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启宗谈香港之一：香港民生有问题，但根在政治生态》一文值得深思（增补稿）

      我赞成陈先生的看法。香港的问题，从香港回归前几年开始就有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其中撒切尔政府做足了文章，之后美国也全面介入进来，其策略大体一致，都是“温水煮青蛙”——物色的目标就是香港青少年学生。而香港回国的时刻正恰中国刚努力结束文革的影响，经验也还不足。由反修例示威引发的香港社会风波就是英美“温水煮青蛙”的“开锅之作”，在英美政客和港独头目看来是“水到渠成”。实际上，香港从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就注定了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任何一个特首上台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泛民代表左右了立法会。政府只要想做点事，泛民代表就全力反对，这早已不是“参政议政”，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

  一、历史的回顾

      早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想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搜集情报，于是派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马戛尔尼使团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是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而双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在各自的利益上采取了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因此，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并由此导致外交谈判的失败，西方史学界认为，这是大清王朝失去了进入现代国家最后一次机会（[法国]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尽管谈判失败并被驱之，但是从广州到北京往返的长达近一年的活动，马戛尔尼对大清王国的颓败已经基本了解。由此，马嘎尔尼返回英国之后便留下了“清廷必将灭亡”的预言。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此后在孙中山的革命炮响中，封建王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大英帝国租借。

 二 、香港不是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

       香港尽管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文化，但香港回归前的100年中所形成的“民主自由”与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共和”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大英帝国治下香港的“民主自由”不过是借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安分敬制”的“异种”，是已经被西发包给社会抛弃了的古希腊“城邦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广场选举”。按照吴稼祥先生的描述：广场选举就是一群人，谁的嗓门大，谁能忽悠，谁是帅哥靓姐，谁说的就是对的。所谓程序和理性很难谈得上。也就是说，香港其实不是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殖民时代的香港人只享有“顺民”待遇，不具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与真正的英国公民身份不是一码事。市民社会这个词既指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又指一个统一的社会。观点、利益和组织的多元化源于个体和群体在需要维持和平秩序的限定条件下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而它的统一性原则。源于这种社会的一个特性，即社会成员都会共享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意识（a 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一个市民社会是存在于领土界限内的，公民资格是因生在父母所在的那个社会或在那个社会的领土内长期居住而获得的。公民资格代表着这个社会的全部可能的成员资格，即这意味着他要承担一切的权利和义务，要参与这个社会的。集体活动包括通过参加公职竞选和在本地本区域和全国参加选举而实现的政治参与。以及通过公共舆论机构和结社、集会及示威自由而将意见和利益自由表达出来的政治参与。

        从香港回归前后，问题一开始暴露出来，即立法会选举的问题：因为从宣誓就职那一刻：当选的尤慧珍等人就说“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既然反对“一国两制”，怎么就成了“坚持一国两制”的立法会成员？参选资格或者说当选资格的审查制度和程序安排肯定有漏洞，再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外部势力的干预之外，泛民势力也不能小觑，所以香港回归之前关于《基本法》中特首的人选方式，泛民派就极力主张普选，普选理论上讲是一种好办法，但香港的舆论界实际上是被泛民派系势力所掌控，所以泛民派鼓噪“普选”不过是“暗度陈仓而已”。也就是泛民派利用了香港社会多数习惯不过问政治，缺乏公民的“国家意识”的基本状态。

       正如陈先生指出的：“还有人说香港房地产商阶层控制了政治。这简直是笑话。可能有个别人很有政治手腕，但其他大多数房地产商哪里懂什么政治？8月13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在报纸上登了个声明谴责暴力和破坏行为，对这个没有政治意识的群体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郑永年教授不久前在一次对话里批评香港房地产商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只知逐利却不承担政治责任。可你怎么能指望一群连政治观念都没有的人去承担政治责任呢？何况现在房地产商在香港社会上不再受到普遍的尊敬，说话没有人听。这和1997年以前那个大家“向钱看”的年代不一样，那时候谁钱多谁就能得到尊敬。这个格局在回归之后早就已经改变了”。

三、香港社会中的泛民来源及产业的退化

       就历史而言，泛民派中当年四次“大逃港”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的“逃港者”及其后代大部分都倾向泛民的主张，比如，影响很大的港独报纸“苹果日报”的掌门人就属于“逃港者”之列。所以历史形成的政治影响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的香港尽管“泛民”人数不多但其舆论影响不可小视，因为大多数本地港人不太关心政治，而“泛民”则对政治非常敏感。香港几乎所有的社会风波都有泛民的挑唆。自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上的泛民代表一直是与港府对着干——就是跟港府过不去。不过从化解矛盾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尽管历史的问题不能消除，但除了极少数依靠外力肆意暴乱者之外，对于多数逃港的泛民及家属，港府可以通过适当安抚（如采取类似照顾“知青回城”的相关政策或解决一些个人家庭实际困难等方式）和治安法治的重整来化解不利因素。变被动为主动应是缓和香港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

       内地开放之后，港资进入内地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除了房地产业，香港原本就不发达的制造业其实肯定整体实力远不如日韩两国。所以早期的港资家电行业很快就“败下阵来”。纵观内地的家电行业，现在除了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的国外品牌和内地本土的品牌，港资的品牌早已无影无踪。香港的制造业其实谈不上水平和规模，许多香港的小企业，甚至个人凑点钱就可以在内地“来料加工”就地销售，快速赚钱。基本没有长期发展的打算。他们的优势仅在于利用“外资进口原材料”的便利和“内地用工便宜”而已。香港的小企业，甚至个人投资内地的设备相当一部分是淘汰的二手设备。例如“BB机”、“大哥大”等都是生命期很短的产品，这些企业和产品注定要被内地的产业发展所淘汰。

       香港是回归之前的大陆第一“转口贸易港”，随着内地的开放搞活，转口贸易业务被内地的港口分流。加上香港原本制造业和科技能量就不是很强，所以与内地相比是滞后了（到目前为止港资企业在内地的市场份额不足挂齿）。香港的金融服务虽说很不错，但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深港通”始终不成大气候，似乎香港的金融资本对内地而言有看“不上眼或者”“老死不相往来”的情节。到了现在，香港金融地位和影响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具参考消息网9月15日报道境外媒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9月13日说，董事会“一致拒绝”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并购提议，并称考虑到港方提议存在“根本缺陷”，双方“没有必要进一步接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9月13日报道，伦交所发布了致港交所的拒绝函。该函件由伦交所主席唐·罗伯特签署。伦交所说，港交所在向它提出并购建议两天之内即公开发布提议内容，它对此“深感吃惊和失望”。伦敦证交所在一封致香港交易所的信件中提到了诸项担忧 ，包括：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潜在监管问题；伦敦证交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相较而言，上交所是我们更为青睐的能接触到中国市场众多机会的直接渠道”；香港交易所本已有很大的市场成交量，与港交所结盟“将是一个重大的倒退”；港交所收购对价中的股票价值存在“内在不确定性”。

四、香港的通识教育

      再一个就是教育问题。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通识教育”已推行10年，是香港“高考”核心科目，却对教学材料缺乏监管，不少“教科书”曾被揭发存在偏颇或错误：比如污名化“一国两制”、美化反对特区政府行动、煽动青少年违法，甚至某教材的编审就是违法“占中”分子。这背后反映了香港的教育界确有一部分教师的蛊惑和煽动，这些教师恰恰利用了“学术自由”和制度上的教师对课程的主导权这个幌子勾结外部势力煽风点火。陈先生说的很到位：（原本）“殖民地教育是去政治化的，也就是，本来普通香港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英国人走之前突然把“政治”放出来了。这些年来教育掌握在泛民派手里，香港被他们搞的高度政治化，炮制出一种反中国的身份认同。”香港的“通识教育”居然课本上就写着内地“中国是独裁政府”等等。“中国近现代史”全被泛民教育者所歪曲，学生基本不了解香港的过去和回归后内地的发展进程。加上香港回归以后，社会对未来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转型缺乏共识或明确的方向，由此带来的社会“预期紊乱”实际上蔓延到各个领域和阶层。这次伦敦证交所拒绝港交所的“建议”并不意外，其发表的“拒绝公告”讲的话已经很难听了。可见，香港最具优势的“那一部分”也已经失去了国际吸引力。总之香港的问题很复杂，原因也很多。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社会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就是与德文的“资本主义社会”同一词）必需具备的“个人的社会集体自我意识（共识）”，呈“一盘散沙”。二是，破坏”一国两制“的势力左右了香港的政治舆论领域。因此香港的问题不经过”刮骨疗毒“的改造就不能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地共谋发展，保证使香港继续保持”东方明珠“的信用和美誉。 

 五、问题的解决的步骤思考   

      最后，“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首先从政治上讲，香港立法会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很多问题就出在立法会上的泛民势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国两制”是“港人治港”的大法纲领，所以在立法会上反对“一国两制”就已经违背了基本法。因此，立法会的所有程序议程必须回归到“一国两制”上来严格执行。参选者必须遵守《基本法》的原则。进而，港府与香港各界充分沟通谋求共识，并且就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以及合作形成有约束力的法条：打击各种乱港分裂势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市民安全；兼顾香港社会各方利益，重点改善底层民生与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香港的优势在于：

1、随着内地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历史客观造就的香港转口贸易不可能再“统领内地经济”，连最具优势的金融服务业也面临着世界经济的考验。这次伦敦交易所拒绝港交所的“邀约”已经清楚地表明，香港金融业已经基本失去了东亚“领头羊”的地位。但是香港毕竟经历了国际转口贸易的鼎盛时期，所以包括人才在内的金融、法律、经贸服务咨询，特别是风险控制，海外投资和并购等方面整体上仍然具有天然的“禀赋和内生动力”。即经验和运作机制都是有的。

2、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决策有利于香港参与国内产能向海外投资发展的机遇。同时，结合内地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有利于把“过剩产能”转化为“新兴产能”。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升级“路径”做了比较明晰的阐述，也就是发达国家的“顶层创新提升”和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升级是相当一段时间内需要去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也就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途径。香港作为自由港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因此“海外视角”和洞察力相对于内地而言是颇有长处。所以两地的政企合作无疑是共赢之策。

3、同时，香港和内地实业界和理论界结合香港和内地发展的层次和需求一起着实拿出一些解决办法来供决策层参考，比如港府的“公屋”计划与内地的房改和“土地流转”改革经验与实践是否可以借鉴；土地资源紧缺的香港是否可以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先进技术的研究创新基地和孵化区等。毕竟香港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还是排名靠前的，师资的国际化程度高于内地高校，在某些研究领域并不落后，关键是怎样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我们不能真的如同郑永年所说：“中国的智库有库无智”。

4、自1800年以来的100多年里，香港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充分市场经济，“自由港”也不表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完备。但是，在新中国进入WTO之前，香港确实对内地的对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对未来的“一带一路”与加入国的发展思路仍然有不可小觑的作用，香港具有的非实物资源优势可以更安全、更有效和更全面地提升这种国际合作的效能。    

不管怎么说，香港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解决的途径不可能单一模式，有些问题可以“先行先试”。问题是不要回避问题，要实事求是的把问题搞清，“不谋一隅不足以谋全局”。以此为基础理出个头绪来，进而找出一揽子解决办法来，接下来就是落实。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办而有决，不离原则”的基本精神似可以参考。

附：《陈启宗谈香港之一：香港民生有问题，但根在政治生态》https://www.guancha.cn/chenqizong/2019_09_17_5181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