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孙立哲的口述

来源|    史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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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孙立哲考入清华附中;

1969年初,

插队知青孙立哲成为赤脚医生。

孙立哲: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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