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翼：10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67天消灭疫情的伍连德

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内（1911年）

满洲里，在鼠疫人员带领下，伍连德到居民集居区查访鼠疫患者（1921年）。

伍连德像（1934年，时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

1911年3月19日，清东三省总督锡良关于在奉天（今沈阳）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由伍连德负责筹备的奏折（部分）。

伍连德博士战胜鼠疫之后，地方政府官员向其赠送的“名振环球”书法横额。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人们可以查询到1901-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Lien-Teh Wu)。

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五项奖金，后又增设“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地球奖，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或组织。

每年的9月，物理学、化学等几个不同专业的诺贝尔委员会向全球各地的数千名独立人士(具备一定资历的学者、科学家等)发出邀请，请他们推荐自己认为下一年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由于许多独立人士经常推举同一个人，因此每年只有不足200名科学家最终被提名，成为候选人。

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除了公布最终获奖者外，凡作为候选人的科学家，名字都不对外公开，并设置了50年的保密期。因此，对于出现的各种传闻，如某人获得提名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云云，其真实性必须等50年后才能得到印证。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其父伍祺学系开设金店的侨商。伍连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他7岁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接受10年制教育，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勤奋刻苦，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1907年，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聘伍连德回国担任了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伍连德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伊始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他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这些，颇有助于他以后对中国医史的研究。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武力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伍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他赢得了“鼠疫斗士”的威名。在这场与凶恶的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医务工作者和救护人员献出了生命。伍连德当然也是首当其冲，身处险地，但他义无反顾，他一心要做到的，就是实践自己的一句承诺：“人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士报之。”

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外交部，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四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 

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这座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均为我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我国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伍连德生长于19世纪末英属南洋，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他的故乡，因此又有英侨民身份。但他的诺奖候选人报表“Country”一栏上写明了“CHINA”。此时他56岁，回到祖国服务已28年。

在这份资料中，还有两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侯选人，于“Country”一栏也填有“CHINA”，但都不是华人：曾在奉天(今沈阳)南满医学院工作的日本人Yas
Kuno(人类排汗生理)和在北京工作的法国外交官George Souliéde Morant(针灸)，分别于1936年和1950年获得提名。

伍连德博士的诺奖推荐人William
W
Cadbury(汉名“嘉惠霖”)，是当时在华著名美国医生、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费城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1909年来到中国，曾在中国工作近40年。他著有《博济医院百年史》，该书是研究中国现代医史及近代中外医学交流史重要的参考文献.

伍连德的诺奖评价人是著名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1881-1977)，中译“韩森”。在瑞典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曾于1942-1946年担任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审主席。他著有《病理学史》(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diseases)，其中一句名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被广为引用。

他给伍连德的诺奖提名理由：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试将此段评价语展开——

通过抗疫实践和“疫的研究”(伍连德英文自传中有此专题)，伍连德博士提出和确立了“肺鼠疫”学说(著有《肺鼠疫论述》，1926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英文版)。在他带领和组织下，依据科学的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了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通过临床实践及病理解剖和微生物学实验发现和确认了肺鼠疫“呼吸”和“飞沫”的传播方式，并对肺鼠疫自然疫源地追踪调查，提出见解。他于肺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为公共卫生学，检疫学、防疫学、疾病社会学等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应是伍连德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的大致理由了。

1983年由国际著名流行病学家J.M.

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华人科学家，当是对他在人类医学科学领域杰出成就的有力肯定。伍连德因他的科学抗疫实践和对疫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于1927年获得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今W.H.O前身)授予“鼠疫专家”称号。

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我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上海为我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 

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我国海港检疫事业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与伍连德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选在阜成市场（位于北京白塔寺东侧）,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四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 

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除上述北京中央医院外，主要的还有：1912年在东北各地建立的防疫医院；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1930年以后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下设的各口岸建立的检疫医院等。 

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医官林家瑞提出办医学校的建议。伍连德接受这一建议遂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我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伍连德虽然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有中华儿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F.加里森（F.Garrisen）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 

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曾这样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伍连德在哈尔滨扫灭肺鼠疫的煌煌功业，在20世纪人类抗疫历史的大幕上实在太荣耀伟大了！

“由于他的逝世，医学世界失去了一位英雄般的和几近传奇式的人物，而他对这个更广义上的世界的贡献，要远远多于这个世界迄今所给予他的回报。”

伍连德的贡献在哪里呢？英国泰晤士报提到是他的“医术和奉献精神”，使“吞噬了6万人生命的鼠疫没有演变成另一场黑死病”。欧洲人深深知道：黑死病作为悬在欧洲中世纪上空最可怕的魔咒，曾以99.99%的死亡率，大约灭掉过欧洲30%—60%的人口，引起过无数宗教、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上的巨大震荡，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

泰晤士报还特别指出，“由他来负责全权指挥”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那旷世危机悬于一线的时刻，选择抗疫主帅时，一个历史的错位就可能酿成世纪大祸。此外，他要对抗的，“不仅是清帝国那积习成癖的低效率，而且还有欧洲同行们在科学上的无知和种族偏见。”

文中还提及了他“1879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家族是来于中国广东的移民”。他的“诸多才能使他获得了女王奖学金”，并在“1896年进入剑桥大学艾曼纽学院”，受教于格兰德·豪伯金（英国生物化学家，1929年诺贝尔化学生物奖获得者），并“赢得了自然科学奖第一名”，而在圣·玛丽医院实习期间，他“胜过了未来的勋爵伯纳特·斯皮尔斯博雷（英国近代极其著名的第一位法医）而囊括了医院所有的奖项”。“除了消灭两次大规模鼠疫之外，他还在联合国机构中作了大量艰苦和神圣的工作，并参与世界每一大洲的会议。”

泰晤士报的讣文中的概括是准确的：他的贡献不止于医学界一隅，而有更大的范围：对鼠疫发生地来说，他拯救了这个城市和人民；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他阻止了大瘟疫的爆发扩散；对世界人口来说，他拯救的不是几个而是以百万千万之基数来计量；对中国近代卫生医学事业来说，他拓荒性地奠定了某种全局性的结构基础；对中医在世界医学中的地位，他以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医的概貌；他主持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低迷之岁月，展现出国家荣耀的历史亮点之一。

晚年的伍连德远居海外，但他一直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