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资本逐利能级递减衰弱趋势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变量

以“经济全球化中资本逐利能级递减衰弱趋势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变量”为题作专题发言

美国面临最大难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资本逐利空间受到挤压、能级递减衰弱，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资本困境，成为未来发展最大变量。为何？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就是资本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过程，其结果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贫困积累。最终表现为生产日益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效需求日益不足之间的矛盾，釀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吸收剩余资本解决办法：时间修复，投资于长期资本项目，从而推迟过剩资本再次进入当前乃至未来资本流动；空间修复，开拓新市场、新产能、新资源、新社会与劳动力可能；时空修复手段并用。同时，在资本一端，随着资本不断积累，稀缺性自然会不断下降，资本之间的竞争必然不断加据，其利润将随着竞争的加剧在行业内、国家内、甚至全球范围内逐步趋于平均化，并且这种平均利润率也将随着竞争的白热化具有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衰落，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敲响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

资本的逻辑使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性固有矛盾加剧。几百年来，尤其是一战、二战与冷战结束以来，为了续命，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通过发展世界贸易，扩大市场规模；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升级，赢得市场竞争优势；通过产业垄断、国家垄断等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赤字财政、量化宽松等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有效需求，维护资产价格等等。这一方面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跨国经营的发展，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另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个别国家、少数人快速积累，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进一步加剧。如今世界上最富五六十个人占有财富总额，已相当于全世界较穷一半人口拥有的全部财富总和。一方面是少数人财富富可敌国，另一方面是各国财政破产、货币超发，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化。以至于各国有识之士均大声急呼，必须正视和解决财富分配不当、占有不均的严重问题。

“经济全球化”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是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衰退和非武力扩张的良药。

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颠覆性改变，大踏步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实质：资本主导；全球分工；金融创新；枪炮控制。驱动全球化五大要素：贸易的开放程度、资本流动、科技和意念交流、劳动力流动和文化整合性。以此为观照，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是西方价值、大国力量、资本扩张、财富掠夺，是美国主导的游戏，是二战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用资本主导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充当资本大佬、美元霸主、国际宪兵。

事务的两面性就凸显出来：一方面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巨大，一方面美国内生性结构性问题与冲突不断激化。美国富人阶级通过其所拥有的资产，包括个人企业（跨国公司）、房地产（海外资产）、股票和债券等，搭乘国家发展与向外扩张的列车，享受经济全球化大部分红利。据数据分析，1990年~2010年这20年间，有3.2万亿美元从美国流出，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净投资5.3万亿美元的60.1%。按照新增就业人均25万美元投资计算，如果这些资本留在美国国内进行投资，将能使2320万人获得就业机会。资本杠杆放大经济全球化“钱生钱”效应，手段之一就是举债。2016年特朗普上台，债务达20万亿，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当前年度7160亿美元军费开支，只有发债。金融大佬彼得·希夫认为特朗普与华尔街在玩危险游戏，预言到2020年美国债务要达到25万亿美元；到2024年那个任期，美国债务就肯定要突破30万亿美元。

美国内生性结构性问题与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资本要素流动超越了劳动力要素流动，造成财富分配不公平合理；产业链全球布局导致产业外移以及生产自动化，使得劳工丢掉工作机会；华尔街金融化游戏使得贫富差距极大加剧；“财富不均等、机会均等”“美国梦”价值观被颠覆等。美国中下层白人不断在迷茫中觉醒，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先后发生占领华尔街、反精英民主运动、一系列枪击案等社会事件，标志着西方白人世界的“生存空间”意识日趋激化，在社会精英中寻找政治代言人。

有鉴于这些复杂变化，影响美国未来发展的变量无非对内对外两个扇面演进——

对内政策变量：协调平衡社会矛盾。一是会用美国精神进行社会整合再动员，提出一系列新口号，比如类似“美国优先”“美国再强大”“让制造业回归”“让美国人继续过好日子”等，提振美国人信心，鼓舞美国人斗志。二是税赋改革，主要是向企业减税以倾斜劳工阶层，同时向富人增大征税力度。近期，美国总统竞选多位候选人均提出了类似主张，比如，民主党候选人沃伦就明确提出向拥有5000万美元以上财产者每年征2%财产税，向拥有10亿美元以上财产者每年征收3%财产税的政策主张。三是树立假想敌，将经济矛盾注意力进行转移，比如归因于中国和西班牙裔新移民，加大反对非法移民力度，甚至于采取意想不到的措施限制、剥夺与打击新移民尤其是他们的财富。四是激化党争，政治会更多呈现出草根逆袭、民粹主义的娱乐化趋向，变得更为不按规则出牌，更加匪夷所思。这一国内政治变量，在2020第59届总统选举中会有充分表现。

对外战略变量：维护金融资本霸权。一是在全球尤其是重点区域制造乱局乱象，形成世界到处不太平只有美国安宁的局面，同时着力打造美国“资本乐园、富人天堂”的拜物教神话，使国际资本留在美国，支撑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资产比如股市繁荣。二是谋求建立国际资本扩大规模、形成垄断、利益最大化联盟，比如整合西方国家资本力量，组建“富人俱乐部”，重新制定对美国有利的经贸游戏规则。三是通过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等手段，遏制打压并迫使协同新兴经济体与美国资本深度融合，使资本获得新的进入、生存、盈利与发展空间，继续维护美元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四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比如培植内部反对力量，策划发动“颜色革命”，催化分裂肢解行为，激化地缘政治冲突等，搞乱搞垮搞残“战略竞争对手”，维护金融资本全球利益。五是采取舆论造势、经济制裁，甚至于不惜挑起发动局部战争，削弱所谓的潜在敌人，确保世界霸主地位不可撼动。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首届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何建华 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此文是10月19日在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论坛”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