大学王婷婷副研究员通过碳、氮稳定同位分析方法考察了粟黍从中国黄河流域一路西传至甘肃、新疆、中亚、北亚、以及欧洲的时间线索和空间轨迹，对早期东西交流的社会机制和动因进行了探索，为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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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三第四小节由南京师范大学贾鑫副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唐丽雅助理教授报告了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的格布赛鲁墓地随葬的陶罐中发现的大麦遗存，包括大麦籽粒和穗轴。这些珍贵的遗存经鉴定属于六棱裸大麦，即青稞，碳十四校正年代为1505-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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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是目前西藏地区年代最早的大麦遗存。这次发现不仅填补了阿里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的空白，也为探讨大麦由印度河流域经象泉河谷地传入阿里地区提供了有力证据。南京农业大学黎海明助理教授报告了山西滹沱河流域34个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的植物考古和碳十四年代研究，并通过对比涑水河流域和河南地区植物考古结果，探索了不同地形地貌的农业发展模式。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滹沱河流域先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只有粟和黍；进入青铜时代，尽管麦类作物已经传入该地区，但先民依然只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农作物。山东大学博士生孙泽娟报告了山东张店小高遗址后李文化灰坑出土的植物遗存分析。研究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对粟黍、水稻、大豆属等植物的栽培，栽培作物多出土于窖藏坑中，且栽培作物在晚期房址中的比例高于早期房址，显示小高遗址在后李文化时期处于低水平食物或资源生产阶段，野生植物资源在人们植物性食物结构中的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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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会场研讨全部结束后，在赵志军研究员主持下，分别由吴文婉、马志坤和贾鑫等三位学者对3个会场的报告和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发言。在闭幕式环节，赵志军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本次大会的交流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多报告都反映了植物考古研究在基本概念和方法上的突破。他对本届研讨会的承办单位和参会代表表示感谢，并隆重宣布第九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将由北京大学举办。最后，在赵志军先生和所有代表见证下，本届大会承办方代表厦门大学葛威副教授将植物考古年会会旗移交给下届年会承办方代表北京大学秦岭教授。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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