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之瓜背后的商人、商业和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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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关于“黄台之瓜 何堪再摘”的不明不白的表态,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论,甚至是批评。前两天当事人在亚洲新闻周刊进行了一番澄清:“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也许是我们太敏感了,对商人要求也太高了,更主要的是对商人这一社会身份和职业缺乏理性的认知。
商人只是社会分工体系之下的一种角色,既有人类的共性,又有职业的特性,既不高尚,也不会过于卑鄙。毕竟商人追求的是钱,想赚钱的话太高尚了赚不来钱,太卑鄙的话只能做一锤子买卖,没有稳定的顾客。商人起源于人类供给和需求在物品、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也就是你拥有的却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你自己又没有,你需要的物品和需要你物品的人不在一个地方,你这时候需要某种物品但是却没有,等你有的时候又不需要了。一开始人们是自行交换来解决这些不一致的,但是随着商品种类和商品规模的扩张,如果自己去进行供需的搭配,效率太低了,成本太高了。这时商人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帮助人们进行供需的搭配,使人们把不需要的物品快速转手出去同时买到自己喜欢的物品,把物品从丰裕的地方运到短缺的地方,在人们普遍不需要的时候进行存储,待人们需要的时候卖出。这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商业,商业的繁荣只会使得人们越来越便利。
当然商人做这一切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不需要的人和需要的人之间对某商品评价会有差价,某商品在富余的地方和短缺的地方也会有差价,在富余的时节和短缺的时节也会有差价,正是这一差价让商人看到了牟利机会,同时也帮人们调剂了供需的不匹配。所以商人是不可少的,他们的牟利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人们的供需不匹配产生不了差价的时候,靠商人又是靠不住的。比如穷人快饿死的时候,商人不会好心救济;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商人也不会多管闲事,甚至商人通过金钱的作用还会加剧不公正;社会出现灾难的时候,商人不会舍己救援;国家危难,更和商人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商人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需要独立于商人的群体和组织处于社会公心来从事,并从民众那里获取名誉和物质支援,但是和商人的动机是不一致的。
商人如果安于商人的事业,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问题就在于很多商人不甘于仅仅赚取交易中的差价,而且差价往往都能看到,大家一拥而上,很容易导致差价的丧失,甚至还会做赔本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往往会谋取政治和权力的支持,和国家权力及其官僚相结合,通过特权来牟利比通过市场差价牟利方便多了,利润也会大得多。但传统中国毕竟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大国,百姓单靠农业已经活得很滋润,国家和官僚靠税收也饿不着,所以商人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商业也成不了社会的主业。中国历来也不缺官商,但官商虽然对统治者有一定作用,但是并不被民众认同,也不被统治者信任。看看明末的东林党就知道了,一方面迫使朝廷给工商减税,一方面又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农民,当朝廷危难之际发不出军饷时,又有谁会站出来。
西方社会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环境条件来形成商业文明。山地多,平原少,河流和港口密集,人们的财富大多得自商业,统治者也需要商人财富来供养,而且商人和统治者又都受宗教的束缚,所以商人和世俗权力相结合有着既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商人和世俗权力合伙干掉宗教的统治之后,经济上的合作便开始了,世俗权力从商人那里获取财富,商人从权力那里获取商业特权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进而财富越来越多,形成独特的重商主义文化。后来把这种重商主义模式又运用到国际贸易上甚至殖民统治上,商人利用权力和军队不仅从国内牟利还要把逐利的触角伸向全球各地。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便来源于重商主义,因为商人并不甘于从流通环节赚钱,而是希望直接用之前积累的财富和劳动者结合,连同生产环节也一并操控了。商人要想实现劳动者和货币财富的结合,必须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赶出来,于是便有了血腥的圈地运动。而当时美洲的英籍移民还直接去非洲抓奴隶进行黑奴的贩运,把黑奴买到美洲进行劳动,再把劳动成果卖到其他大洲,特别是亚洲,这便有了后来的美国,也有了后来的侵华战争。
近现代以来,我们在西方商人和资本家主导的全球财富掠夺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再去重复欧美的发展道路,更何况我们自古就不是那种商人主导社会的文明形态,更没有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发展社会主义,构建工农并重的国民经济体系,均衡生存资源的社会占有,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对于商人群体,既要尊重他们的价值和作用,又要防止他们脱离国家和人们的约束走向重商主义甚至资本主义,让他们安于从流通环节的商品流通中赚取差价。像当年的晋商那样,义利并重,照样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