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抵达西方

KAJET

是一本讲东欧的独立杂志，目前已经出到了第三期。对，没错，它只讲东欧。第一辑《COMMUNITIES》（社区）和第二辑《UTOPIAS》（乌托邦）出版于
2018 年，并先后获得了号称独立杂志圈奥斯卡奖的 Stack Awards 年度最佳封面、最佳编辑与读者最爱。

等到单读编辑在伦敦书店发现它的时候，正好遇到它的第三辑。翻看杂志中的摄影作品和文字内容，对于一个中国读者而言，是如此陌生和熟悉。那份熟悉在于我们共同拥有过社会主义的血缘，曾经共享过某种共同或相似的文化。而陌生则来源于八十年代以来，在我们对西方的不断接受中，东欧或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已经逐渐被我们抛出了视野。东欧有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库斯图里卡，也许还有南斯拉夫的战争？我们对东欧的认知长期迟滞，严重落后于我们对西方的同步更新。

然而不理解今天的东欧，可能就无法理解今天的西欧。今天，东欧的移民和工人大量前往西欧国家，西方也因此在发生剧变。随之而来的，是双方更密切的联系以及“东欧”形象在西方保守白人眼中的进一步丑化。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的杂志主题是“struggle 斗争”的原因。

杂志中的首篇文章非常动人，匈牙利人 Gergő Varga 为参加在格鲁吉亚举行的“新政治平台”活动而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第比利斯。在这里，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并为今天东欧的现实与未来、困境与坚持，写下了真挚的词句。

我们将它翻译出来，希望能和更多的读者一同分享和目睹今天的东欧。也许在这里面，你会找到属于我们“东方大国”的对应物，看到我们自己的曾经、现在和未来。未来的种子就埋藏在过去，正如文中所说，“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KAJET第三辑《Struggle》

KAJET 杂志前言：

在这黑暗的时代，也会有歌唱吗？是的，也有歌唱。唱这黑暗的时代。

——《箴言》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线上的新动向

Gergő Varga

从匈牙利前往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参加“新政治平台”活动所撰写的文章。

在世界的这样一些地方，距离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这里说的不是时差。当你在欧洲一路向东，也就只是被拉开了短短几个时区而已。然而在飞机的轻微颠簸之外，你会感受到更多。

眼前的群山连绵让我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格鲁吉亚的标语大多附有英文注释，至少在旅游地图上标明的地区是这样。兜里的匈牙利福林在这里突然变得一文不值，我不得不把它们兑换成美元或欧元。就我能买到的东西而言，每往东走一公里，我口袋里的钱就会升值一点。品牌是一样的，价格却更低。

一辆长途旅游巴士载着我沿一条崎岖的山路穿行，周遭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风景。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后苏维埃铁锈带”，从空间上它们离我很近，时间上却如此遥远。这些从败落时代遗留下来的烂尾空墟，是今天“哥特苏维埃”的景致。它们中某一家不久前可能还是一座制糖厂，曾经为五六千人提供着生计来源，直到廉价的德国糖到来：工厂垮了。只不过，稍后它将重新开张，变成了一家区块链“挖矿厂”。工厂边的城镇早已破产。

在东边，问题不在于地理位置上距维也纳、巴黎、埃里温或莫斯科有多少公里。问题是我们落后了这些城市多少年，还要多少年才能赶上西边的“迦南地”（编者按：《圣经》记载中“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在追赶西方或者说是漫长的爬坡过程中，国家现代化和竞争力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话题，这些话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化为一种道德律令，全然排他，不容质疑。

在这些无处不在的话语引导下，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我们走出破败的山路，走出地图上的化外之地（那是被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性生产排除在外的地方），车开到一条崭新的公路上后，人和物的流动就都顺畅起来了。

我们途径苏联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格鲁吉亚前公路部大楼，时间明显在这里发生了折叠。这是一座精美而奇异的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外星人用混凝土试玩俄罗斯方块时堆出来的东西。现在，这座建筑成了格鲁吉亚的国家银行。我们就这样抵达了首都第比利斯。“斯大林”式的建筑变化成了很熟悉的“寡头式风格”。与我的家乡相比，这里唯一的区别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信，格鲁吉亚的新自由主义手段致使这里发生着比其他方更为激进的政策变革。高耸的建筑鳞次栉比，即便是在日落之后，手提钻和其他电动工具的敲击声仍在继续。“弹性工作制”就是竞争力。

▲原格鲁吉亚公路建设部大楼，现格鲁吉亚银行总部 ©Roberto Conte

我混乱的时间感在这个被压缩成商业景片的老城里达到了顶峰。嘈杂的旅游区包围着古老的建筑群——这些建筑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时间越靠近现代，风格就越西化——各式酒店和昂贵的餐厅装点着这里的街道。人们可以在后巷找到带有共产主义怀旧气息和本地艺术特点的纪念品，老教堂则与脱衣舞俱乐部安然为邻。

如果走进法布里卡（由苏联缝纫机厂改造成的创意区）的时髦地段，我能感受到像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一样的热烈氛围。我甚至不用老吃本地的食物，德国啤酒种类繁多，麦当劳简餐也适合我。格鲁吉亚的特色美食
Khinkalis（格鲁吉亚饺子）在这儿到处都是，物美价廉，而在我家，这东西大多只供应给富人。

我们的讨论从清晨开始，到深夜还没完，彼时正式议程早已结束。严肃分析与各自酝酿的批评掺杂在故事与轶闻中。中间的时候，我一度觉得我们在一起拼拼图或共同解谜。那个谜团一如二十年前，它或许就出自原来的地方，一直困扰着我们。

不同的地方讲述的是一样的故事：苏联解体，2000

年前后的信贷经济催生了一轮私有化浪潮，它终止于崩盘和危机。工会的瓦解和左翼政党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主政治的缺失，因为只要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贯彻执行，谁掌权、掌多久就不再重要。私有化或公开或隐秘地进行，国家渐渐走向毁灭，社会彻底休克。与社会的崩解、撕裂相伴的则是
anti-communist 共识。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欧、贯穿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它席卷了整个东方集团。

以磨灭历史为目的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在人们记忆的伤口上撒盐。当苏维埃时代的雕像仿佛按时退休一样从公共空间被撤下来的时候，家门口纪念雕塑公园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在立陶宛，工人和农民的雕像被简单粗暴替换成了时代新的欲望之物：汽车！人们把历史装进博物馆，将其重释为有悖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危险歧路：一条死胡同，一条阻碍我们向西方光荣进军的死胡同。事实上，哪怕过去了三十年，我们仍然没有抵达西方：好吧，我们根本不配，我们是后社会主义垃圾，是懒驴，只知道依附在国家怀里；我们是未受教育的低等人，需要启蒙，需要教化，因为我们是种族主义者和仇外者，还投票给种族主义者和仇外者。我们是野蛮人，因为“我们打我们的女人，她们喜欢，西方则不同，他们也打女人，但她们不喜欢。”（齐泽克对巴尔干和欧洲不同之处的著名总结）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哲学家与文化批判家，左翼学者。

我们就这样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话题，话语和思绪交织在一起，我感到越来越兴奋。此前对中心-边缘理论的单纯理解完全比不上像这样由不同的人来现身说法：我们这些异国他乡的人，在几分钟内就亲如兄妹，因为他们的故事一如我的故事，他们的创伤就是我的创伤。

我们疏远已久，就像自行车轮的辐条一样：当他们对我们说起竞争和效率，他们说的是我们应该出来相互竞争。我们该自己吞咽竞争的苦果：私有化的水资源、私有化的医疗保健、被废止的劳动法、逐步取消养老金、毁坏的经济、几乎形同虚设企业税、消融的公共领域、不平等、驱逐，还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移民数量和自杀率。

东线上一片寂静，因为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值得关注，除非西方媒体报道后传回国内，那是唯一的消息。即便是我们自己讲关于自己的故事，也要先报送“西央”接受“审批”，就像是我们把我们的人民送去做临时工，去移民贫民窟，去工地上送死，去后厨苦劳，去打扫旅馆的房间和厕所，去照顾他们的老人，去无尽的公路上送货，去红灯区卖身。我们输送我们的故事，就像我们出口自己的原材料和组装件，它们转眼被送回来供我们消费。任何不符合这个范式、没有被西方接纳的东西，都不会回到我们这。而我们自己，只有又在扯淡骂腐败的时候，才会想起那些垂死的工人和正在解体的国家。多少次，我们勉强维系，喘息着苦苦求生的时候还做着追赶的幻梦，以非暴力的名义，在欧洲的旗帜下，高举发光的智能手机，我们疾呼：我们要启蒙！我们要欧洲！

以此为中心，只有两种观点得以存活。一个是开放的自由主义，基于西方的范例追求人权平等，机会平等和代表权平等。他们通过非政府组织推行这一方案，不谈经济利益，也不考虑推进这一行动在社会结构上的不可行。这种做法会启发那些祖母辈曾是第一批女权主义者而且革命成功了的人，因为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当代历史是罪恶的，不符合
anti-communist
共识所描绘的图景。为了及时有效地照着西方来衡量自己，现存的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历史中清除掉，否则，哪怕某天我们自己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显然也会被证明是在开倒车。

第二种观点是自由主义者和右翼分子都支持的
anti-communist
共识。当右翼分子将欧洲人的定义局限在基督教和独一无二，自由主义也就逐渐滑向右翼。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资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无法为底层带来同样的经济利益，而同等的经济收益正是平权的基石。所以自由主义攻击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以保守主义的名义，散布对“娘炮”和同性恋的恐慌言，剥夺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权力并使她们屈服于男性。整个东欧都是这样做的，一切提供其他备选方案的理念都必须被推翻，被判定为差强人意且遥不可及，这样就只有现有的秩序才是正当合适的。如果这还不足以确保人们绝对服从，它们就会用外部敌人来恐吓人民：比如移民和俄罗斯人（乌克兰法西斯分子也待在俄罗斯）。在其他政治议题上也是如此，只要那些人打着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的旗号，他们就不可能被指控叛国。

难怪维克多·奥班（编者按：匈牙利总理）能成为大家的榜样，他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宣扬了这样的观点：要成为真正的欧洲人，我们不需要比西方更西方。只要我们在憎恨每一个非欧洲人时，叫得最大声、最激烈，我们就能成为“最欧洲”的人！

大家都为说到的这些事含泪大笑，它们看似迥异，实则一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病态表演。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笑声很轻，仿佛终于迎来了一次姗姗来迟的家人团聚。重担一起来担会显得更轻松些，大家都疲惫至极，但谁也不愿意入睡。拜托了，继续吧，告诉我更多你们那儿发生的事，我也会继续告诉你我的故事，毕竟我们并不总是孤身一人。

因为东欧不仅仅有野蛮、愚蠢的自由主义、来自熊的攻击、酒精中毒、走马灯式的革命，或者被捕的边境走私犯、输出到纽约的戈普尼克文化：在东线上还有许多新的动向。

▲东欧地图，来自维基百科

因为我们在战斗，东欧在战斗——很多时候是以同样的方式——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连游泳都是同步的，如果是在奥运会上，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些年来我们发动的所有的运动：为了争取房产权建立的共同战线、骨干分子们成立的合作社、低调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者、星星之火的反法西斯者，还有为劳工法鼓与呼的独立工会，他们领导了蓬勃的罢工运动，涉足大众传媒领域，自己出版杂志……在这里，在那里，一切的波澜和褶皱都被历史以同样的方式熨平了，所有这些秘密几乎不能宣之于口。这些年的所有运动、所有痛苦和实验、来自西方不成功的输入、在公共空间无用的争论，它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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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步主义的全部结果。而那些被“收买”了不去理解它们的人就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对人的审查就是通过资助性质的“收买”来实现的。

如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运动和集会，没有先锋，只有活动。但是，尽管有一场又一场的活动，我们也的确学习懂得的越来越多，但实践却让步给了理论，这理论是我们的，但也只限于我们自己。我们得先为东欧缝制一件合身的外套，因为只要塑造东欧主体形象的权力还在他人手中，“西方的外套”就永远不会合她的身。她的形象比别人都要模糊，因为不管走到哪里，她永远都是不够“白”的东欧人，她一辈子都在做着追赶西方的白日梦，但西方人从来没有想过为她在桌上留一席之地。是她，现在正纵横游荡在这整片大陆上，她带去商品，她烹饪食物，她打扫房间，她清理餐桌，她建造房屋，她采摘水果，她翻修墙壁。没有谁能代表她的形象。然而她渴望回到老地方。即便在那里，医疗制度将“谋杀”她；即便在那里她即使找到工作，也不得不跪着干活，把姿态摆得越来越低；即便在那里，她的养老金没有任何保障，孩子们也没有未来可言；但是她渴望回去。因为在那里，在平静的表象下，人们在持续不断地为生命和尊严而奋战。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片时间之外的、被他们称之为东欧的荒原上浪游，为了有朝一日能抵达应许的迦南地，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过去的年岁里，我们在斗争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即便每次潮水都会褪去，失败似乎来临，但当潮水再次涌来，它必将一次又一次地以更大的力量冲刷着海岸。是时候让东欧自我陈述了，走出进步的阴影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嫉妒心，直面我们被迫相互竞争至死、我们的梦想被公开拍卖的事实。

这并不仅仅是只给某些欧洲怀疑论者或欧盟改革党投票那么简单。这是来自“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愤怒，这愤怒大于希望，表现为越来越激烈的斗争。这斗争带来了它的观点，开拓着它的生存空间。这场战斗为了甩掉一切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开始，让时间为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为时间工作。要在实现我们的命运彼此交织中解放我们自己。这交织不仅是地理的，更深埋在四分之一到半个世纪的徘徊之中。

其实，我们要做的很多工作已经在不同维度上开始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互不知情。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分散的行动连接起来，能够追求共同的解放，那么我们的斗争也就能如我们的处境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战线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为战。

在第比利斯的最后一天，我们一群人安静地坐在城市上方的湖边，先是一个骑着摩托艇的警察来将一对格鲁吉亚夫妇驱赶上岸；没一会儿，一个肌肉发达的保安就过来要把我们赶走，他冲我们喊道：“这里是私人财产！”那一刻，我意识到，显然只有我们继续当一个身在西方的东欧人时，我们的国籍才算数。而在东方，我们将永远被私利所压迫。

这片大陆上是不会也不能忍受太久这样的情况的，我们终会起来反抗。然而，这种反抗的参照不该是西方革命，那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应该参照自己的历史，它存在于我们的血肉之中，在这片黑土地之下，在钢筋水泥之中，在我们语言里大量精妙的咒骂中，我们每天都用这些话为世界“洗礼”。毕竟被污名化已久，我们这些下等人再大声点，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